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论“董逵”与“董达”的不同记载

人文探讨

 

 

 

 

     

初论“董逵”与“董达”的不同记载

                      广西   贺州钟山    董全吉

有从《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出发（提供者以“卷八十八”应该属于笔误），认为“董逵守郢，孟宗政守随，柴发守南漳，克有成绩，皆公所拔。而襄阳、安、郢之围，亦赖储峙。……马瑾以义勇千官军四百，再援竞陵、应城；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网络版为：“董达守郢……董逵援德安”，属于两个人，前为董达，后为董逵。并以清乾隆进士毕沅撰写的《续资治通鉴》的影印本作为注解。

本人喜欢从研究族谱历史中寻找历史的真相，认为都为“逵”字。当然，不同见解各抒己见、仁者见仁，为此，本拙笔对“逵”与“达”进行粗浅的分析，作为个人的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钦定四库全书《宋史》影印本】

 

 

 

 

一、“逵”与“達（简体字达：）”的不同记载。

有关“董逵援德安”之中，董逵是没有必要仔细分析了，毕竟，虽然影印版《钦定四库全书.宋史》、《资治通鉴后编》、《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影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钦定续通志》影印本、《文史新编》印刷本等，都为“逵”。尽管一些印刷版也有把“董达援德安”，但没有其他任何影印本证实。

只有对在“郢”的“董逵”以及在认为存在 “应城的董逵”，是属于“郢”为董逵还是董达，或是应城的“董逵”是援助德安的董逵的不同看法。故由出现主张在“郢”的为“董达”，佐证资料如上分析的清朝时期的《续资治通鉴》影印版。

二、《续资治通鉴》的“董达”是否是《宋史》、《资治通鉴后编》的“董逵”

有提出分别属于两个人的主张，即“董达”和“董逵”，且以在郢的为“董达”，理由与证据如下：

一是《续资治通鉴》记载的是董达，且之后次序为孟宗政、柴发。

  《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五十七》“嘉泰四年……输湖南米五十万石于襄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赏犒。拔董达、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镇，计金攻襄阳，则荆州尤为重镇，乃修高氏三海，筑金銮、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筑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提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氏匮，水势四合，可限戎马。高氏三海者，高保融据荆南时，分江流，潴为大泽，以遏北方戎马者也。太祖并天下，虑窃据者为后世患，乃决而去之。猎复修治，以为荆州之险。”

  为此解释，忽略了同一事件不能出现两人的记载，从输送的米以及地点等叙述记载，与《宋史》、《资治通鉴后编》无差异，时间无差异，人物次序无差异，也就不可能不同记载（详细见后文论述）。

第二是董逵，不可能分身。不能既在“郢”，又有应城的“董逵”援郢。

《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记载：“董逵守郢，孟宗政守随，柴发守南漳，克有成绩，皆公所拔。而襄阳、安、郢之围，亦赖储峙。……马瑾以义勇千官军四百，再援竞陵、应城；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由于标点采用“马瑾以义勇千，官军四百，再援竞陵，应城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认为应城的是董逵，守郢的是董达。

然而，除标点不同造成差异外，此解释我认为没有区分时间的差异（详细见后文论述），时间不同，出现的困局不同，决定了将领需要带领士卒移动与防卫。

从文本的“军事调动”连接看，是采用“某某援某地”的记载，属于“竞陵、应城”两地并列。不是名字前冠以地名。

 

 

 

 

 

三、地理、时间、军事部署、援助路径的分析解惑

（一）、地理上首先是“郢”、“应城”、“京山”、“德安”以及“钟祥”的名称。

 

                                         (南宋湖北地图名称)

（1）春秋战国，钟祥称“郊郢”，晋元康九年(299)晋置竟陵郡，治石城.隋废郢州，改石城郡为竟陵郡，治长寿。贞观元年以长寿隶郢州，十七年复置郢州富水郡，县三：京山，长寿，富水．嘉靖十年（1531年），世宗以其龙飞之地取“祥瑞钟聚”之意赐名“钟祥”，钟祥之名自些始.宋时，郢中为郢州、富水郡治，领长寿、京山二县，属京西南路防御。

