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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啥不要命地刷手机?

2020-09-20  止观观止

原创 三联生活周刊

 2020-09-20 13: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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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注意力正被开采、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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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悦涵

科技上瘾

Netflix最近推出了一部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它的中文名被译成《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这一译名有待商榷。本文用它的英文原名来指代,不擅作翻译。纪录片采访了许多著名科技企业的前高管、相关部门的前员工还有畅销书作者,援引不同声音,形成均衡报道。除了理论层面的解说,片子还伴随专业演员演绎的小剧场,直观展示科技上瘾给个人、社会带来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科技,造成人类行为上瘾,这一话题早有讨论。亚当·奥尔特的畅销书《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就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现在,数字时代的环境和氛围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叫人上瘾;上瘾之事的清单如此之长,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很多人把长时间刷手机,理解为自控力差,但事实上,“屏幕那边有数千人在努力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人们将更多精力花在屏幕上而不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真正的问题。不管何时我们感到沮丧、不开心、累、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都会拿起一块屏幕,久而久之,这一行为导致了我们都习惯了一个又一个自己创造的“数码安慰,这导致人们处理、应对情绪的能力退化,最终导致无法掌控自身情绪,甚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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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The Social Dilemma里提出的科技上瘾理论,有一些和《欲罢不能》相似,比起书的优势在于,纪录片把纸上的文字用可视化的形式展现,使得科技对人操纵性的可怕,更具冲击性。而且,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上瘾的源头并不是设计本身,简单通过人有意识地自控,就可以抵制。它的根源是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你自己就是产品”。现在大家使用的很多软件,都是免费的,那么谁在为这些软件付钱?——广告商。广告商才是客户,而使用者,则是被售卖的商品。人类的的注意力、时间被打包卖给广告商。“全世界只有两个行业把他们的客户称为users,一个是毒品行业,另一个就是软件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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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精心设计、擅长利用人性弱点的算法,不断精益求精,意在建立人们的行为预测模型,精巧推荐让用户感兴趣的广告,让人不知不觉就花钱购买。片中也指出一个值得讽刺的现象,很多科技巨头都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触自家风靡全球的产品,也不让孩子们拥有任何屏幕时光,“要知道这些软件并不是由儿童心理学家或教育家设计,用来有助于你孩子成长。它们是由一大堆算法设计出来,只为善于推荐下一部可能让你感兴趣的电影,或让你过于迷恋美颜滤镜”。

比让人花费时间、付出金钱更可怕的是,算法会影响甚至塑造人的思想。它让人为了获得“点赞”而焦虑不安,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外界评价、别人看法之上,不健康的心理及价值观形成,抑郁、孤独等现象逐年加剧。

你为啥不要命地刷手机?

强迫性刷屏行为不仅会蚕食人的专注力,在被动接受信息的习惯影响下,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会进一步丧失。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项研究发现,“假新闻”比真实新闻的传播速度快6倍。更糟的是,“假新闻”由于信息极端,容易引起煽动,造成个体越来越偏激、对立群体越来越分明,美国近来的暴力集会、打砸抢事件,很多都是由于“假新闻”的煽动。这一切将引发社会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科技的能力会把社会的最黑暗面激发出来,社会的最黑暗面,就是人类存亡的威胁”。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纪录片里一个采访者说,他担心会出现美国内战。

问题源头

这部纪录片的前半部分,让人充分看到了人类大脑在科技巨鳄的系统技术和盈利目标面前的脆弱,但如果仅仅论述现象,The Social Dilemma的评分不会这么高。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提出了解决方案:要扭转局势,谷歌、脸书等这些科技巨鳄必须从源头上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摒除现在这种贩卖人类注意力去获取巨额利润的模式,改变产品设计,让设计本身不那么使人上瘾,更人性化、更具有道德。“是我们自己制造了这些科技,如今,也是我们的责任,去改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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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这部纪录片的主要采访对象崔斯坦·哈利斯,是谷歌的前任伦理设计师。在为谷歌工作的那些年,他生发出一种感慨:“每天,是由我们这群20-35岁的白人男子,在加州做出影响20亿人口的决定”,但是,却很少有人想到,他们这群人做出的决定,会多么让人上瘾,并由此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崔斯坦开始思索科技设计中“人文关怀”这个主题。他和行业中深有同感的一群人——这些人以往都供职高薪巨饷的科技企业,有些甚至做到了总裁、CEO这样的高位。这些人不约而同觉得现行模式,必须得到改变,科技企业有解决如今这些问题的道德上的责任。于是他们纷纷从大厂离职,一起创办了“人文科技中心”。这些人参与峰会、做公众演说、把这一观点带到议会,试图上升到立法层面。他们在全社会范围呼吁科技巨头在设计中引入“道德设计”。“我们并不是想毁掉谷歌、脸书这些大企业,我们是希望能改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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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也很理想主义,当然会招来质疑。有人认为反抗的一方太微小了。仅凭几个有良心有理想的硅谷人,如何能撼动这些盈利巨大、维系数千万人生计的企业?但是,反抗就算再微小、看上去再以卵击石,反抗也依旧必须得实行。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历史的很多重大发展、转折,根本不会发生。片子拍到最后,它的主旨也似乎不言自明:只有出现呐喊的人、质疑的声音,改善才有可能。

片中一个采访对象的话非常有力:“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树死了比树活着更值钱的世界;生活在一个鲸鱼死了比鲸鱼活着更值钱的世界。但是,现在要注意了,人类就是下一棵树、下一条鲸鱼,我们的注意力正被开采、渔利。最终这样下去,我们只会变成成天盯着屏幕看、把注意力都贡献成广告商的僵尸,从而错过自己本可以拥有的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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