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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似乎还记得那些年寒冬的样子。 九月间，随着一场大雾到来，寥廓的大地与澄澈的天空变得阴郁起来，天地茫茫，朦胧在一团混沌的雾气里，不见人影，只闻其音。雾很纯净，不像霾，吸一口是凉嗖嗖的清爽，不呛鼻子。大约一天或半天雾气渐渐散去，世界奇幻般地变了模样，树的枝条、屋檐上的蓬草、院子里的柴垛……变成苏茸茸的白，梦幻般的现实，童话样的世界，煞是好看。 清早，当我享受着昨夜土炕上的余温和被窝里的温暖的时候，外屋传来母亲“哐、哐、哐”的凿冰声，我就知道水翁又结了冰，嚷着让母亲砸块冰来吃。母亲嗔责着掀开棉帘，一块冰凉、爽滑的冰块塞到我嘴里，我嘎嘣嘎嘣的嚼着，冰的缩进被窝里。此时，在外屋忙活着母亲催我快点起床去打扫庭院，说鸡狗鹅鸭又把院子弄得遍地狼藉不堪了。  夜间，梦里迷迷糊糊地听父亲对母亲说：“下雪了，真大！”第二天一早，我就嚷着起来去看雪。打开屋门，呀！雪真的很大，屋门被大雪封堵了一尺多高，几乎没过了我的膝盖。院子的老枣树上、房顶上也积了厚厚的雪，我兴奋地跑出去，忙踩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 不一会儿，家家户户都忙碌了起来，父亲也顺着窄窄的垣墙，小心翼翼地爬上房顶去扫雪，雪厚的要用木铣一铣一铣的往下扔才行。母亲不敢爬房，她把房前屋的雪清扫成堆，堆在树下，然后用铁锨拍实，说这样可以给树保暖，明年还不用浇树。雪实在是太多，一堆一堆满院都是。父亲清扫完房顶，还要用小推车把多余的雪推到村后的大沟里，这些活要干上半天才完。 雪后，孩子们也热闹起来。攥雪饽饽，堆雪人，打雪仗是最常玩的游戏，有时女孩子们还会围在一起在雪地上作画，大一点的男孩子们则扫出小块空地，支起竹筛来捕鸟……整个雪天，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雪化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是整个冬天。适逢暖和天，雪随化随冻，此时屋檐下还会冻结出长长的冰凌儿，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闪着光，水晶一般，很是诱人。我常常央了大人把它弄下来吃，咯嘣、咯嘣地吃着，很是过瘾。大人们再三叮嘱我们要远离那些结了冰凌的屋檐下，免得掉下来砸伤了头。 雪化后，天边变得更冷了，村里村外的大道上冻出了几乎能伸进一个手指的裂纹。冻缝很深，孩子们做游戏时玩的“轱辘儿”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缝里，很难取出。我不怎么玩“磕轱辘”的游戏，而是常跟了爷爷到村外的大湾里去，爷爷捡柴，我滑冰。 爷爷背着筐，扛着䦅条（一种把儿很长，可用来打柴或草的大镰刀），我拿了自制的“滑冰床”跟在爷爷后面，向大湾走去。湾很大，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阳光下熠熠闪着刺眼的光。冰很厚，我甚至怀疑整个大湾都冻成了一块巨大的冰坨。爷爷不管我，自顾放下背筐挑选一块芦苇茬密集的地方，抡开䦅条喳、喳地䦅苇茬；我也不管爷爷，放好滑冰床，自顾嗖、嗖地滑着，飞一样的感觉。有时，爷爷偶尔停下手里的活，远远地望我一眼，又继续去䦅他的芦苇茬。当苇渣装满了背框，爷爷喊我回家的时候，我已是满头大汗，爷爷也是满头大汗了。 整个冬天，院子里的柴垛越来越高，家里的土炕也越来越暖。晚间，一家人坐暖和的土炕上，围着煤油灯各自做着自己的事儿：大姐纳鞋垫，二姐掐辫子，母亲缝补衣服，我缠着爷爷讲故事。爷爷捻索着烟沫将烟斗填满，就着煤油灯点燃烟斗，悠悠升起的烟气和着淡淡烟香氤氲开来，化作一个个故事： “那年，我38岁，本想外出做点小生意，结果稀里糊涂地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让我给他们赶大车，拉官太太……”“后来呢？”大姐停下手中的活问道。“后来我跟了八路军，往前线送东西，到处都是弹坑……我们往后方拉伤员……”二姐又追问道，“再后来呢？”“再后来，解放了，我就回来了，是五零年（1950年）回来的……八路军的团长还给我开了路条和证明信呢……”我突然想起，爷爷的确有一个宝贝似的木匣子，里面好像就放着那路条和封证明信。 寒冷总是在深夜悄无声息的来临，外面已是寒气逼人，连外间屋的门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冻霜。此时，父亲就去灶下做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大家暖暖地吃了，屋内又暖煦起来。吃过夜餐后，炕又热了上来，趁着暖暖的热炕大家都各自去睡了。 这是四十多前年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温暖、温馨，犹如昨夜。可惜，很多年没有遇到那些年一样的寒冬了。近些年的冬天虽说也冷，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冬天，也下雪，但不大，不到一日就全消融了。雪天孩子们自然也欣喜，但少了堆雪人、酣畅淋漓地打一场雪仗的快乐。野外的水塘也了结冰，但断然是不能滑冰的，因为冰面不够结实，甚至还要在坑塘前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类似“危险，禁止滑冰”等骇人的话。现在的冬天实在不算冬天。 又立冬天了，我期待今年能遇到一个寒冬，遇上一场清爽、弥漫的大雾或纷纷扬扬的大雪，最好还有晶莹剔透的冰凌，我便可以在皎洁的月光下，去雪地里去聆听那嘎吱、嘎吱--清脆的踏雪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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