（2）京山：大业三年（607年），废温州，改角陵县为京山县。京山、富水并属荆州安陆郡。京山因县城东有京源山，省“源”字而得名。贞观十七年（643年）废温州，二县改属郢州。州治初设京山县城，不久移长寿（今钟祥市郢中街道）。宋乾德二年（964年），裁富水县入京山县，属郢州富水郡。

    （3）应城：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置县，析安陆县南境置应城县，属郢州安陆郡。北朝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以应城为城阳郡治，隋时改应城为应阳，唐武德四年（621年）复应阳为应城。属安州，隶淮南道。

（4）竞陵：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年)时，为避石敬瑭名讳("敬"与"竟"同音)，遂改竟陵县为景陵县。天福五年，直隶防御州治所设景陵县，治所即今湖北天门市。后汉复名竟陵县。北宋建隆三年(962年)，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再改竟陵县为景陵县，由湖北路复州所辖。熙宁六年(1073年)撤销复州，景陵县属荆湖北路安州(州治设今安陆县)。元佑元年(1086年)恢复复州建制，州治设景陵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于景陵设置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年)，又于景陵设荆湖北路安抚使，景陵县属荆湖北路复州。

（5）德安：宣和元年(1119年)升州为德安府，治所在安陆县 (今湖北安陆市)。德安府领安陆、应城、孝感、应山(今广水市)、云梦5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安陆为德安府汉阳镇抚使治所，绍兴三年(1133年)德安府仍隶荆湖北路，治安陆。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德安府徙治汉阳城头山，安陆县治随之侨置。

从地理上看，钟祥、京山同属于郢州，属于京西南路防御；德安、应城属于德安府。是宋朝新赐的 “升州为德安府”，属于荆湖北路防御；

   从时间看，时间不同。《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明确记载不同的时间段。

    从开始从“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这“郢”不是仅仅在郢中的郢州，而是包含了长寿、京山。因此，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属于回防。不存在“董逵”援助“董逵”的矛盾；其后，董逵再到“京山”。因此，不能因为是主将，死守在“郢中”而不倒危险的地方设防；同样，回防“郢中”之后，又到了京山。因此，不存在“郢”、“京山”两个董逵。

    从援助德安的路径看，是从“郢”中的京山去援助的，那么，既然到德安的是董逵，也就不可能在“郢”的是“董达”。

    从军事调动来看，《宋史》记载：“猎请魏了翁摄参议官，访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将王宗廉死守，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此处，督董逵援助德安，是在“金人遂去”之后，才督促董逵，因此，入竞陵、应城的，不是董逵，而是马瑾募死士、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不是董逵在应城。从部署上看，是属于不同的调动。因此，不存在董逵在应城，而是其他部将采取“义勇”先“夔州路铃辖张荣以八百人援竟陵”后，再次“再援”。

 

 

 

 

 

 

