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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纯教授指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的思想严格来讲是一个以汉字为特色建构起来的体系。作为近代中国最有特色的思想家之一，尹昌衡的思想和创作经历主要集中在民国时代，而检视众多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民国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均未涉及尹昌衡之思想。就此而言，尹昌衡可说是近代中国被漏列的重要思想家。 事实上，尹昌衡的思想体系最能代表中国思想史的特点，因为其立基于一个亘古亘新的汉字体系。尹昌衡创造了一个汉字——近似“白”字（音：兹，形近“臼”），这个汉字经过推演、联想，能够和已有的汉字，以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打通，构成一个独特而完整的思想体系。单纯教授认为，一个思想体系能否确立，取决于这个思想体系最高的那个概念，即哲学术语中的“实体”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的概念”，看它能否融汇贯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领域，并演绎出关于宇宙、社会、价值、认识等领域的知识。以这种标准衡量，尹昌衡所创制的“白”字思想体系确实称得上“标新立异”且“卓尔不群”。 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建立以已有汉字为基础之上的特殊概念体系，降至近当代，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廖平的“变通”的经学思想，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亦宗教亦哲学”，熊十力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理性主义”，冯友兰的“新理学”， 其核心概念皆以中国人熟悉的汉字表达。唯独尹昌衡独创一个“白臼形状相互损益”的汉字，以仓颉的创字信念，作为自己权威性的例证，彰显了中国文化直观、象形与生命体验取向的特殊魅力。 张岱年先生曾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最有名望的三位思想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进行评价，认为三人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中西哲学融合的特点：熊十力九分佛教唯识学一分伯格森生命力学，金岳霖九分西方分析哲学一分道家思想，冯友兰则是五分西方新实在论五分宋明理学，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哲学体系。单纯教授表示，与前述三位思想家对比，尹昌衡的思想呈现的不仅是中西掺半，而且突破了西方宗教和科学二元对立的影响，将包括西方宗教在内的五种中西方主流精神文化体系汇入他的思想之中。具体而言，尹昌衡融合了“大同”、“变易”、“唯识”、“心性”、“道”或“理”等中国三教中已有的概念，以及基督教的“圣爱”与伊斯兰教的“顺从”。以“白（音兹）”字为基础，统合五教升华为“白学”。通过从中外五种主流的“教化”文化中发掘共同的道德资源，进而系统阐发自己的独创思想。 单纯教授认为，西方思想体系是由概念组成的，如毕达哥拉斯的“几何”，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基督教的“上帝”，斯宾诺莎的“自然”，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等等，这些核心概念的共同特点都是强调外在客观实在，用客观、物理的概念把它体系化，以之支撑整个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家的特点则是回到人之内心的主观信念，以人主体的生命体验构成一个文化体系的基础，是内外合一、主观信念与客观概念融通的。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基本上是一个人本体验体系，如孔子讲“仁孝”，孟子讲“心性”，老子讲“道德”，庄子讲“逍遥”，程朱的“天理”，陆王的“良知”，冯友兰的“境界”，尹昌衡的 “唯白”；此可见中国“以身载道”中是人主体的“身”优先，而西方的“道成肉身”是客体的“神道”优先于耶稣的“肉身”。 通观中西思想，尹昌衡的汉字本体论和文化生成论可说是中西合璧且古今汇通，承先启后且巍然矗立。他对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充满自信，曾表示，自己创“白”字的初衷是“厌其与白色之白同也，因革之而正画中点，无若白字之偏捩，以昭宇宙之正大。”（白臼相互损益而得其字形）其中蕴含了自然、物自体、道生万物、滋生、天地生物、上帝造人、立法救赎等深厚的思想意蕴，以形似“白”字的“臼（音兹）”推衍出宇宙化生原则的“皇（白 王）”，普遍性实体的“比比皆是的‘皆（比 白）’”，所指万物现象的不定代词“者（走 白）”以及表征人生目的论“孔颜乐处”中的“乐（繁体字‘樂’以‘白’形为人头形的中正上位）”等等，其字形推衍出的思想体系，在古今中外思想体系中不可不谓“叹为观止”！ 尹昌衡面对中外文化传统的精神洗礼，躬逢中西文化碰撞且中国社会面临近代转型之契机，自觉身负会通五教、继往开来之文化使命，以时代文化托命人的身份提出了以“白”为核心概念的思想体系，旨在构建一种别具特色的世界文化哲学，以兼容五教并阐发人类共同的思想价值。 最后，单纯教授讲到，尹昌衡的“白学”思想体系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呼应时代人文精神的文化哲学，其中充满了“经世济民”、“普度众生”和“博爱平等”所彰显的公共道德价值，是中西文化传统中深厚的精神资源，值得共同珍惜、开发和分享。 讲座结束后，单纯教授还与听众进行了互动。舒大刚教授对单纯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并邀请广大听众继续关注中华文化研究院推出的后续系列讲座。 责任编辑/潘 尊道贵德，明体达用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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