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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华为、华三——企业级交换机市场的三棵参天大树——陈鹏对它们的情感或许有些复杂。提到这几家公司，他不经意地加了个前缀：“我们伟大的”，初听是赞扬，细品，又不只是。他常在朋友圈提到华为，有时为之呐喊加油，有时也吐槽它太“封闭”——“越来越像诺基亚了”。23年前，华为是陈鹏事业理想的起点，如今成了站在他创业路上的巨大阻碍。有句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树”，在交换机的这片市场领域，参天大树们遮天蔽日，占据了大多数阳光和水分。可陈鹏还是决定让他的新公司“星融”在2017年破土而出，奋力生长。他相信时代在变，创新者总会有机会。说到“交换机”，99%的人可能感到陌生，实际上你我每天都在跟它打交道。比如你手机里的APP，你每天上的网站，你正在阅读的文章，它们都运行在与你相隔千里的云计算数据中心机房里，在那里，正是有了交换机和网线的连接，云计算才有了“生命”，否则它们只是成千上万台孤零零的机器。我们则不妨透过陈鹏的创业故事，感受一下这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交换机领域20多年来的脉搏，也看看这棵名叫“星融”，想成为参天大树的小树苗将如何突破重围。一根拇指在手机上缓缓滑动，屏幕里的文章标题十分抢眼：“华为因代码质量差而被英国代码审查委员会批评”。这是2019年3月的一篇英文报道，背景是华为担心英国以安全的名义将其排除在采购名单之外，于是主动配合英国的一个中立的“监督委员会”审查自己相关产品的代码，结论是：没发现后门，但代码质量差，存在不少“陈年老BUG”。尽管已经离开华为多年，陈鹏还关注着老东家的一举一动。他放下手机，打开电脑，找到新闻里提到的代码审查报告原文，看着看着，他的思绪不经意之间飘回到20年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宿舍桌上的电脑屏幕里，周星驰正念出这段经典台词，那是1997年，当时这部“烂片”在香港票房惨淡，却出乎意料地在内陆大学生圈子里爆火。陈鹏没功夫和舍友看片儿，他一边准备毕业设计，一边还得去华为北京研究所上班，参与一个大型交换机研发项目。那时华为研发数字通信设备还没几年，也像一个临毕业的楞头学生一样“无知无畏”，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公司上下没有专家，就让一群人边干边学，自己变成专家。从北大计算机系毕业的第三年，陈鹏成了华为自主研发的 “VRP” 交换机操作系统的第一任“产品经理”（当然，那时一般不这么叫），也是技术架构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业内人士大多都知道华为VRP操作系统的全称是“Versatile Routing Platform（通用路由平台）”，却没多少人知道它最初的“乳名”其实是：Virtual Routing Platform（虚拟路由平台）。Virtual（虚拟化）这个词放在2000年的商业环境里显得不太正式，华为想给它改个名字，可是“VRP”这个简称已经被叫惯，于是工程师们拿起词典一页一页地翻，想给“V”字找一个新解释。陈鹏兴奋地举起词典：“这个词怎么样？Versatile——通用的。”大家纷纷点头，虽然有点生僻，听着还挺高级。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为了迎接信息时代，VRP系统面临一次重大的代码重构。当时有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往左是沿着老路子，继续基于一种名叫“VxWorks”的微内核开发，不断丰富它的功能，一砖一瓦把它做大；往右是一条相对冒险的路：完全推翻现有架构，基于当时刚流行不久，但开放性非常强的 BSD/Linux 内核重新开发。
