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点将录

     近代以降的文艺批评，有一种“点将录”颇为吸引人的眼球，实为文人无行而拨弄是非的无聊伎俩。

    点将录的源头，是起源于明天启间的官场斗争。阉党魏忠贤擅权，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东林党人杨涟、叶向高等上疏参劾，魏衔之。魏之亲信崔呈秀便用《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配以所恶东林党的诸人，编集成册。依次为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等七十二人，名《点将录》，献于魏，以为构陷依据。

    从明代中期开始，官场的斗争便日趋严酷，尤以晚明为烈。从倒严到倒魏，其惨酷性竟然表现为“全无体统”。根本的原因，便在主流读书人的变质，用梁任公的说法，谓“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用张溥《五人墓碑记》的说法，则曰：“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用顾炎武的说法，便是“天下兴亡”，不能再寄望于读书的精英，而只能“责之于匹夫之贱”。这个崔呈秀的无聊之恶，不过是当时读书界的孽海一粟，在极少数坚守士林正气者的眼中，根本就是不屑斥责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中晚清，竟然受到文人们的逐臭之好，纷纷使用这一形式来对当世的诗坛进行排座次的批评。先是舒位写了《乾嘉诗坛点将录》，接着又有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尤以汪的“光宣”动静更大，影响更广，以至于后来的钱仲联先生也写了《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记得当年有一位诗坛的耆宿，钱先生的诗友，对我谈起此事，认为“点将录”不过“好事之徒”无事生非的把戏，以钱先生的温柔敦厚竟然也从事于此，实在是有损其清誉的。

    前贤之所以不看好“点将录”的批评形式，不仅因为它的创意出于阉党的坏料，更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和“文章千古事”须“待五百年后人定论”。“初唐四杰”的故事，便是前车之鉴。

    众所周知，“点将录”所批评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在世的，即使去世，一般也尸骨未寒，而且，其直接的名誉关系人还健在。但我们还知道，对于比“力气”的梁山英雄，是可以得出名次、排定座位的，而且只能在生前比赛决出，而不可能在身后论定。奥运会上，谁是金牌？谁是银牌、铜牌，虽由裁判员作出，但无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大家都心服口服。这就是“武无第二”。然而，文艺之事，所比的不是“力气”而是“口气”。它不是没有标准，但无论当事人还是裁判员、旁观者，这个标准是带有各自的极大主观性的。欧阳修与梅尧臣，对于好诗的标准互有差异；徐邦达与杨新，对于米芾《研山铭》中“震”字的一撇，究竟是“力敌千钧”还是“纤弱无力”，更判然相异。因此，无论古今中外，文艺的评论，“生前轰雷震耳，身后寂没无闻”（石涛）者颇有人在，而“生前寂没无闻，身后轰雷震耳”者同样大有人在。这样，要想在在世的文艺家中排定座次，就是一件根本不可能之事，强行为之，不仅无助于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反而一定会导致被批评者的不满。尤其被排后者，不仅对裁判员强烈不满，而且对排在自己前面者强烈不满。所以，强行把“文无第一”排出座次，也就成了拨弄是非。

米芾《研山铭》局部

    或问，古人的文艺评论，对在世者也有“本朝善书第一”之类的说法啊，难道不也是对“文无第一”的反拨吗？曰，“文无第一”是指排座次中的“第一名”，在现世的文艺评论中是评不出来的；而“本朝善书第一”的“第一”，则是“第一流”、“第一等”的意思，而不是“第一名”的意思。“第一名”，必须通过与别人作比较并排除了别人而得出座次；而“第一等”则与别人无关，我认苏轼为“本朝善书第一”，并不排斥他人认蔡襄或黄庭坚、米芾为“本朝善书第一”。谢稚柳先生以前常讲起，徐悲鸿每有人恭维他的画“天下第一”，他总是说“不敢，最多天下第二”；问：“哪第一是谁？”答：“是你。”这是巧妙地偷换了“第一名”和“第一等”的概念，暗寓“第一名”是没有的、“第一等”是有不止一个的。当年，他评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就是以张大千的画为五百年来的“第一等”之一，而绝不是“第一名”之唯一。但不少人误认为这个“第一人”具有排他的意思，不仅否定了古人，也否定了并世的其他名家。为避免世俗的误会，大千不得不从俗而作出了解释。窃以为实属多此一举，“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又何妨呢？当然，对这一评语，我认为不妨改作“五百年来一大千”，庶几雅俗共识。

