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廷济在平湖钱天树（1778—1841）的家中第一次有幸获观周代的“史颂敦”，现称“史颂簋”。史颂敦铭文6行，共61字，重文2。初见此敦，张廷济对其尤为喜爱，赞其为稀世珍宝。一年后，张廷济的外甥徐同柏（1775—1854）将此敦借至斋中，观拓数月。张廷济也曾将此敦携至家中观赏，并拓制数本拓片。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廷济花费番银二百枚由钱天树处购得，并藏于清仪阁。在张廷济收藏的41件商周古器中，唯独对此敦情有独钟，对其上铭文临写的也最多。观张廷济传世的金文书法作品，临写古器铭文的书迹共13件，其中有9件临作内书写了史颂敦中的铭文，有全临，也有节临。在这些临摹作品的题款中，张廷济还常常强调所临写的内容来自其家藏的史颂敦，由此也可知道张廷济金文书法的重要取法来源就是其家藏的史颂敦。 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1764—1849）在清嘉庆九年（1804）曾组织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书中集合了当时众家所藏古器、古器拓片及古器摹本，共计550器，是当时第一本私人编纂的汇聚众家藏器的古器款识专书，可以说是当时辑录古器铭文的权威之作。虽然张廷济所藏的史颂敦，在嘉庆年间已流传于世，但并未出现在这本以收录古器著称的刻书内。因编书之时，阮元并不知晓此器，故书中也就未收入史颂敦。张廷济曾言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王厚之（1131—1204）《钟鼎款识》两本著录古器款识的专书，所收铭文数量超过60字以上的古器仅有27件，而在这27件中还有不精者，所以铭文字数多又精的古器是非常难得，且值得珍爱的。而史颂敦中的铭文，加上重文共63字，不但铭文字数多，文字又清晰可辨，可见此器的可珍之处。另外，张廷济对于史颂敦铭文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其“文词典奥，字画奇古，不可亵视”，是“钟鼎古文中之至奥者”。正因史颂敦铭文字数多，文字古，文义又典雅深奥，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这本家喻户晓的收录古器款识的专书中又未著录，所以张廷济才对此敦如此珍爱，是其家藏古器中的至宝，这应该也是张廷济平时临摹此器铭文次数最多的原因，此器也成为其学习金文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另一件张廷济较为喜爱临摹的家藏古器是“虢叔大林钟”，又称“虢叔钟”，现称“虢叔旅钟”。此钟钲间文4行，共40字；鼓左文6行，共50字，铭文数量超过史颂敦，但此钟的钲间与鼓左有多字模糊难辨。虢叔钟原藏孙星衍（1753—1818）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沈龙门（生卒年不详）曾在孙星衍的冶城山馆亲制拓片，还将其中的一张送与了张廷济。之后虢叔钟几易藏主，至清道光十一年（1831），张廷济用银二百八十四饼由苏州郑竹坡（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手中购得。在张廷济传世的金文书法作品中，有3件作品内临有此钟铭文。道光十三年（1833），张廷济曾言：“古金有文字者，钟最难得，余目验鼎彝之属数百，于钟仅见积古斋三器、苏米斋一器，余藏古器亦将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钟。”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又说：“古金中钟最少，余藏古金以千计，钟文不及五十纸，而经眼者不及十器。”可见商周时期的钟器在嘉道时期是多么的难得，加之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铭文字数又多，钲间与鼓左铭文加在一起有90字之多，张廷济言此钟是“寰宇古金中之环宝重器”。 嘉道时期，流传于世的虢叔钟共有三器，三钟铭文相同，但钟的大小与铭文字法、结体、点画形态有别。除了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还有一件藏于阮元的积古斋，另一件藏于伊秉绶处。阮元所藏的钟最大，铭文最清晰，剥蚀文字仅三四字；伊秉绶所藏的钟最小，钲间四行文字蚀损过半；张廷济收藏的“虢叔钟”大小与残损文字数量均介于二者之间。如此难以获藏的周代古钟，又仅次于官高位显的阮元藏器，无怪张廷济对此钟尤为偏爱，还成为其金文书法临作中另一重要的临写对象。因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钲间与鼓左均有残蚀文字，几乎难辨文字写法，所以张廷济有时亦会参考阮元与伊秉绶所藏的虢叔钟铭文对比来临习，小莽苍苍斋即藏有张廷济参考三家藏器铭文书写的金文作品传世。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67期“张廷济研究”专题，《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与收藏研究》，文/陶淑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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