“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因为商业模式等各种原因，我们既没有远见，也没有勇气去选择第二条路，而是选了走一条正常逻辑的路。”陈鹏回忆说，“就像智能手机刚出现时，诺基亚选了塞班，而不是安卓。这是一条自然而然的演化路径，以功能为先，以自己可以控制全部源代码、全部生态为先。”几乎在他们做出选择的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一本名叫《大教堂与集市》（The Cathedral & The Bazaar）的书正式出版。这本书后来被人称为“开源运动的独立宣言”。在这本书中，“大教堂”象征着保守、封闭、黑盒（只能看到盒子外表，看不见里面有啥），比喻传统软件的开发模式；“集市”则象征着开放、自由、协作，比喻开源软件的开发模式。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大教堂为什么会失败，以及集市为什么会成功。 图文无关，仅用于感受两者的区别《大教堂和集市》发行前后，向往自由、协作、创新的工程师们揭竿而起，一场轰轰烈烈又悄然无声的开源运动开始了。“……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说三个字……”这些年，这段经典对白在电视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播，陈鹏一次又一次地打开、合上那本《大教堂和集市》，感慨万千。当年的那个选择像一根刺扎在陈鹏心里，其实他当初特想选“集市”，用开放式内核来搭建VRP系统，但他最终选择“顾全大局”。就像是《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决定主动戴上金箍。 2019年，40出头的陈鹏看着代码审计报告里的那座“大教堂”被人指责老旧，不由地想到当年，感到难受。彼时，他们这帮年轻人一边自我批判“无知无畏”，一边径直走向大教堂。封闭的大教堂和开放的集市其实无所谓对与错，只是选择不同。但无论如何，人都该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有穿越时空的月光宝盒，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2006年陈鹏离职创业，某些瞬间，他也想过要带着一帮人去研发一台真正开放的交换机，实现几年前那个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可是做企业级交换机的项目太大，太烧钱了。“那时没有像今天那么多创投，只能烧自己的钱，所以即便你有一个大的技术愿景，也得服从于‘先活下来’的逻辑，从一个细分领域开始。”他回忆。他很快找到一个小而准的切入点：由于受制于交换机设备厂商的封闭，一些网络安全公司的业务很难开展，而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典型的企业安全产品叫IDS(入侵检测系统），IDS就好比是疫情期间小区门口负责检查出入证、测体温的检疫工作者，对进进出出的流量进行筛查，发现异常就告警。IDS要做好流量检测，需要交换机来配合，给它开一个接口，因为网络中的所有流量进进出出都得经过交换机。这就好比检疫工作者需要小区物业配合，给他们搭一个小棚子或者小房子，准备桌椅、登记册之类的，再配合着让住户们办理处理证。
可是，交换机厂商并没有太多意愿和动力配合安全厂商把后者需要的一众接口开放出来，对交换机厂商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选择，却在客观上让网络安全厂商陷入困难。
陈鹏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叫“加速卡”或者“智能网卡”的设备，大概长这样：还是沿用刚才那个比喻，原本“小区物业”不愿意配合“检疫人员”，给他们搭棚子、准备物料，弄得“检疫工作”没法正常开展。现在陈鹏的团队找到“检疫人员”们说：你们再也不需要物业配合了，我来帮你支棚子、弄出入证，你可以专心检疫~总之，IDS设备配上一张“加速卡”，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外挂”，可以处理所有交换机能干，但不愿意干的活儿。由于商业切入点极其精准，陈鹏做的加速卡很快就卖爆了，几年时间，成了当时国内许多网络安全厂商的标配。“一个二三十来人的小团队，就靠着这个小创新，过得非常舒服。每年的收入不比在华为体系里差，甚至更好。”陈鹏说。可是正当他躺在“安乐窝”里享受第一阶段创业成功的喜悦，窗外的天空在慢慢发生改变。2006年的一场会议上，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不紧不慢地说出一个新词：“云计算”。