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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与古陈郢今淮阳文化 刘刚 了解淮阳历史的人都知道，今天的淮阳在战国以前史称宛丘，既是人文始祖太昊伏羲的古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西周春秋时期陈国的都城，承载着陈胡公宗亲文化和《诗·陈风》乐舞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同时，淮阳还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史称陈郢，亦是中国散体赋的发源地。这是当今淮阳人尚未发掘出的先秦历史文化。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古陈郢时期散体赋的创始人——宋玉，以及他在古陈郢今淮阳的散体赋创作与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一、宋玉与古陈郢今淮阳 古陈国始建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46年），《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1陈国历经25位君主，立国560余年，至陈湣公24年（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兼并，成为楚国的属县，史称陈县。楚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楚为秦所逼迁都于陈，始称陈郢。那时的楚都，即今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楚故城”。陈郢作为楚都，历经楚襄王、考烈王两代君王，从公元前278年至241年历时38年。楚襄王薨于陈郢，葬于城郊，淮阳俗称马鞍冢。自陈为楚县至楚都再南迁寿郢（今安徽寿县），凡326年，期间《诗·陈风》所代表的本土民歌与楚地新抒情诗《楚辞》的遇合，培育了新文体诞生的文化土壤。陈与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融合与升华，促成了战国晚期新的文体——散体赋的生成，而先秦辞赋家宋玉就是学术界公认的散体赋的开创者。 宋玉，楚鄢（今湖北宜城）人，约生于公元前296年，约卒于公元前222年，是战国晚期与屈原并称的著名辞赋家。刘勰《文心雕龙》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2李白《感遇四首》（其四）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3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4宋玉青少年时，在家乡从师授业，秦将白起攻陷鄢城时（公元前279年），离乡逃难，辗转至陈郢，随即入仕楚王，先为小臣，后为大夫，实为文学侍从，历楚襄王、考烈王两朝。宋玉赋的创作亦即从入仕陈郢时开始，并逐步走向成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宋玉大约在楚都迁于寿郢后于楚幽王元年（公元前237年）“失职”，赋闲于寿郢十余年，意欲重新被起用，然而心愿终未实现。楚王负刍四年（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率兵60万伐楚，逼近寿郢，宋玉避兵乱躲入衡山（今安徽天柱山），后涉江南渡至湖南临澧而终了一生。宋玉一生与古陈郢今淮阳渊源颇深，在楚襄王、考烈王立都陈郢的38年中一直居处于古陈郢今淮阳，并且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与创作生涯，他在古陈郢今淮阳生活的时间最长，创作的作品最多，反映的生活内容最丰富，文学个性表现得最充分。 二、宋玉赋与古陈郢今淮阳 伟大诗人屈原的后学——宋玉、唐勒、景差都在古陈郢今淮阳生活过，其中与今淮阳地缘关系最为深厚的，当首推宋玉。宋玉是楚襄王的文学侍从，宋玉的辞赋大多作于他在古之陈郢今之淮阳时期。《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赋十六篇”，5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四篇，其中作于楚襄王都陈郢期间的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讽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舞赋》等九篇，作于考烈王都陈郢时期的有《登徒子好色赋》一篇，合计十篇，占其作品的百分之七十还要强些。6宋玉的辞赋与《诗·陈风》十首同调，“主文而譎谏”，都委婉地寄寓着关注时势的讽喻命意。 《风赋》的讽谏主题非常明显，宋玉应对楚王的提问，顺势讲述了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将楚王的关注点由王宫引向了“死生不卒”的民间，并巧妙地设置了两种风的鲜明对比，用引君入彀的方法，引导楚王要关注民生，改善民生。 《高唐赋》与《神女赋》是姊妹篇，二者既有叙事起承的结构关系，又有寓意互文的逻辑关系。《高唐赋》以楚王望高唐朝云不禁发问领起，以宋玉讲述楚先王梦遇神女承接，又以宋玉奉旨赋说展开，铺叙了高唐观所在之巫山的山水草树的景致，及鸟兽与方士的活动，而后承楚王有意前往一游的心态，说出了“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谏言。《神女赋》以楚王命宋玉赋说高唐承接前文，继而交代楚王昼思先王之艳遇，夜梦高唐之神女，然而他醒来记忆模糊，又命宋玉据其所知再赋神女之状貌，宋玉于是铺叙了楚王梦中神女光彩照人的体态、千娇百媚的神态与纯真高洁“曾不可乎犯干”的情态。赋中寄寓着不可以龌龊的心态事神的命意。 《对楚王问》是宋玉借自辩而寄寓讽谏的名篇。