   四、从《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记载时间先后与军事调动

查《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记载：“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军宜有储峙乃并输湖南米於襄阳凡积米五十万石马料一百三十余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又蓄银一百万两爲万一进讨之备其後董逵守郢孟宗政守随柴发守南漳克有成绩皆公所拔而襄阳安郢之围亦赖储峙人心不摇闰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未除秘书少监初对首言臣所闻於师友者惟大义是究奏疏先朝及叨召试未尝舍是而言他今纵未能一举以大快神人之愤谓宜简收人才蒐练军实使一日有一日之积一岁有一岁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险要广招募明间谍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请而论光鄂当经理江黄当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赏以募间探择近臣授之节制视前请加赡公峩冠大衣仪状开伟至是造朝疏畅明亮朝论归重焉然倡议者方指期克复而公所陈二疏大抵必欲先内後外日积月累使规摹先全异论不摇故往往不快於心会上流告饥十二月辛未除秘阁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出大农十万缗赈贷陛辞又申前说辟黄干准备差遣陈椅营田司干办公事弟犹书写机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驰遣岳璠董道隆招商分籴三月视事发米二万石粜给各有差米价爲平又念敌万一窥襄阳则荆州爲天下剧方高氏有国尝注水爲防号三海先是守荆者虽尝经理而未有緖公用五十余万夫緍钱半之筑金銮内湖通济保安四柜以达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柜以达於下海分高沙东奬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于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柜水势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马深可舟浅不可揭堤上有路路端有隘而堤穴以相灌注公尝招某方方而履之其後敌骑东至竟陵北窥荆门而不敢睨荆州者以此公尝数请募茶商水手至是行之又刺亲効五百人调荆岳鼎澧义勇防城冬敌犯枣阳公谓枣失则郢重郢重则荆危请调沿江及关西兵未报敌围襄阳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阳荆门屯百顷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马梁会百顷义勇千赴襄阳十一月丙午被命节制军马十二月庚戌金游骑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亡公劾之请于朝得夔州路铃辖张荣以八百人援竟陵统领李横提军五百护送京西参议官魏良忠继往时神马陂溃军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万余以三千人援襄八百援安癸亥除宝谟阁待制辟王观之主管机宜文字胡庚干办公事荐丰忠简赵公之孙纶于朝三年春正月壬午即拜湖北京西宣抚使仍治荆州辟吴竽于革爲参议官以忠恕张峨爲机宜文字弟犹书写王观之干办公事陈椅李寿朋陈之经董道隆周郁赵师苍准备差遣胡庚罗頴李儒用王垧准备差使康彦明吴必达王灏黄輶准备使唤魏友谅乞济师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彦珍将义勇军金安世忠勇军皆五百驻龙涴滩市马瑾以义勇千官军四百再援竟陵应城董逵郝恩各将兵援郢陈椅以义勇四千守荆门丙戌敌犯竟陵张荣死之癸巳复围郢戊戌夔路漕司以吴曦反书至内阻外猘公爲寝食俱废某自春正月道荆西归公谓其可与语尝挈与分视守备至是驰书至峡中挽囘俾摄参议官且曰其爲我任西事之责公方以襄阳德安之围未解勤劳夙夜募士入郢责王宗亷以死守而数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郢围旣解尚有襄安二围乃督董逵李谦亨严江彭国自京山援德安而趣董世雄孟思齐会黄陂李横雍政马旺仍隶魏友谅约山砦马伸柴发及忠义统领孟宗政董世雄解襄阳之围部分旣定惟西事方殷会彭辂避乱至自金州秦世辅以失律谪荆公以二将爲问某因请分授民兵付以襄安之围又赞公请以王大才爲池州都统将万人戍江陵”（《鹤山集卷八十九.宋.魏了翁.撰行状》国学典籍网http://ab./book/s285748.html）

首先，开始“分输荆、郢、安、信四郡，……其後董逵守郢、孟宗政守随、柴发守南漳”，随着时间的推移，闰八月丙寅，冬，十一月癸未，十二月辛未，明年春二月、三月，冬，十一月丙午，、十二月庚戌、辛亥、癸亥，三年春正月壬午……都是不同的时间段；驰遣岳璠董道隆、调荆岳鼎澧义勇、请调沿江及关西兵、百顷义勇千赴襄阳、张荣以八百人援竟陵、下令招集、准备差遣胡庚罗……等都是调动部署。因此，军事调动也就存在军情不同的防卫。

因此，调董逵至德安援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郢”的董逵，不然何以冒出一个董逵。那我认为，既然董逵是从“郢”，如《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记载：“乃督董逵、李谦、亨严、江彭国，自京山援德安”，也就明确援助德安的是董逵，上文也明确援助德安的董逵，没有存在问题。

那么，此董逵乃从“郢”的京山而来。上文认为，属于“马瑾以义勇千官军四百，再援竞陵、应城；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由于标点采用“应城董逵、赫恩各将兵援郢”，我认为是忽略了军事调动与上下文的“某某援某地”的记载，如“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都是人名在前，没有冠以地名，应该以“竞陵、应城”两地并列。不是名字前冠以地名。

