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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巴尔赞（JacquesBarzun）的名字，中国读者比较陌生，却是西方著名的文化史大家，和奥登、莱昂内尔·特里林等齐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巴尔赞活了104岁，这本《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From Dawn to Decadence：1500 to the Present：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是他93岁时的封笔之作，千禧年出版时，《纽约时报书评》只用了一个字评语：绝（peerless）。书的确写得太好了，渊博，敏锐，而且自始至终地风趣。  领读者：得荼 后期制作：晓鸣 录音提供：音画诗 文/江弱水 巴尔赞将西方过去的五百年，用四场大革命——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十七世纪的君主制革命，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以及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提纲挈领地加以省视，在一个又一个历史主题的生成、转换和重复中，穿插介绍众多历史人物的言行，并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今天是文化的衰落期。 ▲《从黎明到衰落》 为什么要唱衰西方？西方衰在哪里？巴尔赞说，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可能性。艺术的形式与制度的活力都已经耗竭，所有的合理意见都能遇到同样合理的反对意见。全社会充斥着厌倦、疲惫和对现状的敌意。当然他也说，衰落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反而很可能会成为复兴的新起点。 最令人着迷的是这本大书的写法。一个巨型的骨架，配合以丰富的肌理，既有古典的秩序和对称，又有着现代的多线条的思维特色，整个儿让我想起高耸入云而又以纷繁的细节使人晕眩的西洋大教堂。很多人都称道此书在页侧用引语形式为读者提供了许多人的妙语，与正文奇妙地互补，形成此书一大特色。 读此书很让人长见识，既能让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又能让你知道你知道的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日本人的姓，几乎都是明治维新时期才开始有的，仓促从命，于是随便叫个渡边、田中、松下什么的。其实呢，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是到十六世纪中期才有姓，靠的也是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行政命令，并且也是就近取字，Hill、Woods一般乱叫。而巴尔赞要言不烦：人从有名到有姓，疏离了与故乡的关系，拉近了与贵族的距离。身份的明确是管理的需要，称呼的精确也是个人主义高涨的表现。 大学生现在是精英的代名词，可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却十分不堪。中世纪时，大学生、研究生与流浪汉、罪犯都混在一起，成群结队地在乡下游荡，为村民所厌恶。“但是到了今天却因他们描写爱情、悲伤和饮酒的诗歌而受到钦佩。”我读十九世纪的德国小说还经常碰到这群无法无天的大学生。马克思在大学里还不照样酗酒，斗殴，欠一屁股债，好几回进了号子，当然，也写诗……相形之下，现在的大学生真乖，简直没有什么娱乐。 这都是信手从书中翻出来的故事。巴尔赞说，历史学家就是讲故事的。他无时无刻不讲得轻松，而又厚重。我还是挑些轻松的说说。 一向来，欧洲各国经常互怼。比如，出来一种新的瘟疫，法国人叫它意大利罪恶，意大利人叫它法国罪恶。发明一种避孕工具，英国人叫它法国信封，法国人叫它英国外套。 英国人总是跟欧陆相左，就像驾驶员的座位一样。如果你知道他们长期拒绝采用Gregorian calendar即现行的公历，日子总比欧陆晚十一天，以至于牛顿是不是生在伽利略死的同一年到现在还叫我们换算得头晕，你就知道为什么英国人现在还拒绝欧元。不过，巴尔赞说，欧元也不是1999年才有。1284年威尼斯铸造的杜卡金币在欧洲各地都以币面等值通用，等于是今天的欧元。 德国人呢？巴尔赞说，日耳曼几个世纪都是列强逐鹿的战场，日耳曼人没有国家，给别人的印象是粗鲁无礼、孤弱无助，长期屈辱的记忆导致他们决心向世界展示相反的形象，所以，对德国人而言，是十七和十八世纪造成了十九和二十世纪。 行文之间，极见此老个性。他讲到清教革命，马上花两页篇幅跟马克斯·韦伯抬杠。他讨论文艺复兴的“人”的概念，便插入一大段题外话，骂那些在语言上时时注重男女平等的做法，弄出种种“他／她”、“man & women”这类把戏。他说，甭指望在文字上玩花样的人会对女性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论述大不以为然，说：“如果认为所有妇女自古以来一直受压迫，给丈夫当苦差，被当做她们主人的财产，就等于接受一种成见，无视妇女本身希望能表现的品质，如：聪明、自尊以及见机行事的机智。” 作者皮里阳秋的讽刺随处可见，最擅长“拖刀计”。比如在讲到西班牙16世纪的宗教法庭时，他说，这其实至今还是一种活生生的体制，像目前美国大学里的“政治正确”的要求，动辄对敏感的用语加以指责和惩罚，便是宗教法庭精神永在的体现。 锋利的现实感，深沉的历史感。巴尔赞一开始就说：“如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之所以存在的道理，我们对现在思想和道德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我们中国人熟悉他的意思：温故而知新。让一位九十五岁的学术大师领我们温故是再好不过的。有人问巴尔赞用了多少时间写这本书，他的回答是：一生。当然，他调侃说这得益于纯粹偶然的两个因素：长寿和失眠。 难以想象的是，这八百多页的大部头书乃是由一人用不超过两年时间独立译出，而且始终保持译笔清通的特点，好过现在坊间大量炮制出来的译著太多。我也佩服此书校对之精，记得第一部分两百多页的文字里，我只发现了一个错别字，即把但丁的《新生》误植为《新尘》。可是太多的名词不附原文，几乎是这个译本唯一的缺点。所以我干脆又去买了一册原版书。这应了钱锺书说的一句话：好的译本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引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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