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油画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杜甫在《兵车行》里对征兵的描写并非源于臆想，而是天宝十一年（752年）唐朝大规模募兵的真实写照。
这次由杨国忠主导的征兵，范围涵盖两京及河南、河北诸道，目的是惩罚南诏，掩盖前一次惨败。
唐朝扶持起来的南诏国，为何与宗主交恶，五年内连发四场恶战？
战争起因真如《旧唐书》所载，因云南太守好色而起？
一、惊天之败
唐朝博弈的主要对手是吐蕃王朝，南诏恰恰是在两强对峙格局下，唐朝扶持起来的川滇地区“组织二号头目”。
南诏在立国之初，曾一度是唐朝的铁杆小弟，两国联手吊打了亲吐蕃的势力，将其影响力逐至洱源（浪穹）一带。
李隆基觉得这小弟挺能干，封南诏王皮逻阁（第四代王）为越国公，赐名归义，“授云南王”。
但从天宝九年（750年）开始，唐诏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阁罗凤（第五代南诏王）出兵攻陷姚州（云南姚安县北）杀云南太守张虔陀，及其他夷州共三十二处，“州内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第一次天宝之战）
这种对唐朝地位的武力挑战，直接导致了裂变性的后果。
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唐朝大军分兵三路合击南诏。
时任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中军入曲靖，大将军李晖、安南都督王知进为协同，分别取会同路、步头路南下。
南诏王阁罗凤派使臣至曲靖再三请和，表示愿意归还所占州县、人口及张虔陀遗体。
同时南诏使臣也半威胁、半诚恳的提到，“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有也”。
唐、吐蕃、南诏位置关系
可惜，鲜于仲通不是个政治家，这哥们一心想“孽菜”，给自己的功劳簿上加点筹码。也不怪鲜于仲通目空四海，唐朝立国以来打翻的强邻能凑成一个班了。
唯独吐蕃算是比较难搞的刺头，但随着天宝年间唐军战斗力复起，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一票名将，把吐蕃也揍得够呛，尽复河曲之地，拓地数千里。
估计在鲜于仲通看来，南诏就是个不自量力的杂鱼，属于送人头的类型。
但问题是，滇北地形异常复杂，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能不能获得土著势力的支持，决定着战局走向。
脑袋不清醒的鲜于仲通浩浩荡荡的杀奔洱海，请和被拒的阁罗凤只能求救于吐蕃。60余名贵族组成的访蕃使团，也算诚意满满。
吐蕃早就受制于唐诏联盟的钳制，毫不犹豫的接过了橄榄枝，当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出其不意的绕至后方突袭，6万唐军全军覆没，主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二次天宝之战）
惨败之后的鲜于仲通逃回成都，等待他的居然不是清算而是升官。
时任宰相杨国忠为掩盖南诏之败，不但将大败粉饰为大捷，还将鲜于仲通提拔为京兆尹。
不明就里的杜甫也跑过来帮腔，写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鲜于仲通比作汉朝名臣张敞（也任过京兆尹）。
南诏给吐蕃缴上了实实在在的“投名状”，吐蕃也不吝惜对南诏的“注资”。
赤德祖赞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又娶南诏赤尊公主（赤尊为尊号，吐蕃时期非特指某人）为妃，结秦晋之好。
这是吐蕃降服周边政权里，唯一一个约为兄弟的案例，可见南诏地位之重。
确定了关系后的蕃诏联军，于天宝十二年（753）再攻姚州府，将刚刚复建的姚州第二次攻破，打碎了唐朝插在滇东与滇南之间的钉子。（第三次天宝之战）
难以掩饰糜烂局面的杨国忠加大了募兵的力度，对畏惧南诏瘴气而拒绝应征的唐民，“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目睹了征兵现场的惨状，估计是醒过味儿来的杜甫，挥笔写下了《兵车行》。很显然，这一篇的力量感和捧臭脚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我们将杜甫定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圣，似乎他这一辈子都在拧眉瞪眼的挑刺儿。但其实，杜甫也是个正常人，活的没那么拧巴，捧臭脚的诗也没少写。
但能被我们记住的，恰恰是充满力量的《三吏》、《三别》、《北征》、《春望》。
天宝十三年(754)，杨国忠以“分捕北地人为兵”的方式，拼老命揍了十余万人，命剑南留守李宓为帅再伐南诏。
阁逻凤用计诱将唐军诱至太和城（大理）下，据险死守避而不战。
李宓孤军深入不能速胜，唐军水土不服瘟疫迅速蔓延，吐蕃又截断补给，围城唐军不战自溃。
无奈之中，李宓选择退兵，但南诏衔尾追杀，吐蕃从侧翼夹击，唐军“流血成川，积尸壅水”，李宓沉江而死，随征两子也悉数战殁，十万唐军再度团灭。（第四次天宝之战）
