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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成功了！这个“阴谋”成功地把学生，乃至我们都带入了道德哲学的困境。直至今日，当我们直面“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换来多数人的生，你会牺牲那个人而让自己和同伴们活下去吗？如果改进汽车的致命缺陷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改装费用吗？如果一项合同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你会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像那首歌《没那么简单》，“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让我们难以抉择。 然而更加困难的，是要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会这样决定，在那个情况下又会做相反的决定。在道德直觉的引导下，我们有时这样决定，有时那样决定，却都不知道原因为何。比如，在《泰坦尼克》中，让妇女儿童先走是第一道德原则；在《唐山大地震》中，性别（重男轻女）是第一道德原则；《拯救大兵雷恩》则选择了战死许多人去拯救一个人。 因此，赵汀阳“深深地疑心，伦理两难的困境是一种哲学的矫情，是生造出来的问题。”社会中有许多痛苦的选择，但恐怕很少是严格的两难。电车问题是个伪两难问题，因为它屏蔽了人的具体性，也因此无法构成一个得以反思命运的悲剧，在伦理两难的真实情景中，人的具体性是人做出判断和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而且，基于人的具体性的选择理由并不一定是私心杂念，往往代表着某种久经考验的文化传统。 ▲《天空之眼》剧照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思想实验的设计痕迹过重，不妨再看看《天空之眼》，这部电影把这个问题更具象、更全景地抛到了我们面前。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在这里，《天空之眼》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天空之眼》剧照 假如你是负责投弹的无人机驾驶员，你会不会选择按下这个按钮？ 这部电影，看起来就像是“电车难题”的荧幕呈现，然而电影比起思想实验更能打动观众的地方就在于：在《天空之眼》中，道德困境的参与各方不再只是一个虚拟的象征物，而是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实实在在的人。 尽管如此，影片中更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关于道德形而上的。涉及的主要矛盾便是道德哲学的结果论和目的论之争。结果论主张，一个行为如果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效益，那就是道德的。道德就是为了“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福祉”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义务论则主张行为的价值不只取决于其结果，而且也取决于其自身。 ▲《天空之眼》剧照 但是在《天空之眼》中，由于电影的艺术加工，选择不去“扳动拉杆”的理由则充分了许多。 因为“价值较轻”的一方——那个小女孩是具体的、实在的，她是以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 而“价值较重”的一方——商场里的八十条人命却仅仅是作为一个数字为观众所知的。 这个时候，观众就很难再像面对“电车难题”一样，作出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决定了。 但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把人的生命转换成冰冷的数字，具有伦理上的意义吗？ 杀死那个女孩，可能是人趋利避害本能的驱动。但是人类一直在努力的不就是摆脱本能的控制，从兽性走向人性吗？ 死亡本不是那个小女孩必然应当承受的命运，对于她的死亡可能很多人很难认定这是道德的。 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理性判断是不存在的、至高的指导原则也是不存在的，人类终究还是被感情支配的动物。 ▲《论可能生活》 赵汀阳先生在《论可能生活》中论证过：只要一种生活需要两个以上的道德原则，而生活的可能情景无穷多，那么必定存在足以导致道德无法两全的可能性。 这部电影也是一样，他不可能进行很深层次的探讨、不可能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案，甚至连半点心灵上的慰籍都给不了。它的最大社会功用，就是让我们认清这个虚构案例背后的现实意义。 “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 实际行动是一回事，道德评价是另一回事。 回到《我们时代的伦理学》，尽管电车难题的是高度假设的思想实验，但是，这种思想实验不只能引发我们的思考，还能使困难的理论更容易理解，并让我们找到直觉易懂的方式来切入复杂的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不同理论立场各自的缺陷，并且能够提出理由来反对（或支持）某一理论。通过这些思想实验，我们已经进入了道德哲学（伦理学）的讨论。在这个社会阶层固化、崇尚物质利益的年代，我们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性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这多少让习惯了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感到不安，但正是这种不安，却能让我们开始仔细思索，哲学就此攫住了我们。哲学的思想游戏促使我们面对谜题，偶尔让我们感觉不快，但也吸引我们，唤起我们的问题意识。思想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只需少量阅读，如此才能思索得更多。“友善的僵尸邻居”“阿基里斯与乌龟”“缸中之脑”“中文房间”“超级聪明的外星人”及“邪恶的神经科学家”等各种幻想，把我们迅速地丢进迷人的哲学世界中，并带我们直接走向那些与伟大哲学思想相悖的根本问题。 行文至此，故事已经讲完。不过还可以有一个些彩蛋供大家娱乐。 按照赵先生在《四种分叉》的逻辑，当我们引入“元道德”概念时候，电车难题有解。 电车难题中哲学家关心的是司机怎么想的，却忽视了工人的想法。既然可以假定工人被绑在铁轨上，也可以进一步假定司机与工人间可以双向沟通。工人有两种想法：一是自愿提出把希望留给对方，这是高尚选择；一是要求救自己，这是求生本能，中性无辜。这样，有4种互动结果： 1）两边工人都很高尚，把生存机会留给对方。采取理性思维的司机最有可能选择拯救5人，因为除了多数原则，别无进行比较的理由； 2）两边工人都要求救自己，那么司机也只能选择救5人，理由同上； 3）1人要求救自己，5人自愿牺牲。那么，5人的高尚加上多数原则足以使司机义无反顾地救5人。在这里，赵提出了一条道德元规则：道德选择不能用来损害更为高尚的人，否则违背道德的意义。5人的高尚已经使其生命重如泰山，必须救！赵的这个观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很有道理。 4）5人要求被救，而1人愿意牺牲。这是很纠结的情况，1个人重如泰山的高尚生命与5个人的多数生命之间形成令人犹豫的情形。在这里，赵提出了第二条道德元规则：没有理由牺牲较多无辜的人去保护一个高尚的人。再加上多少原则，司机的理性选择是：救5人。 ▲《四种分叉》 根据以上分析，以牺牲1人而拯救5人，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不得已选择。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并非功利主义的最大福利算法，而是根据道德的“最少伤害”原则。 以上，是赵汀阳先生在《四种分叉》一书中对电车难题的分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3点。我知道，要注意人的具体性，而不能把人简化为数字；我知道，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价值，把人神化；我更知道，要注意到伦理规范背后还存在着道德元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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