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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罪犯改过自新的地方，是剥夺他们人身自由的囚笼，然而，却有人将监狱变成了衣食无忧、荒淫无度的天堂。 此人叫邹显卫，绰号“虎豹”，1963年3月出生于大连市金州区，后逐渐成长为黑社会头目，管理着一帮近百人的黑社会团伙。 邹显卫从小就好斗，与人打架是常事，成年后的他借着高大剽悍的身躯，脾性愈发残暴。 1979年9月，16岁的邹显卫因持刀伤人被劳教2年。 1983年4月，邹显卫又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出狱后，邹显卫觉得光靠打打杀杀也没什么意思，决心好好“发展”一下。 几番考察后，他开了一家歌舞厅，为了保证舞厅不受同行的侵扰，他将社会上一大批地痞、流氓收罗门下，渐渐形成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称霸一方。 有了这伙打手，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涉足到娱乐、餐饮、房地产等多个行业，资产逾千万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眼看着邹显卫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地方一霸，一些资历老的“大哥”决定教训教训他。 高福崇就是当中之一，偏偏邹显卫仗着自己羽翼渐丰，并不惧怕这些“老家伙”。1992年10月19日，邹显卫亲自带着7名手下，拿着猎枪、藏刀、木棒与高福崇的团伙发生火拼，当场将高福崇打死，将团伙“二把手”常福胜打成重伤。 以往闹得再凶，都没伤人性命，邹显卫凭着黑白两道的关系，总能逢凶化吉。这回死了人，还是团伙老大，邹显卫见势不妙，匆忙逃到国外躲避。一年后，他以为风声过了，偷偷潜回大连，准备择日重出江湖，不成想走漏了风声，于1994年3月被警方抓获。 1995年4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判处邹显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邹显卫不服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让邹显卫活命，他的余党四处活动，打通了一些关系。1995年11月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邹显卫被捕后，检举了同监室羁押的另一犯罪嫌疑人有更深的案底，经查证属实，警方循此线索破获了一起大案，邹显卫的行为属立功，应依法从轻处罚，故改判邹显卫死刑、缓期2年执行。 按终审判决要求，邹显卫应立即押往辽宁省瓦房店监狱服刑。但当时邹因结核病正在大连监狱医院住院，没有立即到瓦房店服刑。 邹显卫多年在大连活动，人脉颇广，他盘算着，如果能在大连服刑，那坐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邹显卫再次调动自己的关系网络，终于和大连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接上了头。杨福玉告诉他，只有监狱长谢红军有权决定此事，并答应帮他和谢红军牵个线。 几天后，杨福玉带着邹显卫的一个心腹去见了谢红军。因大连监狱从没关押过无期徒刑以上的犯人，最高只关过刑期为15年的，所以，邹显卫这边对事情能不能办成还心存疑惑。宴席间，那人塞给谢红军五千元人民币投石问路，谁知谢红军竟爽快地收下了，并当即表态让杨福玉去协调相关部门，办理邹显卫转到大连监狱的手续。 在谢红军的运作下，1996年4月3日，邹显卫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大连监狱。 入狱后不久，杨福玉就捎话过来，说监狱长谢红军从外地调来时间不长，还没有房子住，请邹显卫帮助解决。邹立即打电话给那名当老板的心腹，很快，一套80多平方米的精装房就写入了谢红军名下。 如此一来，邹显卫在谢红军心目中的分量就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对邹显卫提出的种种需求，谢红军总是一一满足。 1996年9月，为提高创收能力，大连监狱成立了一个公司。谢红军任命邹显卫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公司业务。邹显卫利用他在社会上经商多年、结交甚广的优势，在狱中仅靠电话联系，就为大连监狱揽到不少活。 1997年春节前，邹显卫将10万现金送给谢红军。谢红军照收不误，还夸邹显卫把监狱的公司经营得很好，拍着胸脯让邹显卫以后有事尽管找他！ 在谢的授意下，大连监狱在大墙内的偏僻一角腾出一处远离普通牢房的、独门独院的两室套房，客厅、卧室各一间，专供邹显卫一个人居住。房间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这哪里是牢房，分明是监狱里的一处世外桃源！ 邹显卫本身在大连黑道上就赫赫有名，如今又和监狱长关系亲密，俨然一个牢头老大，不仅犯人不敢惹他，一般的 狱警 也不敢管他，见面还得带笑相迎。新来的犯人都得来拜见他，不懂规矩、不来表示臣服的，必定会吃苦头。一名已婚女狱警为邹显卫的“本事”屈服，竟荒唐地迷恋上了他的魅力，成为其情妇，经常利用上岗的机会溜进邹显卫的独居监舍中偷情，不少狱警和同时期关押的囚犯都曾听到房内传出的靡靡之音…… 邹显卫帮大连监狱的公司赚了不少钱，他以此为筹码，向谢红军提出到外面谈生意的需求。谢红军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但也叮嘱他出去的时间不能太久。 邹显卫本就是喜好灯红酒绿生活的人，这一出去，压根不想再回监狱。每次都是谢红军让人催了，他才不情愿地回去。 虽然邹显卫在监狱里也过着“人上人”的日子，但监狱再好也只有方寸之地，哪有外面的世界快活。1997年的7月，邹显卫觉得时机成熟了，向监狱长谢红军提出减刑要求。 考虑到邹显卫就是监狱的财神爷，又如此爽快大方地“孝敬”自己，谢红军觉得自己没有不答应他的理由。