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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长荣
和大矿规划好的生活区不一样，一号井的生活区是在新井口开挖以后，老七号井的地方自然形成的生活区。生活区大门朝西，说是门，其实那时并没有门，只是有着两个门垛子。紧挨着门垛子的南面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平顶房屋，住着井下电瓶车充电工的老纪一家。门垛子的北面是一座类似于过去炮楼似的两层楼高的石头砌筑的正方形水塔，生活区的门前是一条南面通往大黄山北面通到大运河渡口的沙石路，紧贴路边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灌溉土渠，沿着渠边的围墙一直向北到大运河堆的下面拐弯向东。水渠每到春夏之交水稻栽插之时，从大运河抽上来的水都会灌满水渠，这时候生活区的人便会卷起裤腿赤着脚站在水渠里洗衣服。
生活区的北墙外面就是大运河的河堤，和我老家的地理位置一样远近，只不过方位不同，老家的河堤在门前，这里的河堤在屋后。河堤上一样的洋槐，像在老家一样，每逢洋槐开花的时候，就去采摘一些回来包饼。河堤的下面是和老家一样的渡口，只不过渡船没有我们老家的大。
围墙的南面是小黄山村的生产队队房，队房里住着一个看队房的孤独老头，瘦得只有几十斤重的他据说每天只喝酒，以酒当饭。他原来是一个国军上尉，解放后遣送回乡，他在上海有妻儿，但大概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他。进大门拐弯向北就是生活区内沙石铺的简易道路。沿路两边分别有几排平房就是当时的小家庭居住的宿舍，一般是一家一间十几平米，再加上自家门前搭的一个几平米的低矮的简易厨房。1977年夏天我们搬过来时还分不到这样的房子，当时给我的一间房子是水塔北面建井初期的简易房，说是一间其实面积大概还不到9平米。房子共有两排，每一排十一间，很低矮，也很窄，宽不过三米，檐口不过两米，个子高的人进门大概要低头，里面铺上一张床就几乎没有转身余地了。没有厨房，没办法我就在门前用几根木棍几张芦席搭起一个小棚子留着烧饭，就是这个四处漏风的芦席棚子我内弟来时还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当然，就是这样简易的住房还是给了我们这些双职工的，对于临时来矿的家属们矿里一般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想办法 曾经剪辑过“徐州矿工报”登载过的一首诗里对于矿工工棚的描述：事实上，诗里描述的情景确实是那个年代矿区的写照，这样的“家”在矿区是随处可见的。在前面的小屋居住了大概一年多以后，在我们居住的简易房的后面陆续盖起了几排宿舍，大概在78年秋，我们就搬进了后面的新房。
1978年我们的家【作者摄于2011年10月5日】新房的条件好多了，我家分了一间半房大概有二十几平米，再加上四五个平米的厨房。厨房和主屋连在一起。我的二女儿就是在搬进新房子的当年冬天诞生的。为了照顾刚诞生的二女儿，老岳母来到我们家。老人家春天买了二十几只小鸡，麦子收的时候她老人家去捡麦子，那一年一个麦季捡了一百多斤麦子，她就用家里的剩饭和这些麦子喂小鸡，麦子喂完了，小鸡也全死了。后来我们一提起这件事，老人家就会说：“唉！白来对白来。”。其实也不能说是“白来对白来”，那些乳黄色的小鸡在家里叽叽喳喳地跑来跑去本身也是一种生活乐趣，那时我的几个月大的二女儿抓起一只小鸡就往嘴里送，到现在我们还不时提起作为一种笑料。新房子的前面七八米就是原来简易房的后墙，沿着简易房的后墙我盖起了兔子窝，养了一对大灰兔。养兔子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培养孩子的劳动兴趣。自从养了兔子以后，弄兔子草就变成了两个女儿的义务，有一次两个人因为贪玩没有弄草回来，被她妈妈狠狠批评一通，然后乖乖地提着篮子一会儿弄了满满一篮子草回来。母兔一窝生了七八个小兔，可是小兔生下来几天，母兔就被黄鼠狼咬死了。我大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她的小同学天天来我们家看小兔，他们看到小兔饿得可怜，就用奶粉喂它们，喂了几天，小兔还是一个个死去了。最后剩下的一只大灰兔在那一年过年成就了我们家的一顿美餐。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煤矿铺路填塘都是用煤矸石，一来不用花钱，二来废物利用。新房子的前后道路都是煤矸石铺的。煤矸石里残留一些煤炭，因而拖矸石车子一来，生活区的妇女小孩都会去捡里面的煤，我老岳母那时也去捡，一个冬天过来居然也捡了一吨多煤炭。除来这种正常的拾煤，那时矿里还流行“带煤”。为了解决很多工区干部的两地分居，矿里把他们的家属招来做家属工，她们一般都被安排在在地面井口推矿车。她们从农村生产队的那个大集体的环境里来，当时农村生产队流行一句口头禅叫做：“生产队是大草堆，谁不扯，谁吃亏”。因此，她们像在生产队干活一样，拿一点集体的东西回家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下班的时候她们常用帆布工具包或者是自制的布袋子顺便捡一些煤块带回家，久而久之，有的人家居然也囤积了不少煤炭。后来矿里发现这些不正之风要求门卫检查，情况稍有好转，但带煤习惯的仍然屡禁不止。一次，矿里一位工区的区长家属，发现门卫检查，她把煤块扔掉，换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矸石用布包裹起来，夹在工作服大衣里面，门卫要她拿出来，她把矸石块重重地摔在地上，眼睛朝门卫一瞪，用她那别人不太能听得懂的三泰地区的南方话吼一句：“拿去吧！”，弄得门卫哭笑不得，在矿里传为笑话。