所幸，阁逻凤懂得“做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的道理，不但在《南诏德化碑》上反复表示叛唐是被逼的，还在天宝之战结束后，以“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为由，下令收拾唐军将士尸骨祭祀埋葬。
现在散落各地的“万人冢”、“万人堆”、“千人堆”，便是当年唐军将士的归宿地。
明代边将邓子龙在凭吊“大唐天宝战士冢”时，留下一首《题下关万人冢》的七言绝句：唐将南征以捷闻，
谁怜枯骨卧黄昏。
惟有苍山公道雪，
年年披白吊忠魂。
连续四次天宝之战，近20万官兵“弃之死地，只轮不返”，彻底抽空了本就孱弱的中原武力，直接导致次年爆发的安史之祸愈发惨烈。
二、祸由何起
唐诏遽然交恶的原因，在《旧唐书》里有如下记载：“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张）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
这话的意思是，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去姚州拜见张虔陀，结果张虔陀相中南诏王的老婆了，非跟阁罗凤要。阁罗凤不给，他就派人去辱骂。于是，阁罗凤火了，派兵攻破姚州杀张虔陀泄愤。
从这段解释来看，唐诏关系破裂，似乎是张虔陀精虫上脑搞坏的。
但问题是张虔陀是云南太守呀，想找个啥样的妞找不着？干嘛非惦记南诏王老婆不可？！
中国史料有个特点，出了事情后，很少从背景的因果关系入手分析，而是直接针对具体操作人。
好事儿的话，就是操作人明辨是非，大领导用人有方。
坏事儿的话，就是操作人属于 X X，与领导用人无关。
相比于中原史料的晦暗不清，南诏人自己说得倒是挺直白。
《南诏德化碑》里在诋毁张虔陀之余，对被唐投蕃之举列了6条理由：
第二条是“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
第三条“（爨）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彼收录与宿，欲令仇我”；
第五条“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我把庶弟诚节废了，你们想把他弄回来，啥意思？
你们鼓动周边势力联合，准备对付我，啥意思？
在我家门口筑城练兵，准备战具，又是啥意思？
唐朝确实没啥意思，就是想限制南诏的继续发展，还能是啥意思！？
自从南诏势力渐起后，唐诏关系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唐朝需要一个俯首帖耳的小弟，而南诏却是个有理想的“二号头目。”
748年（天宝七年），阁逻凤主政后，连续率军打击滇池附近的诸蛮势力，将二十余万白蛮强行迁至大理，并派本族在滇东各要塞屯驻。
唐朝感受到了威胁，开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布局挤压。
时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通从步头(玉溪元江县)至安宁（昆明安宁）的道路，并筑安宁城为联系南北的据点。
如芒在背之下，张虔陀又开始操作扶持废王弟的计划，这才让阁罗凤忍无可忍下了死手。
攻打姚州的计划，可能根本就不是对着张虔陀去的，他不过是倒霉成了牺牲品，而是因为姚州的位置，相当于唐朝顶在南诏软腹部上的一个锥子。
有没有张虔陀，姚州都是必争之地。第三次天宝之战前，唐朝刚刚复建姚州，南诏马上就联合吐蕃，再次攻废，可见其重要意义。
另外，张虔陀在南诏内部“掺沙子”的计划，也肯定不是没睡着人家媳妇，精虫攻心而至。
毕竟能混到太守、节度的层级，哪个不是精得哄猴儿上吊？
要是朝廷没有对南诏下手的意思，给张虔陀十个胆，他也不敢“掺沙子”。
说白了，唐诏是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而这种分歧，被官员们清清楚楚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才有各种风骚操作。
只可惜，张虔陀、鲜于仲通、杨国忠都对川滇地区的形势认识不清，玩得拉了胯。
再加上，南诏之后弃蕃归唐，帮着时任剑南节度使韦皋，结结实实修理了吐蕃几顿。
于是，对南诏动手的小心思成了不能言喻之事，张虔陀成了倒霉的背锅侠。
要知道，两个国家之间的亲善和交恶，很少因某个体的意志而变化，更多基于大环境使然。
现在中美关系的紧绷，不能归咎于懂王作祟，当年开启蜜月期，也非因由尼克松乐见！
参考书目：
《天宝战争原因再议》_杨爱民；
《天宝战争及其影响》_张丽剑；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_方铁；
《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_李中和；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_李福长、牛秋实；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