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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拓的出现（一）

（一）单张拓片表现器物整体面貌
        以单张拓片表现器物整体面貌的形式，主要源自宋代的古器物图谱。目前可见的古器物图谱以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为最早。该书序有“博采三礼图，凡得六本”，可知图绘古物的方式古已有之。宋代之前，三代铜器多名存实亡，以聂崇义为代表的经学家往往不见形制，而依经绘图、臆断猜测。直到仁宗时期的刘敞，才直接面对器物摹绘图文。吕大临的《考古图》与徽宗时期的《宣和博古图》创造了图谱编篡体冽的典范。宋代的古器物图谱，无疑为全形拓的出现提供了图像上的参考。
        刘敞（1019—1068），字原父，号公是，临江新喻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在任职陕西的一年时间里，刘敞购买了几十件青铜器，并挑选出其中的11件，命刻 工模刻入石，名为《先秦考古记》，其中记载：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像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乃为能尽之。

将铜器款识模刻入石的方法在11世纪初就已存在。咸平三年（1000），有州民及县令分别获得一方甗呈现皇上，皇上下诏有昭文馆中正考释、刻书，并由僧湛涂立石而成《周秦古器铭碑》一卷。与《周秦古器铭碑》不同，南宋初年的翟耆年把刘敞刊刻所藏器物的书名命为《先秦考古器图碑》。显然翟耆年是强调其中的“图”，与“铭”相比，“图”又包含了器形，因此刘敞很有可能将器形与款识一齐入石。
        由于器物与款识一并模刻入石，使传拓具备了可能。一个三维立体的器物被刻在了平面的石头上，再传拓石刻器形，只需要平面化的处理，与拓款识一样，不存在技术上的难度。现存的武梁祠宋拓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传拓图像的状况。乾隆初年刊行的《金石经眼录》收录了《焦山鼎》，该图像的器身为黑色、款识为白色。整个器形缺乏立体感，应该也是先把器形模刻入石，继而传拓。六舟经常使用这种翻刻传拓全形的方式，如前述提及的《焦山周鼎款识》。制作全形拓有多种方式，其中翻刻传拓全形可能在北宋就已出现。虽然与直接椎拓立体器物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但这种方式已具备了传拓全形的观念，也常常被后来的传拓者所使用。——摘自赵阳《马起凤与早期全形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