五、从前后叙述董逵、孟宗政的次序分析，《宋史》、《资治通鉴后编》等与《续资治通鉴》记载同样的事件

宋史与其他史料记载的董逵援德安，不论是否印刷错误，这都是没有异议的，认可属于“董逵”；只是不同史料影印本即《钦定四库全书.宋史》、《资治通鉴后编》影印本、《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影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钦定续通志》影印本、《文史新编》印刷本，都为“逵”；只有《续资治通鉴》影印本记载为“达”。

（一）《续资治通鉴》以宋朝正史为经，以《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为何出现与“逵”不同的“達”？

《宋史》是早于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因宋朝李焘整理北宋九朝史事，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钦宗二朝最后编成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修订完成在淳熙十年(1183年)。重编的《长编》为九百八十卷，另有《修换事目》十卷，《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共计一千零六十三卷。中华书局整理点校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34册(520卷及目录，第520卷至宋哲宗。因此，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写“襄阳之战”主要以《宋史》、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主。因此，《宋史》早于《资治通鉴后编》，《资治通鉴后编》早于《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为清毕沅撰。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此书毕沅生前仅初刻一〇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

因此，《续资治通鉴》属于采用宋史《旧史》原文。

 

 

 

    （二）、《续资治通鉴》与《宋史》、《资治通鉴后编》对比记载

《续资治通鉴》既然以二十一史的《宋史》为经，大量引用旧史原文。且又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然而，《宋史》与《资治通鉴后编》都是只有董逵。

《宋史.列传.卷一百五十六. 吴猎传》明确：“且谓：'金人惩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逾湖。’乃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厥后皆为名将。召除秘书少监，首陈边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属江陵告饥，除秘阁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辞，请出大农十万缗以振饥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籴；至郡，减价发粜，米价为平。猎计金攻襄阳，则荆为重镇，乃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匮，水势四合，可限戎马。金人围襄阳、德安，游骑迫竟陵，朝廷命猎节制本路兵马。猎遣张荣将兵援竟陵，又招神马陂溃卒得万人，分援襄阳、德安。加宝谟阁待制、京湖宣抚使。时金人再犯竟陵，张荣死之，襄阳、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报至，猎请魏了翁摄参议官，访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将王宗廉死守，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

与《鹤山集.宋.魏了翁.卷八十九》记载：“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军宜有储峙乃并输湖南米於襄阳凡积米五十万石马料一百三十余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又蓄银一百万两爲万一进讨之备其後董逵守郢孟宗政守随柴发守南漳克有成绩皆公所拔而襄阳安郢之围亦赖储峙”；

从上文《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五十七》可见：《宋史》记载“且谓：'金人惩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逾湖。’乃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五十七》记载：“输湖南米五十万石于襄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赏犒”，三文对运送粮食、银帛也是一致的，并且数量一致。

（三）、《宋史》、《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的“逵”与“达”是否是同一人？

《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五十七》“拔董达、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镇，计金攻襄阳，则荆州尤为重镇，乃修高氏三海，筑金銮、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筑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提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与《宋史》、《资治通鉴后编》（仅记载“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部分）、《鹤山集》记载的，只有两处差别：一是“逵”与“達”；二是《续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的差别，但记载记载运送粮食、银帛也是一致的，并且数量一致；记载“修成高氏三海”一致，为同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也就是这四个郡的范围分别由董逵这些将领把守，当金人围襄阳、德安事态紧急，这几个主要将领又要回调之解围。“分输荆、郢、安、信四郡……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两件事情，从前面的把这三人分列紧要的郡把守，遇到紧急情况又把后三人去解围，其中“董逵、孟宗政”是一致的，因此，董逵都是前后同属一个人，很少出现存在前面的是“董达”后面的是“董逵”的情形。

是不是前面为一个人，后面为一个人，从前后的名字次序排列是否定的。也就不存在一会儿成为“董逵”，一会儿成为“董达”。

况且，《新资治通鉴》是以《宋史》为经、以《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进行的整理，大量引用旧史原文，然而以“经”和“基础”的皆为“逵”，且《续资治通鉴》属于“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出现与《宋史》、《资治通鉴后编》不一致的，应以《宋史》、《资治通鉴后编》两影印本为参照标准为妥。 

2020年9月22日初稿、2020年9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