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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若嘉业”九龙金匾 湖州的藏书传统起步于南北朝时期，时为吴兴望族的武康沈氏家族中产生了湖州最早的一批藏书家：沈亮得“赐书二千卷”；沈驎士抄藏图籍至数千卷；沈约藏书过2万卷，人称“京师莫比”。除此之外，沈约编著了我国早期的专科图书目录《宋世文章志》，被后人公认为“开浙江图书收聚之先声”，被推为“浙江私藏第一人”。 北宋时湖州人沈思藏书数万卷，有“黄金散尽为收书”的赞誉。“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湖州更趋繁荣，出现了“至若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的盛况。其中叶梦得、陈振孙、周密藏书的规模足可与皇家藏书相媲美。叶梦得在建康知府任上创办的紬书阁是中国第一座地方官府藏书楼，并提出了公藏理论。其时，寺院藏书也开始出现，道场山妙觉寺建观音藏殿，藏《大藏经》5480卷；菱湖圆觉寺和资福寺刊刻了整部《大藏经》。陈振孙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记录图书版本的私人解题式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专门的藏书活动记录、藏书家群体的出现、藏书文献的编纂和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湖州藏书文化的形成。 元代，湖州几乎成为藏书活动硕果仅存的地区。赵孟藏书数万卷，在当时已数凤毛麟角；著名道士杜道坚的览古楼，有数万卷藏书；杜道坚弟子周德方藏书也不下数千卷。吴钧筑“南楼”，万卷藏书公之于众。 从明朝后期开始，湖州发达的印刷出版业和新兴的“湖贾”为湖州私家藏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图书来源。归安姚翼的“玩画斋”、武康唐尧臣的“万卷楼”、吴兴沈节甫的“玩易楼”、归安茅坤茅元仪祖孙的“白华楼”，是当时名闻江浙的藏书楼，藏书均在万卷以上。 嘉业堂珍藏古籍雕版 清代，湖州藏书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归安姚氏家族的姚文田、姚觐元、姚慰祖，南浔董氏家族的董思、董汉策、董嘉言、董聪、董蠡舟等均藏书数千至数万卷；归安严元照的芳茮堂藏书多至数万卷，且宋元善本十分丰富；德清许宗彦利用鉴止水斋藏书，考据古代礼制、名物、文字而成果斐然；乌程周中孚根据藏书撰《郑堂读书记》，辨证古籍，考订得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补正；归安丁杰藏书虽仅数千卷，但每书均经详加校勘，时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著名学者戴震、朱筠、翁方纲等延之代为校勘《四库》底本；乌程严可均耗时27年辑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亦有赖于其2万多卷藏书。南浔藏书家刘桐的眠琴山馆藏书十万余卷，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登览。藏以致用或讲求版本，藏书家们各有偏重，在收藏旨趣上有了明确的分野。与此同时，范锴辑纂了我国第一部藏书史专著《吴兴藏书录》。 清末民国初，湖州出现了四大藏书家陆心源、张钧衡、蒋汝藻、刘承幹。拥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的陆心源：藏书多达25万卷；南浔张钧衡父子张乃熊的藏书，善本数量多逾2000部；蒋汝藻在祖辈万册藏书的基础上，积累善本多达2667部；刘承幹藏书在鼎盛时期多达60万卷以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藏书家。除此之外，湖州还有一批藏书家。凌曾紘鸿术堂的万册藏书多为中医药书籍；周越然言言斋藏书以凌濛初、闵齐伋套印本而著称；王宾的3万余册藏书以金石文献居多；王修饴庄楼2万余卷藏书以朝鲜、日本刻本而知名；宋春舫则以褐木庐戏剧藏书闻名海内外。 嘉业藏书楼内景 湖州的藏书文化在近现代呈现了百川归海、萃于公藏的景观。姚氏咫进斋藏书率先归入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守先阁、鸿术堂藏书捐助吴兴海岛图书馆；张乃熊、刘承幹、庞元澄在日军侵占上海期间毅然将全部或部分藏书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重庆中央图书馆。湖州解放后，刘承幹将嘉业堂剩余藏书及建筑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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