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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在我国古代，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也是朝廷的财源之本。整个社会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少部分是由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创造的。
朝廷作为统治机构（以皇帝或天子为中心），本身并不从事财富的生产与创造，但它却可以强权征取方式，将一部分社会财富占为已有，以供养自身的运作。土地是农业之母，劳动是农业之父。朝廷凭借国家机器的强权，掌控着土地的分配与使用，进而控制农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朝廷自身无须亲自参与农业劳动，但其依然可以分得大量的农业财富。朝廷获得农业财富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获取，即王室朝廷自身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无偿征用底层劳动者，在其土地上集中进行农业劳作，收成时，成果都归朝廷所有，朝廷无需将成果分配给被征用的劳动者；另一种是间接获取，对于非王室占有的土地，以征税的方式向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征取一部分农业成果。原始部落制时期，人们是以分散的部落方式聚居生存，每个部落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氏族。在各部落内，土地是全民共有制的，即人人皆有份，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全民共有，大家一起在土地上集体劳作，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被称为原始公社制。然而，随着部落之间的兼并、联盟，原先分散而居的人群走向融合，并逐渐分化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出现后，会建立国家机器（成立暴力组织），并制定一套统治秩序。在这套统治秩序下，土地从全民共有制变成了统治阶层所有制，统治阶层的最高统治者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掌握着土地的分配权，他可以决定将土地分配给谁，给予谁使用，并可占有或征取一部分农业劳动成果。这时，一种以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剥削与被剥削）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取代了平等共享的公社制。古代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形态，以天子为首的统治机构形成，不过，虽然天子为最高统治者，但是天子只对自己所处的“京畿之地”（天子专属领地）有较强的统治力和控制力，对离他较远的地方，控制力很弱，而且，当时许多京畿之外的地方还都是文明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为了强化统治力、扩大自己的统治疆域范围，天子以“封爵建国”（分封制）的方式来实现对京畿之外地区的间接控制，巩固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分封制直接决定了全国域内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图：西周时期分封制，天子为最高统治者，掌控着分封大权，天子将京畿之外的疆域，分封给诸侯作为其领地，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继续向下分封土地给卿大夫（诸侯国的官吏），卿大夫再往下分给士（可佩带武器的武士），由此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统治结构，从上自下层层分封，从下到上层层服从。在这个金字塔统治结构之下，是平民和奴隶，他们是被统治阶层，占人口大多数。此外，由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是世袭制（嫡长子继承），所以，整个统治结构被笼罩在宗法制之下，所有人一出生就有对应的身份等级，社会阶层几乎完全固化、不流动（就像下面的树状图）。下层人想要往上层走，实现阶层逆袭，几乎只有立军功；而上层人往下掉，则很容易，如果得罪了更上层的人，就随时可能被废，掉落为平民或奴隶。
▼图：西周分封图。周天子所在的镐京为都城（即京畿之地，天子直接控制），其他地方则都是分封一方的诸侯领地。诸侯有三类：一是前朝君王后裔（如神农氏后代，夏禹后代），二是周天子同姓宗室（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王室宗族），三是重要功臣（如姜尚）。在所有诸侯中，同姓宗室诸侯占绝大比例，分封制和宗法制相结合，以天子家族掌控天下。各诸侯在其领地内有很大的自主权，可自行组建武装、制定统治秩序，同时，诸侯也须履行一些义务：臣服听命于天子、拱卫王室、纳贡缴赋。
与宗法制-分封制相适配的土地制度，就是：天子是全天下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者，他决定天下土地的分配大权，他将京畿之外的土地分配给诸侯，诸侯是一方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并对自己的领地享有高度的自主分配权，诸侯再继续下分给卿大夫、士，这样土地就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级的统治阶层所瓜分占有。《诗经》中记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此的写照。统治阶层占有土地，但并不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生产。诸侯-卿大夫-士在获得封地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平民和奴隶，他们可以无偿征用这些平民和奴隶，令其在自己的领地上集体劳作，并占有收获的劳动成果。在农业财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和奴隶，没有财富的分配权，只能分到了少量的成果，以维持自身生存，尽管整个社会的农业财富几乎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层，掌控着财富分配权，能分到大量的劳动成果，同时，统治阶层内还要按照“士-卿大夫-诸侯-天子”层层上供的方式，上缴一部分农业财富。所以，在宗法制-分封制下，社会农业财富的分配，与社会的统治结构刚好相反，是倒金字塔状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统治，自下而上的财富流动，权力等级越高，获得财富越多。西周时期土地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天子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每个领主的土地都是由天子层层分封下来的，领主不能私自买卖土地。然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子王权衰落，诸侯相继强盛起来，原先的土地制度自然遭到冲击。一方面，土地的领主之间开始私自买卖土地；另一方面，诸侯之间持续征伐战争，败者的土地被胜者重新瓜分；还有，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铁器农具和牛耕）和人口的增长，许多荒地被开发出来，变成了“新地”，这些“新地”名义上也应属于天子或当地领主所有，但实际上却被开发者个人占有，且开发者在“新地”上耕作，收获的劳动成果也归其个人所有。久而久之，土地的个人占有，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各诸侯国为了顺应潮流、富国强兵，也相继认可了个人对土地的私自占有。就这样，在王权衰落的背景下，土地的天子终极所有制瓦解，逐渐演变成了个人（家族）私占制，土地随之出现再次大分配。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个人（家族）私占制，是从分封制中脱胎而来的，当时的贵族官吏军士，通过继承、兼并或封赏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成为“贵族官吏地主”；而与此同时，平民中也有一些人通过经商等途径获得大量财富后大举购买土地，成为“平民地主”（新兴地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占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自己土地上劳作，收成全归自己，自给自足）。这三类人共同组成了土地个人私占制的主体。当然，还有大量的平民和奴隶并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沦为雇农、佃农或农奴。在农业财富的分配上，“贵族官吏地主”和“平民地主”因占有大量土地，而可获得大量农业财富，无地的平民和奴隶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少量的农业财富，以维持生存。自耕农则以相对独立、自由的状态生存，收获的劳动成果，缴完赋税后，剩下的归自己。▼图：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牛耕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收成，使得“自耕农”大规模存在成为可能，一个自耕农足以养活一家人。
自秦朝君主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历朝土地制度基本都离不开三种模式：一是王室私占制，延续商周以来的传统，历代帝王皇室都会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用来修宫殿、园林、设禁苑等；二是个人私占制，地主私占（占有者非耕作者）和自耕农私占（占有者即耕作者），地主和自耕农都需向朝廷缴纳土地税；三是朝廷国有制，朝廷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土地，将其分给平民耕作使用，朝廷可收回土地、重新分配，同样地，耕作者需向朝廷缴纳赋税。以上三种土地模式，在历朝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于个人私占制，容易引起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差距，所以，历代朝廷会对土地兼并进行一定程度抑制，并打压豪强地主，尽量做到“耕者有其田”，这样的农业社会才能稳定。朝廷国有制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一种方式。▼图：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耕农），男耕女织，这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土地实际上最终还是掌控在统治阶层手中，自国家机器出现后，这一本质始终未变。即便是私人占有制，也须得到朝廷的认可，否则，朝廷随时都可以凭借强权将土地以国家的名义强行征收，将私人占有变成国家占有（朝廷国有制）。而且，朝廷也始终掌控着农业财富的分配权，土地上产生的农业财富，最终都会分出一部分上缴给朝廷，以供养朝廷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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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为何要垄断铸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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