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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市猪肉价格不会再大幅度上涨。”“一定会确保小康之年老百姓的碗里不缺肉。”针对猪价，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今年5月22日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用两句话给出了定心丸。 商务部6月2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猪肉批发价格在连续3个月缓慢下降之后，又迎来了小幅上涨，达43.41元每公斤，但明显低于2月中旬。 猪价有望回稳，养猪业却不断有新入局者。一个多月前，房地产企业万科发布招募信息，为成立不久的食品事业部招聘猪场拓展经理、聚落化猪场总经理、养猪场预结算专业经理、养猪场开发报建专员和猪场兽医。 在非洲猪瘟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叠加的情况下，龙头房企和接地气的传统行当相互碰撞，让人不禁重新审视养猪这个行业以及疫情下承压的养殖户们。 养猪风口
猪肉有多香，养猪的生意就有多火爆。万科还算是跨界中的“后来者”。 随后，京东和阿里巴巴也踏入养猪梯队，并凭借互联网优势推出“AI养猪”“猪脸识别”，一度让养猪业火爆了起来。在房地产领域，2014年万达、2016年恒大、2018年碧桂园也接连搭起猪圈，将养猪定位为扶贫工作或多元化进程中的一环。 “楼市已经过了高速发展阶段，利润增长空间缩小，房住不炒的维稳政策也使传统房地产企业压力增大。”地产分析师严跃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资本扩张的时代不复存在，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商业逻辑都在变。“农业产品生产与房企当前的城市运营和社区运营业务挂钩，包括地产商在内的行业巨头纷纷跨行，是把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同时寻找盈利增长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非洲猪瘟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我国出现了持续一段时间的猪肉供应短缺、猪肉价格飙升现象，这也助长了部分行业的逐利欲望，开始布局新一轮养猪版图。 “可以肯定，养猪是撬动利益增长的一个支点。”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猪肉作为我国居民饮食构成中的刚需，其产量长期占全部肉类产量的60%以上，市场规模近万亿元，稳产保供更是一项民生工程。 双重疫情叠加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高级畜牧师潘天彪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公司汇聚了农户不具备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以及销售渠道优势，这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水平，解决资金和销路问题，降低市场风险，确保农户收益。 2012年，在广东省靠做服装生意发家的何志明（化名）选择回到河南老家信阳市某县创业，从政府争取到政策支持后注册公司并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带动当地100多家农户一起加入，帮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农忙季节过后，农民基本上无事可做，养猪就多了一条致富门路。”何志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农户从他的公司买回仔猪后自行抚养，公司向他们提供养殖技术，待猪长大后还能跟着合作社卖出好价格，“农户的兴致特别高。”2016年，何运华又投资1000万元把生产规模扩大了一倍，年出栏生猪达到2万头以上。 公司和散养户趋之若鹜，但养猪业的高风险在业内也不言自明。 “从最开始不认识非洲猪瘟，到所有猪全部染上，最后县畜牧局统一组织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想起2019年的至暗时刻，何志明对记者接连感叹说：“得病就等于清场，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报告发生63起非洲猪瘟疫情，捕杀生猪39万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生猪存栏量和生猪出栏量均同比下跌超过20%，猪肉价格上涨42.5%。 猪肉短缺带来价格上涨，导致很多人加入养猪行业，供大于求的现象出现后，猪肉价格又会下降，继而使很多人退场，价格再次迎来上涨……这便形成了两到三年为一个循环的“猪周期”。何志明坦言，非洲猪瘟带来的“超级猪周期”更严重地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 “为了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目前生猪复养都要对原有栏舍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生物安全措施，达到防老鼠、防蚊子、防苍蝇要求，生产上执行封闭管理，应用自动料线、自动刮粪等智能化生产，尽量减少人工作业。”潘天彪告诉记者，无论对公司还是农户来说，复养都意味着从零开始。 潘天彪表示，非洲猪瘟疫情叠加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阻碍了猪场生产物资的正常供应和产品销售，还带来了疫情防控的双重压力。“既要保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又要努力筑牢生物安全防线和维护猪群健康，还要保持正常的生产和销售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两种疫情对生猪生产的影响。” 行业重振  △ 河南省内乡县某养猪场。几个月以来，他把所有精力都花费在猪场消杀和设备更新上，打算今年7月初重新引进200头母猪。“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影响饲料等物资的运输，对养猪来说杀伤力不及非洲猪瘟。但这次要慢慢来，如果做太大了，资金也跟不上。”何志明说，之前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们也都有复养想法，但都比较谨慎。 对整个行业来说，事情也正在出现积极变化。2019年11月，农发行出台《关于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未来3年计划安排500亿元信贷规模和资金，集中用于支持生猪全产业链发展及储备调控体系建设。 但事实上，两种疫情只是偶发事件，养猪与环保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也让不少养殖户举棋不定甚至选择退场。 2013年国务院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修订《畜牧法》，对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禁养区范围做出了规定，很多生猪养殖户被取缔，诞生了一批环保名义下的“无猪市”“无猪县”。 “后果之一是猪肉产能下降，价格波动加剧。但也是从过度追求环保、不合理劝退养殖户开始，再叠加非洲猪瘟影响，养殖户又变成了阶段性的国家扶持对象。”朱丹蓬向记者分析说。 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通知，要求对借环保名义打压生猪养殖的行为责令整改，指出推动养猪业发展并不等于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求同时搞好环境卫生，加快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 “建猪场前严格按照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环保评估报告报批，配套建设完善的与设计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环保设施工程，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养殖产生的粪污和废弃物要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潘天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企业和散养户要在养猪和环保之间找到平衡点。 今年5月22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目前已下达各地生猪生产恢复目标任务，同时将落实好19条扶持生猪生产政策，调动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他指出，生猪生产完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工作不会放松。 撰文：《中国报道》见习记者 陈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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