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泉名珍“大泉五千”的一场纠纷

本文根据 马传德 先生《泉坛往事》一书改编。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沈子槎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钱收藏大家，曾因经营绸缎生意而致富。早年参加过抗日民族斗争和民主运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公私合营国际贸易公司联合董事会董事长，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至1963年间，陆续向国家捐献了八千多枚古钱，对此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为沈子槎签署了奖状，表彰他对中国文物事业作出的贡献。

沈子槎夫妇和两个女儿合影

沈子槎到了六十四岁才正式开始收藏古钱，虽然他处在古稀之年，但在古钱收藏界却是“后起之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古钱收藏已“后来居上”，在全国藏家中，他的排名仅在罗伯昭之后，是属于第二位的人物。

由于沈子槎倾尽全力收藏古钱，很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很多珍稀古钱，如十六国时期的大夏真兴、北宋时期的元丰重宝折五铁母、南宋末年的赵宝重兴当三钱及清代的祺祥宝泉小平雕母等等。除了收集古钱外，沈子槎还著有《子槎、果圆两翁古稀寿泉集拓》和《子槎七十泉拓留存》。

元丰重宝折五铁母和赵宝重兴当三  沈子槎旧藏

祺祥通宝宝泉小平雕母  沈子槎旧藏，现归孙仲汇老师收藏

沈子槎当年古钱珍藏中，另有一枚三国东吴孙权所铸的“大泉五千”，此钱原主为上海金山程文龙（又名云岑），程氏为资深收藏家，是古泉界的元老。早在1926年，“古泉大王”张叔驯就邀请程文龙等人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研究钱币学的团体——古泉学社，张叔驯和程文龙为学社仅有的二位理事。古泉学社的社刊《古泉杂志》，由程文龙、董康、王荫嘉、邓秋枚，张翼成五人担任编辑员。

当年程文龙在古泉界的名气很大，我父亲(马定祥先生)说这多半与他早年获得这枚“大泉五千”钱有关。“大泉五千”最初发现于1912年，此时浙江省政府正在兴建杭州至宁波的铁路，施工到浙东上虞地区百官及龙蚌二山时，有民工挖掘出一件陶制古坛，坛中有一批古钱和铜镜等文物，其中就有这枚“大泉五千”。后来该民工将这些出土之物带到了杭州，并全部卖给了一家古玩店。杭州金石家邹适庐偶然在该店发现了这枚古钱，邹君认为是从未见过的珍钱，便将“大泉五千”买下。邹适庐与程文龙乃是好友，知程氏嗜好古钱，于是他就带着这枚古钱来到上海太仓路鸿仪里程文龙的家中，并将该钱馈赠予其。程文龙得“大泉五千”后大喜，说此为稀世孤品也，并当即以一尊六朝鎏金佛像回赠邹氏。

沈子槎铭心之品“大泉五千”

程文龙自得“大泉五千”后，便将其书房取名“大泉五千之室”，并以“吴泉”为号。他还自印了《孙吴大泉五千真景》一书以作纪念，当年泉界贤达纷纷为其题词祝贺，此为泉界一大盛事。我父亲说过，20世纪30年代末，他来到上海时，一度寄居在张季量恩师家中，那时张季量带着我父亲在法国公园(早先为顾家宅花园，现称复兴公园）与泉友小聚，当时除常来的张絅伯、王荫嘉、郑家相等人外，程文龙有时也会来稍坐片刻。那时他已经身体欠佳，所以1940年，当丁福保与罗伯昭等人发起“中国泉币学社”时，程文龙也不再参与了。1943年程文龙病故，其藏品皆归其子程宗进所有，泉界同好曾多方设法请其子出让，均未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天我父亲突然得知“大泉五千”已归沈子槎先生所藏，经他询问后得知，由于程宗进曾向沈子槎多次借款，并允将其父的“大泉五千”钱作为抵押品，但其借钱后一直未还，屡次托辞回避，正如常人所说的“千年不赖(借款），万年不还（钞票）”，甚至也从未给抵押品“大泉五千”，引起沈子槎的不满。有一天，沈子槎路上偶遇程宗进，当即责问其：“有人说你早已将大泉五千卖掉了？”程回答：“此泉乃‘传家宝’，怎么可能卖掉呢？”沈子楼说：“口说无凭，我要看到实物才有可能相信！”程宗进被逼无奈，当即回家取出此钱，交予沈子槎查看。岂知，沈子槎拿到手上看了一下，就将这枚钱币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于是程宗进与沈子槎发生了争执，双方对该钱的归属各陈己见，矛盾一时解决不了，最后闹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沈子槎拿出了程宗进的多张借款，并称程借款时曾言用“大泉五千”抵押，请派出所出面秉公处理这桩财物纠纷。程宗进当时向沈子槎借了300万元人民币(老人民币)，当年300万元之数为巨款，我父亲说程宗进一时无力偿还这笔借款，故在派出所的干预下，只能将这件“传家宝”交给了沈子槎，也终于成了“子槎铭心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