于是，谢红军找来副监狱长汪永明、副处长杨福玉和邹显卫所在监区的大队长于景波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帮邹显卫减刑。 只商量了个把小时，几人就定下了计策，并由直接主管邹显卫的大队长于景波撰写材料。 于景波很快就为邹显卫伪造了齐备的服刑表现考核、立功表现等材料，其中一份立功材料里，编造了邹显卫在1997年5月5日狱中车间着大火时，奋不顾身带领犯人扑灭大火，避免了重大损失等谎言。狱中确实着过那么一场大火，但当时邹显卫躲在后面，屁事没做。材料里还写着：由于表现突出，该犯1996年被表扬3次、记功一次，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7年被表扬两次，记功两次，记大功两次…… 1997年11月，谢红军派人将编造好的减刑申报材料送呈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并帮助打点关系。1997年12月10日，邹显卫被批准由死缓减刑为服刑17年。 作为对谢红军“救命之恩”的回报，1998年春节前，邹显卫在大连市一著名酒店设宴款待谢红军，并在席间将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两个纸袋塞给谢红军。 此后，邹显卫走出监狱的次数更加频繁，但谢红军对其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之事不管不问，听之任之，只要他向自己交上可观的“保护费”，并能按时回监狱报道就行。 1999年春节前，正在狱外潇洒的邹显卫接到谢红军电话，向他索取“过节费”。邹显卫二话不说，直接约谢红军到大连开发区的一家星级酒店，酒足饭饱后，拱手奉上装有15万元的两个纸袋，谢红军照单全收。 春节刚过，谢红军投桃报李，授意有关人员编造材料为邹显卫申报省“劳改积极分子”。邹显卫凭着这份称号，又获得减刑1年零11个月的“奖赏”，服刑时间从17年减至15年。 邹显卫获得出狱的权限后，重新纠结了以往的一些手下，迅速形成了新的势力，在大连城内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再次演变成涉黑的暴力团伙，也为其再度犯下血案打下了“基础”。 而随着手中势力的增大、财产的增多，邹显卫的心态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连时不时回监狱“住”两天的耐性也没有了。他要“彻底自由”，他要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社会，领着他的那些小兄弟大干一场。 为此，他向监狱长谢红军进一步提出了保外就医的要求。 从死缓到有期徒刑，再到保外就医，邹显卫每次的要求都很过分，偏偏谢红军对这个财神爷非常迁就，有求必应，他又召集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商量，最后达成一致，让邹显卫得上“精神病”，以达目的。 在谢红军等人的指导下，从1999年3月开始，邹显卫在监狱里装疯卖傻，经常故意追打犯人做样子，后被送至大连市人民医院检查。检查前，谢红军派人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患有脑肿瘤的病人，替代邹显卫拍了张脑部核磁共振的片子。随后，监狱用这张片子制造了邹显卫患有脑瘤的假诊断。 同年10月，监狱又请来辽宁省某精神病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了司法鉴定，经过一番款待，拿到了“颅脑外伤性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的司法鉴定结论。 2000年3月21日，邹显卫满足保外就医的条件，神气活现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仅半个月后的4月7日，邹显卫带着几十名“小兄弟”在大连开发区维也纳洗浴中心与另一团伙火拼时，持猎枪向人连开两枪，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案发后，邹显卫见势不妙，改名换姓，便衣简从，逃往外地躲藏。直到10多个月后的2001年初，在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中，公安机关才抓获了邹显卫及其团伙骨干成员。 2001年3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邹显卫死刑立即执行。 或许邹显卫是真的“讲义气”，或许他是如上次一样，指望着利用手中的关系网络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性命，总之，直到此时，邹显卫都没有供出谢红军等人的罪行。 200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宏到沈阳视察，闻听该案详情后拍案而起：“马上到大连去，这个‘虎豹’现在不能杀，要彻底查清背后的保护伞！” 办案人员当晚就赶往大连提审了邹显卫，后向检方提出“邹显卫一案涉员众多，需异地审理”的建议。次日，中共辽宁省委主管政法的领导出面协调，邹显卫被从大连押解到了沈阳。 在沈阳，邹显卫完全与外界隔绝，随着时间流逝，迟迟不见有人捞自己，他的心理防线崩塌，终于揭露出了谢红军、汪永明、杨福玉等大批贪婪腐败的司法工作人员。 2003年7月22日，一审判处邹显卫死刑，邹显卫不服，提出上诉。10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并下达了对案犯邹显卫执行死刑的命令，11月3日，邹显卫被执行死刑。 2003年8月18日，谢红军、汪永明、于景波等人被以徇私舞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受贿罪判处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文章来源：韦一同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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