此赋用楚王的责问领起，以宋玉的自辩承转,铺排了三个以反差对比为隐喻的喻体，在曲高与和寡、凤皇与鷃雀、鲲鱼与小鲵的对比中推出“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的结论。全文之赋说，自辩只是托词，谏说楚王才是目的。赋中寓有规劝楚王不要偏安一隅，而要效仿“圣人瑰意琦行”，重树复国兴邦之大志。 《大言赋》《小言赋》也是姊妹篇，两篇从一大一小两处着眼寄寓谏言。以往有人以为这两篇是游戏之作，实为误读。《大言赋》与《小言赋》的谏言都隐含在宋玉的赋说之中：宋玉所言之“大”，是通过巨人的表现，谏说楚王要有“并吞四夷”、“跋越九州”的大志向，同时又通过巨人在天地间“迫不得仰”的窘状，谏说楚王“大”不可强求，要懂得《老子》所说的“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的道理；宋玉所说的“小”，是“无内之中”、“未兆之庭”中的小，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小，用意在于谏说楚王要关注“小”，要懂得《老子》所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 《讽赋》是借被谗“好色”而自辩的契机进谏的。此赋女性身份是，驿站主人之女；事件发生环境是，主人之女居处的兰房之室；事件起因是，主人之女对宋玉一见钟情；事件过程是主人之女在安排房间、配送餐饮、以钗挂冠、为歌表白、以死相胁等五次步步升级的挑逗，而宋玉两次弹奏鸣琴暗示不从，最后不得已以怒斥坚拒；进谏的内容是，希望楚王面对女性要洁身自好，守志不移，处理好后宫侍女殷勤献媚的问题。 《钓赋》藉登徒子向楚王夸说玄渊钓术引起楚王兴趣之机，不失时机地切入话题、转换话题，由“役夫之钓”转入“圣人之钓”，用尧舜禹汤之钓与夏桀商纣之钓的反差对比，称颂圣人之钓“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的钓道，希望楚王效法圣人，能够成就“大王之钓”。 《舞赋》情节简单，笔墨全在乐舞的描摹与渲染之上，谏说命意也寄寓在乐舞的赋说之中。赋中的乐舞名曰《激楚》《结风》《阳阿》，本是楚国新兴的民间乐舞，宋玉将其推荐给楚王，从而成为楚之宫廷乐舞。如果我们承认音乐语言与舞蹈语言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宋玉推荐的新乐就当有它的意义内涵，从宋玉辞赋一贯的讽谏倾向看，这组新乐舞当具有抑制淫靡、激发奋进的积极意义。 《登徒子好色赋》以登徒子短谗宋玉开篇，以宋玉自辩承接，以章华大夫称颂宋玉“扬诗守礼”收束。看似自辩“不好色”，实是以“好色”为谏题，劝谏楚王如何处理在宫廷生活中与诸多女性的关系，提倡“扬诗守礼”的君子品德，所谓“扬诗”就是用《诗经》的诗句含蓄地表达情感，所谓“守礼”就是恪守礼法，以礼相待，其中讽谏之寓意显而易见。 这十篇赋，据文本记述，《风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作于宋玉随王伴驾出游云梦之际，属于宋玉在陈郢时期的作品；《高唐赋》《神女赋》虽也写游云梦时的见闻，而其开篇说“昔者”如何如何，显然是返回陈郢后的追述之作；至于《对楚王问》《讽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则可以认定，创作于古陈郢都城之中。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宋玉的这十篇作品除《风赋》《钓赋》讽谏寓意比较明显外，其他八篇的讽谏寓意都相对委婉，因而《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7近现代有些学者借司马迁的评说作文章，说宋玉是没有气节的文人，甚至将宋玉丑化为背叛师门、谄媚权贵的小人。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按照宋玉所处的战国晚期的社会共识，宋玉的讽谏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荀子·臣道篇》说，“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讳）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8因此，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对于谏言者来说，规避风险必然是第一要务。《礼记·曲礼下》说，“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9这是儒家后学以礼法的形式警示当时的“人臣”。《韩非子·说难篇》说，“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0这是当时著名学者以论辩的方式警示“谏说谈论之士”。这就是宋玉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谏言者普遍采取的谏说策略。据此，分析宋玉赋中的谏言，宋玉作为一个文学侍从，其进谏均关乎对楚国或楚王的正面关切，即便多“不显谏”也具有积极的讽谏意义，可以认定，宋玉赋不是阿谀奉承之作，宋玉其人也不是阿谀奉迎的小人；从宋玉“失职”后所作的《九辩》、楚国灭亡后所作的《笛赋》《微咏赋》分析，宋玉虽已“失职”，沦落为“贫士”，但宋玉的爱国情怀和故国之思却依然不改初衷，即使国家已不复存在，宋玉仍怀着拳拳之心以其辞赋激发楚人的复国潜志，这不仅与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与趋炎附势的政客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按照当时社会的评价共识，完全可以说，宋玉是正直的文人，是具有爱国情怀的辞赋家。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说，宋玉赋表现出的讽谏寓意与《陈风》十首一样，也表现出了干预时政、刺世疾邪的讽喻精神。 司马迁评说宋玉“终莫敢直谏”有着他特殊的用意：从评说的语言环境说，目的在于用宋玉作比较对象来突出屈原的直谏精神；从评说的个人情结说，寓意在于用屈原直谏精神来证明自己因直谏李陵事而受宫刑的无辜；从评说的文学理念说，主旨在于阐述他以屈原等为典范的“发愤著书”主张；从评说的对比方式说，宋玉的“莫敢直谏”与屈原的“直谏”不是反比而是正比，这种对比更能突出屈原的伟大。