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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2020-09-20  老王abcd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先秦两汉美学研究得到了空前补充,但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一些关键历史时段之于中国美学史的独特意义没有得到有效伸张。王燚的《西周礼乐美学考论》以周公制礼作乐为背景,借助考古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式,对中国西周时期礼乐美学的理论构成和展示形态给予了有力揭示。这项研究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美学的历史认知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为重新确立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是中国制度美学史研究的成功尝试。同时也为重新规划美学的理论边界提供了有益启示。通过这项研究,一种与传统国史论述更相匹配的美学史研究法日益浮现出来。

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以魏晋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前半期,自王国维至宗白华等一系列先贤们,一般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二是20世纪60至80年代后,先秦两汉美学研究得到了巨大补充。如宗白华1963年讲:“过去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从这个时代(魏晋)开始,而对于先秦和汉代的美学几乎很少接触。”[1] 在他看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汉代,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的确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有着不同于六朝以后的特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六朝再往上推,以弥补美学史研究中这一段重要的空白”。[2]宗白华60年代初对于《周易》《考工记》的研究,以及对先秦两汉艺术“错采镂金”的论断,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

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新时期以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先后问世,不仅将宗白华所讲的美学上古史“空白”有效地补充了出来,而且使中国美学史获得了通史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成就在史前和春秋战国时期,而夹在史前和春秋之间的夏商西周、夹在战国和魏晋之间的两汉,对于中国美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有效伸张。新世纪以来,陈望衡、张法、朱志荣诸先生,包括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单就夏商西周而论,这是中国从早期聚落文明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递变的重大时代。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这些王朝原本模糊的面目开始逐步清晰起来。但是就美学史研究而言,前期的准备仍不够充分。比如,夏代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展现它必要的清晰度;商代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出土,但器物与文字如何在美学层面形成互证仍是难题。1981年,李泽厚先生关于殷商青铜器曾拈出一个“狞厉之美”,这也不过是一个风格学意义上的现代臆断,并没有形成对美学历史的深度认识。比如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今人感受到了殷商青铜器的狞厉,但古人却未必如此。这有点像一个幼童天天抱着恐龙或大猩猩玩具爱不释手、而一个成年人却往往对这类动物形象感到不适一样,这里存在着审美经验古与今、或少与长的巨大错位;二是即便在风格学层面,殷商青铜器的审美取向也是多元的,面目狰狞的青铜图案并不是殷商青铜器的全部,大量形象清新、优美的器皿,往往被李先生的这句断语给遮蔽了。这意味着“狞厉之美”的讲法,并无法给出关于殷商艺术的准确定位。

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狞厉之美的代表——饕餮

与此比较,西周就不一样。首先,在正史中,这一时代的帝王世系是清楚的,我们可以借此理出一个清晰的编年线索;其次,这一时代的青铜器多有大段的铭文注明其用途和属性,这有助于使器物美学研究避免停滞于审美鉴赏的表层,而真正获得深度的意义把握;第三,除青铜铭文外,传世文献开始巨量涉及这一时代,如《诗经》中的西周诗歌、《左传》《国语》《尚书》对西周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的追述,再加上《周礼》等只能让人有限度信任的史料,均使这一时代空前饱满起来。尤其作为这一时代标识的周公制礼作乐问题,本身就是美学问题,这不但为理解当时的美学精神提供了一个可以抓住的灵魂,而且为它的展开提供了主导性框架。

正是因此,2009年,当王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专业博士、并立志做中国美学史研究时,围绕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们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做西周礼乐美学研究。若有余力,可以以西周为中介点,做必要的前展和后延。经过3年努力,他以此为题写出了博士论文并顺利毕业,翌年则在此基础上顺利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他10年来劳作成果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出版,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有助于缓解美学的历史认知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无疑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吊诡的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明朝中晚期。这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在传统中国,美学的发展与王朝治乱的递变不但缺乏同步性,而且遵循了一个相反的逻辑,即社会越动乱,美学越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传统历史认知和现代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显现出来了,即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末世往往被看作现代意义上的美学盛世。像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不认为这是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末世,是美和艺术走向终结的时代,但今人则无一不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第一个高峰。我想,在古今之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认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历史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美学史观出了问题。王燚的这本著作有助于修正目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这种偏至,使其在中国历史的治乱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其次,它为重新确立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目前,美学界关于中国美学史起点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起点设定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认为通过上古器物,如石器、玉器、陶器乃至岩画,可以考察当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二是将起点设定于春秋战国时期,认为只有到这一时期,中国人才具有了对美的理性反思,美学史也才真正成为美学思想的历史。但通过王燚的著作可以看出,西周时期,虽然判断其有明确的美学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它对礼乐之教不遗余力的推行,业已证明美和艺术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秩序的观念具有了充分的自明性。也就是说,美学史有审美意识史、美学观念史和美学思想史的不同写法,就其中的中国美学观念史而言,将其起点定在西周应是一个稳妥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西周不仅是一个礼乐昌隆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从蒙昧、野蛮向文明转进的节点。如王国维所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3]这种新制度、新文化,就是以美为其核心价值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关于它对先代文明的创造性继承,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关于它对后世数千年的文化奠基,张光直讲:“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持续到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4]据此可以看到,无论从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还是从对后世的纵贯和统摄看,这都是一个美学史家不应轻易滑过的时段。王燚的西周礼乐美学研究,正是以美学观念史的视野,有效伸张了这一时段对于中国美学整体历史的意义。