同一年，日后将替代比尔·盖茨成为世界新首富的贝索斯大手一挥，向全世界宣布 Amazon 将投资和创立云计算AWS的宏伟计划，一种叫“云计算”的新商业模式正式诞生。那一年，科技世界是如此激烈，又如此安静——阿里还没上市，京东转做电商没几年，中国首富还是黄光裕，游戏领域是盛大网络的天下，第一代iPhone还没发布——谁又能预料到这个“云计算”会对整个互联网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就在那个（卖加速卡的）小安乐窝里，一窝就窝到 2016年，日子过得蛮舒服，却错过了这个更大的市场。”陈鹏说。“云计算”这门生意就像是搞房地产——买来水泥、钢筋和砖头，用工人们的劳动把它们变成一栋栋高楼大厦，再根据客户的需要灵活地租售出去。“云计算世界”里的钢筋水泥砖头主要有三样：“计算力”、“网络”和“存储”。交换机就是“网络”这一环节的核心，负责把零散的计算和存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正如房地产开发商会对建筑材料提出要求，以满足整体设计规划。“云计算”这种新玩法也会对底层的“计算”、“存储”、“网络”产生许多新要求，以适应统一管理和调度的需要。“计算”和“存储”这两环由于自身的开放性，很快满足被云厂商统一管理、自动调度的需求，可是到“网络”这一环，由于传统网络设备供应商（例如思科、Arista）所提供传统网络的封闭性，矛盾产生了……谈判桌上，云计算厂商代表“A哥”拿着一把钞票，对交换机厂商大佬C哥说：“我们现在搞云计算，冒出了很多新的技术需求，比如要把百万、千万级别的虚拟服务器互联（云计算诞生之前不太可能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服务器互联），有ABCDE这些要求，麻烦你给满足一下呗？”C哥早已习惯在谈判桌上掌握话语权，他开出条件：“需求我肯定能做到，但我不想做，除非你们得跟以前一样，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办，合作由我来主导。”C哥侧漏的霸气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友谊的小船开始摇摇晃晃。谈到最后，云计算厂商A哥脸上笑嘻嘻，同意继续买C哥的交换机，心里暗骂@#$%^&……他知道，如果任何新功能都必须求着C哥来满足，一直这样下去，等于是被C哥扼住了喉咙。A哥扭头对小弟说：“你去外头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替代方案。”小弟得了令，开始在工业界和学界四处晃悠，寻师访道。在山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斯坦福（大学），2007年，一群技术大佬闭关数月，折腾出一个后来被命名为“Open vSwitch（开放式虚拟交换机）”的开源项目。 “虚拟交换机”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台通用计算机上捣鼓捣鼓，就能用软件模拟出交换机的功能。用“虚拟交换机”构成的网络叫“SDN（软件定义网络）”。SDN能让网络世界变得就像电影《盗梦空间》一样随心所欲，工程师们可以给每一条“马路”编程，让它根据车流量来智能改变、自动调度，在软件定义的网络世界里，硬件的限制程度被降到最低，工程师们的聪明才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以尽情展现。2009年，SDN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未来十大突破性技术”。第二年，一批做“白盒交换机”的初创公司像地鼠一样接连冒出来，所谓“白盒交换机”，就是你买了A品牌的白盒硬件，可以装上B品牌的操作系统，反之亦可，就像智能手机刚流行起来那会儿，你可以买来一台小米手机，然后刷入华为的手机系统。用个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软硬件解耦”：软件和硬件是分开的。至此，云计算A哥嘴角泛起微笑，他终于有个办法挣脱C哥的束缚。方案一：买来便宜的白盒裸机交换机，自己研发虚拟交换机软件，替换掉原来的传统交换机，这样一来，以后想加什么功能就可以直接加，自己说了算。方案二：继续买C哥的交换机，但是只用到最基础的数据交换功能，然后在自家的云服务器里捣鼓虚拟交换机，以满足新的功能。虽然比较费钱，但好歹也能自己做主。