85年以后，我搬到了大门口的路东第一排，，青砖青瓦，房子不但高而且宽，同样是一间半面积却大了许多，距主屋六七米是一排连体厨房，就像农村里人家的过道，这样又形成了两小间，每家之间用墙隔开，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各自的院落。我们这一排共住了六家，每家都有一个院子，那是全生活区最好的房子了。我隔壁一家是当时一个副矿长家，他家的小三子是唯一的男孩，很调皮，有时候不注意，他就会爬过墙头，从墙上冷不丁跳入我们家院子，然后大腿敲上二腿，把他手里拿的那把黑纸扇“啪”的打开，洋洋自得，弄得我们也很开心。那一排最西面的一家是梁师傅家，他是大黄山矿支援小煤窑的老工人，贾汪人，他家三个孩子，都是要饭吃的年龄，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很拮据。八十年代后，国家政策松动了，他就利用他家门朝东的厨房开了一个小卖店，这样不但能赚了一点钱补贴了家用，也方便了我们大家。生活区大门对过的老七号井的井筒又一次废弃在那儿，我下班以后在井筒边开采了一块十几个平米的荒地，长了一些蔬菜，一是调剂一下上班时绷紧的神经，再就是获取一些田园的乐趣。第一年，栽种了一地的洋葱，还未等洋葱长大，就被当地老百姓挖去吃了，因为徐州人对于葱蒜之类的蔬菜是最情有独钟的了。记得刚到五号井的时候，食堂拉回来一些大葱，几个老百姓看到了，从车上扯下几根洗都不用洗扒下外皮就直接向嘴里送。所以后来我的地里就不种这些了。我开了种地先河后，老七号井周边的废荒地都被我们这些本来就是农民的工人给种上了。每到下班，本来荒芜的老七号井跟前可热闹了，有浇水的，有挖地的，有拔草的…八十年代有一股征婚热，报章杂志的广告栏里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矿里八十年代招了不少其它区县的农民工，几年过来都成了“大龄青年”，为稳定他们的情绪，矿里为他们出谋划策，为这些找不到对象的工人刊登了征婚广告，这一招还挺灵，确实有不少外省市的女孩子被迷住了。住在我家门前的高维刚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我家门前的那些原来的老石头房子后来变成了大杂院，矿里的一些临时来矿家属就住在这里，成天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高维刚是霸王故里的宿迁人，他的妻子叫夏敏，四川人。当年二十刚出头的夏敏在四川一个农村中学教英语，发现征婚广告后抱着好奇的心情给高维刚发了一个信息，高得知夏敏的地址后竟然立即前往四川，找到那个学校，当时人家正在上课，他就在操场摸起一个篮球投篮。高维刚一米七十五的个子，在普遍矮小的四川人眼里可能已经很高大了，他在球场上投篮的姿态已经被夏敏看在眼里，加上江苏这个地域在西南省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夏敏不顾家庭的反对，义无反顾的跟随他来到了矿上。开始还好，但时间一长，高维刚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夫妻俩经常吵架，那时候夏敏已经怀孕，高维刚竟然踢打她，受了欺侮的夏敏到我爱人跟前哭诉，我爱人狠狠批评了高维刚，但高屡批屡犯。后来把他的妈妈从宿迁找来矿上，劝说他。他妈妈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前面小过道厨房对过的小房子里。他妈妈说，高维刚就是小时候被她惯坏的。高维刚小时候没有父亲，他母亲靠做一点小生意把他拉扯大，小时候一闹人，他妈妈就给他一些零钱去买东西哄他，久而久之，惯坏了毛病。后来夏敏的爸爸听说此事，也千里迢迢从四川赶来矿里，也在我们家的小过道里住，那一段时间，我们家简直就成了接待站。经过一段工作，小两口终于和好。现在想想，也感到很滑稽，我爱人当时也不是什么工会或者妇联的干部，她居然把这种事管得有板有眼。不过那么多年以来，在煤矿她的热心待人是出名的，因而获得大家的尊重和认可，处理起这类事情也就会得心应手。现在想来，一号井的生活区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大家在这里似乎生活得悠闲自得。就像是看了我的这篇回忆性文章以后一位老友发的感慨：“有时真的会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那该有多好——因为那样，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又可以光着膀子，拖着拖鞋，有事没事地串在一起，喝两杯小酒，唱两支小曲，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这里的人基本都从农村来，他们把农村人的一种淳朴也带到了这里，所以，这里的邻里关系也比较和睦。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以至于那时当我们回到城里的亲戚家，那种说话办事的风格总被他们讥讽为“不知从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从1978年搬到这里，到1991年离开，在这个生活区里我生活了整整13个年头，直到现在，她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周长荣 男，淮安市清江浦区人，1950年出生，2010年退休于第二人民医院。现于市老年大学习，爱好诗词文学，古典诗词常见于《一品梅诗刊》《淮海诗苑》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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