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第三,它搭建起了西周礼乐美学的整体框架。从现有史料看,西周是一个行动压倒思想的时代,它更多涉及美好的政教在实践中如何展开,理论反思的时代还没到来。这种特点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孔子,如其所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美学史研究而言,这为如何将事象性史料抟成理论形态带来巨大困难。好在无论当时的文献还是后世的论述对这一时代的精神贡献是有定评的,即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的礼乐文明。以此为基础,作者首先论证了礼乐作为美学问题的理论正当性,然后分体制、德性、礼仪、乐舞、物态、僭越诸章展开。其中德性、礼仪、乐舞、物态四章分论西周礼乐美学的整体构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节,使该书显现出鲜明的逻辑性和体系性;首尾两章分论这一美学形态的历史源流和后续发展,则使相关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学界经常提到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大致就是这种状况吧。当然,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在历史与逻辑之间,历史永远是第一位的;不是历史服从逻辑,而是逻辑服务于历史。多年来,我一直呼吁美学史研究亟待重新历史化,原因就在于现行的美学史研究为了追求逻辑的合理性,对历史本身多元性的忽视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好在该书在动用逻辑手段时相当审慎,并没有背离历史本位原则。相反,史料的扎实丰富可能是它最重要的特点。比如,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证大量运用了金文资料,然后才是纸上文献,这在同类成体系的美学史研究中尚属首次。第四,该成果是中国制度美学史研究的成功尝试。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共同使审美和艺术制度问题彰显出来。它包括美和艺术在社会环境中的自组织,也包括它如何被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一转向彻底击溃了康德以降的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原则,为美学研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广泛介入提供了通道。事实上,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美向来是一个政治或宗教问题;在中国,由礼乐开启的政教传统更是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主流位置。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以来,受西方现代启蒙史观影响,这块中国美学的宝藏一直没有有效发掘出来。近年来,通过张法等先生的不懈努力,已可以日益确信,在中国美学史中,美和艺术除了承诺自由、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它也是一种传统国家政治及社会体制的建构性力量。这种建构的起点就是西周确立的礼乐制度。据此不难看出,王燚关于礼乐美学的研究,是对中国美学一个长期被忽略区域的恢复和弥补;他所关注的西周部分,则对中国制度美学史建构具有奠基和正本清源的意义。可以预计,如果以此为基点不断向前追溯这一制度的生成、向后梳理它的演进和变异,一部完整的礼乐美学史或制度美学史也就可以功成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虽然取名《西周礼乐美学考论》,但却并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史著作。像它涉及的德性、礼仪、礼器诸内容,既是美学的,也同样是政治的、伦理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学科的交互,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没有西方在诸学科之间做出严格切分的传统,历史中的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某一句话,往往有多元的价值面向,任何以西格中的做法,均会导致它意义饱满性的减损或价值流失。单就美学而论,自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为这一学科划出边界,它的正面意义在于为这个行当的从业者确立了工作标准,但也自此为美学学科穿上了一套紧身衣,使其在对理论纯粹性的捍卫中日益虚灵化,丧失了对复杂现实的解释能力。对此,我认为,可能要区分两种美学:一种是关于美的美学,一种是从美出发的美学。前者研究美学的元理论,适于收紧;后者涉及美学与现实的多元关联,则宜于放大。由此形成的美学,是一种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的学科。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鉴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追求整体性和多元混融的特点,持守这种“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研究法将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因为过度在意美学学科的专属性而背离了历史的原真性。就此而言,我更愿意将王燚的这部著作称为以礼乐之美为本位向伦理、政治诸问题适度延异的成果。它在现代学科规划和真切历史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弹性,双方各让一步,我想这也是美学学科进入中国后不断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近年来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中,我受到的最大困扰莫过于西方预置的美学框架无法涵盖中国历史给予的丰富内容。“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的这个疑问,对在中西之间往复摆荡的人文学者同样有效。面对这种理论与历史的两难,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侧重,但可以相信的是,传统的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的研究法,只能形塑出一个片面化、幻象化的假历史,现在是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刘成纪:重建中国美学的历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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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48页。[2]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48-449页。[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1-232页。[4]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本文原为王燚《西周礼乐美学考论》序言,刊于《东方艺术》2020年第4期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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