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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融的故事<<<  官渡之战后，曹操声威大震，有并吞宇内之志。 就在这时候，割据荆州的刘表竟公开表示，不再像朝廷进贡了。 当时，刘表的官职是荆州牧，好歹也是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不进贡的行为跟拦截国税的行为相当，是公然藐视中央。 不但如此，他乘坐的车马也明显超标了，竟然仿效皇帝，更有甚者，他还公然祭祀天地！ 祭祀天地这事，不像现在各个景区每到节假日热闹一下赚点钱，而是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只有皇帝才可以做的。 刘表祭祀天地，简直就是过皇帝的干瘾。 是不忍，孰不可忍？ 汉献帝下诏了（当然，下诏的可能是背后的曹操），要把他的行为公示天下，让天下人都来骂他，让刘表这小子陷入舆论战的汪洋大海中。 可是，孔融却上书说：“不妥。” 没错，就是那个让梨的孔融。 孔融说：“刘表那小子大逆不道，行为不轨，竟敢郊祭天地，简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过，我们最好隐瞒此事，别闹得沸沸扬扬的。” 为什么呀？ 孔融说：“皇帝这位子，乃是天王至尊，国家是神器，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向往的。如果每当有一个傻逼呵呵的人来祭祀天地违法逾礼，我们都要昭告天下，发动所有人来骂他，恐怕并不能杜绝这种恶劣的行为。” 孔融还说：“以前揭露袁术的罪过，现在又把刘表的事宣扬开来，这是使瘸腿的母羊窥视高岸，认为天险也可上啊！” 刘表可能是最早揭示“示范—模仿效应”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家。 2. >>>示范—模仿效应<<< 2010年，富士康多名员工连续跳楼，选择轻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媒体的“示范—模仿效应”也是难辞其咎的，在多起跳楼事件之后，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社会情绪似乎都集中在“什么时候会有下一跳？” 当第10个人跳楼自杀时，有媒体取了这样的标题：《第十跳终成事实 21岁男青年坠楼身亡》。 终，终于。 第十跳终于成了事实。 这个标题本身就暗藏了媒体的一种“期待”。 郭台铭当时说，12位跳楼员工中有6位集中在5月，这可能就是媒体传播后的“维特效应”，让鸿海措手不及。 1774年，德国大文豪歌德发表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讲的是一个青年失恋而自杀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维特效应”因此得名。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一直是知情权的坚定拥趸者，但是富士康事件却让我看到了媒体克制的必要性。 后来，主管部门下达禁令，禁止继续报道、炒作富士康跳楼事件，从那之后，这个连续跳楼的魔咒终于被打破了。 从2010年至今，还没有人跳楼自杀呢？ 有。 但，绝不像2010年那么恐怖。 3. >>>校园凶杀案<<< 同样是在2010年，还发生了另外几件媒体深度参与的“示范—模仿效应”事件。 那年的3月23日到5月12日，短短50天，我国发生了6起校园凶杀案，从福建南平校园弑童案开始，媒体对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从事件现场到凶手情况，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据《扬子晚报》报道：“从徐玉元写遗书、从南平事件中获得‘启发’等多方面考虑，徐玉元行凶并非一时冲动。” 徐玉元是江苏泰兴凶杀案的凶手，他坦承自己从福建南平事件中获得“启发”，这样的“启发”显然是通过媒体的再现而获得的。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张金阳据此认为：“尽管塔尔德在《模仿律》中认为：社会个体总是模仿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犯罪。但徐玉元这样的例子似乎应证了大众传媒时代一条骇人的定律：在当代，远隔千里的恶性案件之间的模仿，其学习过程来自媒介报道的可能大于口口相传或亲眼目睹。” 尽管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校园凶杀案时，目的在于社会警示和反省，但无法避免一系列暗示性信息，也导致了逆反效果的出现，于是，“示范-模仿”效应显得在所难免。 意识到这种效应之后，有的主流新闻网站删除了相关消息，解释说媒体不该“有闻必报”，《羊城晚报》评论说：“我们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恐怕莫过于少报道甚至不报道校园血案，防止因‘示范效应’而酿成更多校园血案。” 4. >>>新时代，新问题<<< 如今，8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一连串的校园血案再次发生。此时，跟2010年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录者，人人都是发布者。 1月8日上午北京一小学的血案刚刚发生，朋友圈、微信群就已经到处都是相关消息了。 媒体该怎么办？ 继续靠沉默来履行社会责任，已经不可行了。 其实，早在2010年，舆论开始反思媒体的“示范—模仿效应”时，就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把正常的媒体报道和‘有闻必报’和‘过度渲染’混为一谈，是一种偷换概念的狡辩。” 媒体人长平认为，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的关注，从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同情，对杀人者进行谴责，这对不幸的生命是一种尊重和哀悼。媒体报道还能起到警示作用，尤其会对社会管理者形成压力。对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也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 张金阳认为，“示范―模仿”效应不应该成为媒体不报道校园凶杀案的挡箭牌。“如若限制报道，其引发的后果更加可怕。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有闻必报’是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新闻责任。在江苏泰兴发生校园血案后，江苏本土媒体，包括《扬子晚报》都在第一时间选择了不报道，其直接结果是引起民众的不满，大众的知情权没有受到媒体的尊重。” 而在新的时代，普遍的沉默已经不可能，媒体就更应主动介入，冷静克制地进行报道，及时披露真相，恪守媒体道德，不渲染犯罪现场。 越是众声喧哗，越是需要媒体人的职业担当。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要对受害者报以最大的同情，对行凶者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对我们自己的传播行为报以最大的克制，起码，不要在朋友圈、微信群传播血腥的案发现场。  本文引用了张金阳的论文《校园凶杀案媒体报道中“示范—模仿”效应背后的伦理考察》以及长平的评论文章《砍杀幼儿案报道的媒体伦理反思》 今天下午，本来打算写小说《天界帝国志》，但是孔融的故事和北京案件触动了我，心想先写篇小文吧。结果没成想，这篇小文用了我三个小时的时间，喝了两杯咖啡。 所以，请赞一个，赏杯咖啡钱，并点击右下角的好看按钮。 写作这篇小文，我的思考也经历了变化。最初，我是希望媒体尽量克制的，后来想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更需要真相，媒体如果不及时介入，只会各种流言满天飞，于是行文过程中，我修正了我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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