但是，这两种方案一般适用于具备很强的研发能力且愿意投入大量技术成本的大型云计算厂商，比如AWS、阿里云、腾讯云等等。那些规模稍小一些的公司，依然只能被“C哥”们摁在谈判桌上摩擦。陈鹏告诉我，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云计算催生了一批专业提供这种新型开放式交换机和基础网络平台的厂商，云计算厂商不想自研又想享受新的技术红利，可以直接找他们购买，实惠简单又干净卫生。传统网络设备厂商的封闭使得云计算厂商的新需求无法满足，必定会诞生新的科技物种来满足这个需求。正如传统功能机只能打打电话，玩玩贪吃蛇，无法满足人们新出现的各种需求，那么智能手机就一定会出现。这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让当时还在做“加速卡”的陈鹏心跳加速，他心想：“既然我已经做出加速卡，现在智能时代就就要来了，我干嘛不直接去做真正开放的新型交换机呢？”他脑子里甚至已经浮现出一个完美的新型交换机的样子：那是“一个基于开放的硬件架构、一个可编程的交换芯片、一个标准的Linux内核、一个和云计算完美融合的网络操作系统，用这些搭建出一个真正“开放、标准化、自动管理的新型基础网络，从而打破传统网络供应商编织的封闭、低效的网络黑盒……”他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一旦正式进入企业级交换机市场，就等于选择跟思科、华为、华三这样的巨无霸正面刚，这是非常冒险的事。另一边，当时他的“加速卡”业务已经拓展到更大的市场——除了网络安全厂商，还有很多其他行业也受限于交换机的封闭，需要加速卡之类的产品来帮忙。一边是巨大的机会，但是要冒着赔上老本的巨大风险，一边是稳稳当当地赚钱，陈鹏陷入两难。2016年，科技领域发生的一件大事：微软公司正式推出开源软件SONiC系统——一个基于开源Linux内核，专门为新一代交换机打造的操作系统，相当于是交换机领域“安卓系统”。“我就这么待在这个安乐窝里，到底有什么意思？”他意识到，在历史的巨轮面前，一切停在原地的都会被碾压。下定决心不久，陈鹏跟几个朋友撸串，他举起一扎啤酒：“我们现在要往珠峰顶上攀了。”一个哥们问：“我们有南坡这么好走的路，为什么要爬北坡？”陈鹏一时愣住，没有当场回答。Paul Chang 的加入，为陈鹏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在咖啡馆见面，原本双方只是想交个朋友，找找合作机会。Paul 是思科中国研发中心的第一任总经理，也是思科第一台数据中心交换机Nexus7000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60多岁，都已经退休了，可脑子里蹦出许多技术想法，忍不住想把它们实现。听Paul说了一会儿创业计划， 陈鹏大惊：“啊？我也在做这个呀！”原来，Paul和他一样，也看到了云和网络之间的矛盾，看到了封闭、黑盒的网络设备对网络的局限，相信开放、智能才是云网络的未来。两人越聊越嗨，越聊越惊讶——对方看好的技术方向和关键技术点跟自己是如此地一致。“华为和思科是两家相互封闭并且竞争的顶尖网络通信设备公司，我们的想法和判断竟然一模一样，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陈鹏说。那次“邂逅”，双方都心动了，第二次见面，陈鹏更主动，当场“求婚”，提出把两个团队合并，陈鹏甚至说服Paul他们把刚拿到天使融资退回去：“我们一起再去找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情。”会议室里，陈鹏站着，投影仪的光撒在幕布和他身上，屋子里还坐着四五个中年男子，新的团队“星融Asterfusion”已经正式组建，他们把所有的事业理想浓缩在10页PPT里，期待着投资人的认可。讲到第五页，一位投资人忽然打断他，“你不用继续说了。”星融团队的几个人一愣，以为什么地方出了岔子。对方接着说，“我们决定投。”星融的第一笔天使投资3000万人民币就这么谈下来了。这个新团队太幸运了，因为自那之后，陈鹏再去见其他投资人，经常聊了不到十分钟，对方就开始“聊天气”，扯东扯西，试图优雅而不失礼貌地岔开话题。陈鹏心里清楚，对方只是不好意思伤面子，如果换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对方可能会直接说：“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吧，你可以走了”。