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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团结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关于《南明史》一二

 稻读公社 2020-09-22

  《南明史:1644—1662》

    [美] 司徒琳 (Lynn A. Struve)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明史历来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兴趣,梁启超、孟森、胡适、钱穆这些名家,都写过一些相关的论著。后人总想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在军事力量并不差、文武官员也有不少佼佼者、群众基础也不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南明那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人们总以为南明军队实力不济。但比如郑成功的部队,尤其是水军,就让清军很头疼。有一次郑成功攻打南京,随随便便就调集了八万多人围城,而清军只能从这调几百人,从那再调几千人,拼凑起防守的部队。可即便如此,郑成功还是失败了。

这样的情况在南明史上数不胜数,很值得思索。《南明史》的作者认为,南明之所以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是因为从朱元璋建立明朝那一天起,就埋下了两个制度上的重大隐患。正是这两个隐患,在两百多年间不断引发内部矛盾,不但导致了明朝灭亡,更在南明时期加剧了。

这位作者就是司徒琳,她是一位知名的美国汉学家。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就被南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吸引住了,并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非常关注。为了梳理南明的历史,她曾花费多年时间遍及世界多个地方,搜集包括中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内的历史资料,搜集之全令人叹为观止。这本《南明史》,1984年首度出版的时候,就成为了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瞩目。尤其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很吃了一惊的。因为相关资料残缺不堪,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梳理很困难。1957年中国学者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问世之后,国内一直没有类似的专著问世,更没有人能想到一个美国汉学家会写出这样一部书来。

司徒琳(Lynn A.Struve)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教授,代表作有《南明史——1644-1662》《历史编纂和资料索引》《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译著)等。

司徒琳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她征引的文献奇多,包括中文、日文、西文在内,光是引用书目,就足足开列了27页之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叙述风格非常简练优雅,南明历史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而司徒琳用一种很凝练的叙事风格,把重点串联起来了。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司徒琳写历史,并不先给人物和事件定性。按照历史学家朱维铮的观点,这恰恰是许多南明史论著的问题所在。比如有的论著把满汉之间的冲突简化为爱国与否的斗争,还把南明政权的建立归结为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这就把历史简单化了。司徒琳的重点是梳理这些政权如何运作,由运作的过程去看人物如何行事,就此分析南明为什么会失败。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有两个选择导致了明代制度出现了重大缺陷。第一是他降低了军人地位,使武官越来越受轻视,而文官系统越来越强势,慢慢地导致了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第二是他取消了宰相制度,使得谁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成为难题,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追逐,形成了党争。这两点都严重消耗了国家的实力,南明政权也未能摆脱这两种制度缺陷,因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失败了。

但这两个问题不是在南明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朝建立之初,由于朱元璋对军人身份的限制,对开国武将的杀戮和削夺兵权,和对宰相这一职位的轻易撤销,才造成了制度上的隐患。这不仅困扰了明朝两百余年,更在南明诸政权生死存亡的关头,变本加厉,使这些小朝廷迅速崩溃。

明朝版图

南明史上出现过五六个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文武之争,文官瞧不起武官,武官也不听文官指挥,这让南明始终无法有效调动军事力量,本该用来打仗的劲儿,一多半用来吵架甚至内斗了。

在隆武政权时期,有一次隆武皇帝大宴群臣,大臣黄道周和郑芝龙起了争执。黄道周是南明有名的文臣,是大学士,而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是个武官,官拜南安伯。两个人都是隆武政权倚重的大臣,之所以起争执,居然是为了谁在宴会上坐上座。争了半天,黄道周说,按照明代的祖训,就没有武官排在文官前面的先例,结果他坐了上座,弄得郑芝龙特别不高兴。

这两个人本来就有矛盾,从此以后就更不可调和。黄道周本来有心抵抗清军,但在郑芝龙掌管军事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后勤保障,只能自己募兵,自己筹款,召集了区区几千人,兜里揣着几千两银子当军费就去打仗了,结局当然是兵败被杀,隆武政权也就损失了一位相当重要的大臣。在司徒琳的《南明史》里,这样的文武之争比比皆是。

别看文官高人一等,其实在文官系统内部,也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难题,这就是明朝没有宰相制度,这使得朝廷始终无法确定,谁应该是辅佐皇帝的人,又该怎么辅佐?这个身份的模糊,使得各派政治力量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皇帝身边,掌握管理朝廷的大权,于是内斗不休,党争不断,这不但是明朝灭亡的另一个主因,也是南明败亡的第二大原因。

司徒琳认为,南明的朋党之争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比如说,永历政权里有两党之争,一个是吴党,一个是楚党。楚党说,他们要依照祖训拨乱反正,整顿朝廷的秩序,让得民心的人出来做官。他们宣称自己不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是大公无私地做事。晚明的很多党派也像这样,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君子形象,但他们所谓的驱除奸佞,其实就是赶走那些他们讨厌的人,安插自己这一派的人。

司徒琳讽刺地说,这些自诩为清流的人,为了整肃纲纪,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话说回来,如果政治家和将军们能协调一致,明朝很可能不会衰亡,政治家深谙教化之道,知道该用什么手段笼络人心,积聚政治力量,而将军们则提供了军事力量去保障这些手段的实施。与此同时,无论在文官还是武官系统的内部,都不能出现党争,由此产生的内耗是整个国家都承受不起的。明代始终没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南明时期的混乱局面下,各种利益的争斗就加了一个“更”字,因此使南明的君主世袭体系只存在了18年的时间,根本无力回天。

当然, 南明的失败也有其他因素,如输入到江南的粮食通道因战乱被破坏,造成供给不足,江南、福建等南明政权所在地的税收征集困难,无法支撑军费开支,此外还有皇帝的挥霍无度、买官卖官盛行等现象,导致了民心尽失等等。只不过在司徒琳的《南明史》中,她将此前讲述的两大缺陷作为了最重要的原因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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