总之，司马迁的评说标准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尽管其个人标准高于社会标准，表现出赞赏“直谏”的忠烈意识，但是并不能取代社会共识。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评说标准分析，其评说无疑是中肯而公允的，对于宋玉也是相对肯定的，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可以说，开创了散体赋在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斐然的宋玉，当是淮阳人引以为荣的对淮阳陈楚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辞赋家。 三、宋玉赋的文体意义与古陈郢今淮阳 宋玉是散体赋的开创者，宋玉在古陈郢今淮阳创作的十篇散体赋奠定了散体赋的文体体制。中国古代的赋体文学，发生在战国晚期。就赋体文学整体来说，它得到了先秦文学的多方面滋养，有多种来源，归纳古今所论，有诗源说、诸子辩辞说、史载谏辞说和俳优伶辞说；而具体到早期的三种赋体样式，则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先秦作家身上，骚体赋的开创者是屈原，诗体赋的开创者是荀子，散体赋的开创者是宋玉。宋玉开创的散体赋是中国赋体文学的主流样式，因而大多文学史研究者统而言之，“赋，楚大夫宋玉作。”11宋玉开创的散体赋规范了散体赋的文体特质，诸如对问的结构体式、韵散相间的语言形式、铺排夸饰的修辞方式、弘博丽雅的风格范式和劝百讽一的讽喻定式，均在宋玉于古陈郢今淮阳创作的十篇赋作中发展成熟，成为后世散体赋创作共同遵循的范本与规制。宋玉在古陈郢今淮阳开创的散体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受宋玉赋直接影响的作家作品，仅在汉代就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代四公大言》、张衡《舞赋》、曹植《洛神赋》等等。其次，宋玉开创的散体赋促成了历代赋体文学的发展，诸如西汉的散体大赋、东汉的抒情小赋、六朝的骈体赋、宋代的散文赋，无不继承了宋玉赋的文体基因和艺术基因。再次，宋玉赋的铺排夸饰手法更是被后世各体文学广泛接受，尤其在叙事诗、议论文、慢词、散曲、戏剧、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再其次，宋玉劝百讽一、寓理于事的表意方法几乎成为古代文学的最佳表意选择，在古代文论中“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论述，在古代文风中“婉约”、“含蓄”、“委婉”等风尚，都体现了这一表意方法的基本特征。从上述意义上说，淮阳是我国散体赋的发源地，散体赋是从淮阳走向全国的。淮阳人应该重视宋玉与其散体赋的研究，弘扬淮阳地域文化，决不能忽视曾经为陈楚文化争光添彩做出贡献的宋玉与宋玉开创的散体赋。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五册1575页。 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47页。 3[唐]李白《感遇四首》（其四），《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李白二十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1453页。 4[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杜甫十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227页。 5[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六册1747页。 6早期的文学史只认为《九辩》《招魂》为宋玉所作，而其他作品为后人所托，主要理由是以为在宋玉时代不可能产生散体赋。1972年属于散体的《唐勒赋》在山东临沂早期汉墓中出土，证明了战国晚期散体赋业已发生，因此学术界改变了看法，认为传世的宋玉作品理当为宋玉所作，只是对宋代晚出的《微咏赋》是否为宋玉亲笔尚存在争论。 7[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八册2491页。 8[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九《臣道篇》，《诸子集成》本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67页。 9[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下》，《十三经注疏》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1267页。 10[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说难》，《诸子集成》本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254页。 11[南朝梁]任昉撰、[明]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注》，《历代文话》本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521页。 作者授权本微信平台原创首发 作者简介： 刘刚（1951——），鞍山师范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乐府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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