“你们做一个跟华为、思科一样的东西，跟华为思科抢市场，你们怎么想的？疯了吗？我猜他们当时内心对白是这样的。”陈鹏笑着说。星融的A轮投资人刘成敏（前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退休之后成了投资人）特别理解这种情况。他告诉陈鹏：“你运气太好了，现在做这个领域最底层技术创新的投资机构，全中国可能不会超过20家，几乎都被你碰到了。”而一开始的天使投资人之所以只看了5页PPT就决定出钱，也是因为他们对网络通信行业足够熟悉，其他很多投资人要么对交换机领域不熟悉，要么不想或是不敢把钱投在底层技术层面。“明明有挣快钱的机会，你非要去做一件特别傻逼的事。在互联网这个管道之上赚钱的路子很多，我们却偏偏要去做最最底层的管道，你说傻不傻逼。”陈鹏说，这就好比你是个开发者，明明可以在iOS系统的基础之上开发软件赚钱，可你非要脑子进水，去写一个安卓的底层操作系统，跟iOS竞争。“你觉得这样的团队全世界有几家？像我们这样的‘傻’的团队，想正好遇到一个‘傻’的投资人也确实很难，所幸，我们的运气不错。”团队合并半年后，星融的第一台交换容量为3.2Tbps的新型交换机出厂。这台机器的操作系统AsterNOS是星融团队基于微软发布的SONiC开源项目研发的系统。如果把SONiC系统看作交换机领域的“安卓系统”，那星融的AsterNOS就相当于是华为的EMUI、小米的MIUI、魅族的Flyme、OPPO的ColorOS、一加手机的H2OS……2套操作系统：AsterNOS和Asteria控制器，分别主打“云交换机”和“云网控制器”两个领域非技术专业的读者们看到这么多陌生的单词可能有点晕了，其实完全不必知道上面这些英文单词都是些啥，只需要知道它们有几个关键词：开放、智能、可视、可被集成。
然而，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拿着这台交换机去参加一个数据中心的项目招标，却失望而归，招标要求里写着许多“莫名其妙”的功能要求。“比如你去看路由协议，里头有一个ISIS协议，八竿子跟数据中心打不着关系，但是技术规范里却写着必须有这个协议才能参与招标。”陈鹏说。这就好比你是卖手机的，市面上已经全是高分辨率屏幕的智能机，可商场非要你在手机上实现一个能玩老式黑白像素风格的贪吃蛇游戏才准你卖。陈鹏气不过，却也只能接受，这种“控标”的做法太普遍，潜规则也是规则的一部分，他能做的只有等到规则改变的那一天。“谁也挡不住大趋势，今天的互联网厂商，大的小的，欧洲的、北美的，都在去厂商锁定化。”他说，“任老板（任正非）过去讲过一句话，叫‘我们要修比太平洋还粗的管道’，潜台词是，我把网络管道修好，人们在这网络管道上搭建上层设施，就像古代的人傍水而居，慢慢发展出村落、城市。”陈鹏说：“但今天云的时代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人们不再是傍水而居。云的时代是什么样？是今天我在这修了一座城市，直接把河水引过来，根据城市规划的需求去修建供排水系统，让水流适应城市，而不是沿着河去构建生态。”他相信网络也一样，人们要的不再是越来越粗的“管道”，而是网络足够开放，能根据人们的需求去灵活地集成和调度，为上层应用服务，而非本末倒置，让上层应用来适应底层网络。转机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欧洲的网络设备代理商找到陈鹏，说微软的Azure云数据中心有一个需求，要不你们去试一下？陈鹏当时心想：“我在国内想敲开阿里云的门都费那么大劲儿，去欧洲竞 Azure的标岂不是更没戏？”可那个渠道商是陈鹏的朋友，想着试试也没多大损失，就做了台样机寄了过去。一个月后，陈鹏收到这个朋友的微信消息：“微软Azure那边要下50台订单。”陈鹏：？？？？？？他下意识地回了一句：“Why?”朋友说，很简单，因为这功能竞争对手C厂和A厂做不到啊。为什么大厂没做到，星融却能做到？陈鹏向我科普了一段交换机的研发逻辑：“交换机里一个ASIC（专用芯片电路）从最初的设计雏形到制作出芯片，放进设备里，通常需要大约5年时间，做得好也许只要两三年。”可是世界变化太快，三五年时间，芯片做出来，市场需求可能早就变了。“以前但凡有什么功能需要改芯片才能做出来，思科、华为之类的厂商话语权很大，会说Sorry，改不了。“那一次的功能并不难实现，但我们伟大的思科、Arista用的还是博通两年前的芯片，我猜他们肯定没想到微软还有这么稀奇古怪的需求。”陈鹏说，星融的交换机基于可编程交换芯片，很容易就满足那个需求。