徐建融手稿局部

    试想，倪瓒评王蒙山水“五百年来独此君”，如果有宵小之辈以为是在给王蒙排五百年“第一名”的座次，而否定李思训、王维、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刘李马夏、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的成就。去世的也还罢了，黄吴还健在，于是拿了这首诗去拨弄是非。我想，黄吴一定是鄙其为人，嗤之以鼻的。但张大千以降的时代却不是古代，即使自命为“传统”中人，对传统的认识实际上也已大走样了。犹如黄筌、黄居寀的子孙辈，继承了父祖的传统，由画鹰演变而为养鹰、挖田鼠。则大千的解释，虽属多此一举，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俗子们未必因此而会识得太行山。

     1995年，王安忆的《长恨歌》准备在台湾出版，出版方请美国的王德威作序。先在《中国时报》上发表，题为《张爱玲后第一人》。王觉得“第一人”的说法“独占鳌头似的”，所以书稿的序改为《张爱玲后又一人》。显然，王德威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文艺批评中“第一人”的传统还是具有正确认识的，即张爱玲后女作家中的第一流人物。而王安忆虽然生活在大陆，但由于她不搞传统，所以自然把“第一人”的传统误认作“第一名”的排座次。这与张大千的情况又有不同了。

    奇怪的是，今天的艺评界，对“第一人”的正大传统持摒弃态度的同时，却对“点将录”的奇僻传统趋之若鹜。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将文艺评论引入播弄是非。

     毫无疑问，尽管在现实中，对艺术家不能作排座次；但历史地看，任何一个时代，众多的艺术家，总是有一定的座次前后而不可能都是平起平坐的。如唐代的诗人，便以杜甫、李白并为“大的大诗人”，而王维则为“小的大诗人”，更有“大的小诗人”等等；“双子星座”中又以杜甫略高于李白——这样，唐诗王国中，便以杜甫坐第一把交椅，李白坐第二把交椅，至于第三、第四······把，就不一一具体地排定了。包括魏晋书法以右军为“第一名”，唐代以鲁公为“第一名”等等。问题是，这些“第一名”的座次，都是在身后，而且是五百年的身后为历史所排定的，而没有一个是在生前由现实所排定的。生前的现实，只能排定其“第一流”而不能排定其“第一名”；而且，这“第一流”的评论也未必真的能为历史所认可，无非出于“与人为善”的以表扬为主，如孟子所说：“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

     总之，现实的文艺批评，不作互相的比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这里的比较，是指高下、优劣的比较，而不是风格、特色的比较。为了说明张三的风格特色，以李四作为比较的对象，如画字、排字、刷字之类，自然是可行的。但为了说明张三的艺术成就之高、之优，以李四的艺术成就之下、之劣为比较对象。这样的批评，不仅不足以推动艺术的发展，反而为艺术的发展平白地制造了许多是非。所以，对同时代的文艺家作高低、优劣的比较，实乃“点将录”为仁人贤者所不屑的根本原因。你说张三如何如何好，不说李四不好，李四还有可能不开心；你为了说张三好，竟用李四的不好来衬托，则李四不仅与你不开心，更与张三结了仇，进而，张三也一定因此而与你不开心。则不仅“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甚至明明是在“言人之善”，也“其如后患何”了！

徐建融手稿局部

     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主人请甲、乙、丙、丁来家吃饭。到了时间，甲乙丙都到了，丁则等来等去还没到。“怎么该来的还不来？”丙想，大概我是不该来的，便起身告辞了。“怎么不该走的又走了？”乙想，大概我是该走的，亦起身告辞了。“我不是说你啊！”甲想，原来是在说我，也赶快告辞。

     “点将录”使每一个被批评者都不高兴，道理同此。不仅排在后面的不高兴，排在前面的，甚至排在第一名的同样不高兴。而距离“乾嘉”、“光宣”不过一二百年，闹剧一场，到今天几乎没留下十来人，五百年后估计一个也不剩。则《诗经》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十四卷，自强不息在“行无事”，批评家们千万不要有了饭吃想吃鱼，有了马骑想乘车，理应而且只能让后人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插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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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国画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