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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457篇推送   二战前，新泽西州，美国德裔向德国致敬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际移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曾采取过强制同化政策。那么，这类政策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呢？来自斯坦福大学的Vasiliki Foukay对一战后美国学校中“禁德令”的研究，对此做出了否定回答——禁用德语的政策非但没有促进德裔儿童的同化，反而引起了反弹，经历过强制同化的儿童在成年后更倾向于为后代选择德式姓名、拥有更低的通婚率，以及二战期间更低的志愿参军率。 1919年，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学校执行了德语禁令，而其邻州（伊利诺伊、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并未执行。这为考察德语禁令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者从最近被数字化的1920年美国人口普查全量数据中，抽取了114376位男性数据作为样本。他们在禁令执行时生活在印第安纳和俄亥俄边界两侧的县（见图1）、正值学龄期、在美国出生、父母均为德裔。确定群体后，研究者利用姓名匹配技术，将这些个体与1930年和1940年两次人口普查以及900万条二战征兵数据进行了链接，从而为考察受语言禁令影响的德裔美国人在之后10-20年内的表现奠定了数据基础。  图1 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边界县 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比较了有语言禁令和没有禁令的州之间的学龄组和大年龄组在三个方面的差异：(1) 为后代选择名字的种族独特性；(2)通婚率；(3)在二战期间志愿加入美国军队的比率，其模型为：  注：Tcs指居住在有禁令的州，并当时处于义务教育年龄范围内。λc和θs表示群体的固定效应和居住州的固定效应。Zisc是一个向量，它表示姓名在后续普查中被匹配的概率。β，即语言禁令对受影响群体的平均估计效应。 研究者进一步考虑了州的其他特性（如德国人在州内的人口占比），并纳入回归方程中：  为了衡量名字的“德国性”，作者构造了德国姓名指数（German Name Index, GNI），只有德裔使用的姓名指数为100，而没有德裔使用的姓名指数为0。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受禁令影响的州中，后代的平均GNI显著上升、第一个儿子的GNI上升幅度更为明显，而且选择德国人作为配偶的可能性也更高。在纳入固定效应后，尽管变量估计值均略有下降，但在统计学上仍显著。 表1 德国姓名指数的回归结果  而在自愿参军方面，实施禁令的州，自愿参军的比率显著降低。如表2所示，在第1列中，语言禁令会使志愿从军的可能性降低2.6%；而控制入伍年份、已婚与否和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家庭成员后，上述趋势不变（见第2列）；第3列引入了1910年德国人口占比的交互作用；第4列控制了线性趋势，依然显示了语言禁令的负向效应。针对上述结果，研究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变。 表2 自愿参军的回归结果  注：第5列仅限于父母为意大利人的个人 在确证了语言禁令的负向效应后，作者采用“代际身份传递模型”进行机制分析。该模型认为，学校教育的民族性和父母对民族身份的投入性是相互代替的。如果父母对民族身份的要求很高，而学校教育的民族性被削弱，那么父母就会加倍培养孩子的民族认同，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作者选取了父亲是德国人，而母亲不是德国人的群体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语言禁令对他们的影响与双亲均为德国人的方向完全相反。 然而，文中分别考虑当地社区的德国人以及路德教比例后发现，在德国人聚居区，禁令的影响更小；在路德教聚居区，禁令的影响更大。在德国人较少的地区（处于边缘地位）和路德教徒较多的地区（凝聚力更高），其负面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美国执行的“禁德令”，总体上对德国移民的融入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者认为，这一历史案例能为当今的语言和融合政策提供借鉴——既然强制同化在一个融合良好的富裕移民群体(如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都有如此强烈的反弹，这意味着同化政策的负面后果在贫穷的边缘移民群体中更有可能产生。这一研究方法的亮点在于，使用个案匹配算法，将大规模人口普查中的个体配对，从而对一个持久争论的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而类似的匹配算法我们曾在本公众号第409篇《机器学习和家族历史相结合，实现历史数据的匹配》推文中进行过介绍。在匹配算法的支持下，这些大规模历史数据将焕发新生，在未来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更多的量化历史问题。 文献来源: Vasiliki Fouka, Backlash: The Unintended Effects of Language Prohibition in U.S. Schools after World War I,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87, Issue 1, January 2020, Pages 204–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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