BAT之类的互联网大厂想在网络上做技术创新，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交换机的开放性不够，改不了（或着说不愿意改）。久而久之，这些厂商就开始用白盒交换机取代传统交换机，或者直接用服务器来模拟，把传统交换机“架空”。他坚信，当上层需求累积到一定程度，上层的新需求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倒逼底层的基础设施创新。“传统的商业黑盒解决方案固然可以满足今天的组网需求，但基于开放软硬件的新交换机迟早会成为另一种选择，就像在云端Linux之于Windows，在终端Android之于iOS。”2019年，星融完成1亿人民币的A轮融资，陈鹏觉得这笔钱的意义不止是钱，更是资本市场对他选择的一种认可。“你也知道，那会儿整个资本市场其实挺冷的。我们融资很顺利，说明从资本的角度也是认为我们这条路是有意义的，是值得接着往前走的。”做交换机的技术过程听起来就非常枯燥乏味，陈鹏说：“就是不停地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在一个小小的电路板上反复试验各种的连接路线，重复重复再重复，直到你身体发虚，感到被掏空。”有点像登山一样，左右左右左，不停地走，直到腿累得发抖。 “但只要我们乐在其中，什么苦啊，累啊，就都忘了。”北坡虽然难爬，却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风景。这几年，他看见星融的小伙伴们用800台1RU（RU：交换机规格的基本单位）的盒式交换机支撑起2万5千台服务器的大网络，比传统架构的网络节省50%的成本；他看到星融用百十片芯片搭起来的分布式算法把云计算中的虚拟机路由表容量提高了100倍，到千万量级；他看见 AsterNOS团队每周都给SONiC社区贡献代码，支持的数据中心交换芯片越来越多……他看见“大教堂”之外，“集市”里的人群熙熙攘攘，规模越来越大……
“有一次老头（Paul）跟团队一起开会讨论产品路标，从下午聊到午夜也没得出结论，当天是元宵节，Paul 只好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他老婆说：‘Sorry，请原谅我不能陪你过元宵节咯~’那天我们就一直讨论到半夜两点多，他已经六十多岁，早上六点多还得坐飞机回台湾。”为了保留对技术的初心、热爱和对市场、趋势的敏感度，陈鹏和Paul每天都还动手写程序。为了保持精力旺盛，陈鹏每天例行跑步6公里。某天夜里，他对着电脑屏幕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说：“程序员永远年轻。”还有一次开完会，几个人决定开车去公园跑步，刚出门抬头一看，天阴沉沉的似乎要下大雨，几个人一商量，管他呢，跑着跑着，真的下了起来，可他们反而觉得畅快，等到雨势渐小，陈鹏掏出手机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也恰似他们创业生活的一个缩影。三位星融核心成员：陈鹏（右）、胡波（中）、潘君（左）
有个段子说：年轻人健身，那都是为了吸引小姑娘，只有中年大叔们才是真心热爱生命——因为他们是真的想活得久一点。当他告诉我，星融的公司管理层平均年龄超过42岁时，我忽然想到，任正非创办华为时也已经44岁。这让我猛然发现，陈鹏虽然离开华为已多年，和华为却有着某种看不见的精神层面的联系。陈鹏说自己“傻”，团队“傻”，投资人“傻”。2008年任正非接受采访，被问到“您认为华为的长项是什么？”他也说“长项就是傻，华为从上到下就是大傻瓜……”思科、华为、华三是盖在星融头顶的参天大树。参天大树看起来如此高大，无法超越，可是哪一棵参天大树不是从一棵小树苗长起来的？任正非2008年在公司内部信里聊到创业之初时说：“我们当时就像一只蚂蚁，站在大象脚下，在喊要长得与它一样高，现代唐吉柯德……”陈鹏又告诉我，除了管理层年纪偏大，公司大多是充满干劲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和20多年前那个年轻人陈鹏一样，一腔热血，无限可能，只知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哪管什么参天大树，什么恶龙，他们兴许无知，却也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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