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小说二十年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言，从更大的范围看，尤其是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小说革命”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当下作家创作无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还是在语言、叙事、文本上，都显示出强大的惰性。也因此，小说写作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改变，甚至于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呼声日渐强烈。 由此引申开去：如何改变近些年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现状？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当下渐显僵化、保守的小说批评又该做出哪些调整？从”50后”到”90后”，十四位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归根到底是在回应：当下小说界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以期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突破和创新。 系列之一聚焦“新世纪小说二十年”，今天带来第三部分。 不同代际作家、评论家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之一 新世纪小说二十年：在先锋文学洗礼后重新出发 主持人 傅小平 对话者 贺绍俊、王尧、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  “1990年代以来，全球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语境，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作家都很难进行颠覆性的写作。” VS “当下不少作家都不能把话说得文通句顺，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作品是在自我消耗，然后彼此消耗。” 傅小平：我回想了一下，我们刚才的讨论，都是围绕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展开的。无论观点有何分歧，大家都推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并认为当下青年作家创作与之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杨庆祥：我在一些场合表达过我的观点，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现在看起来其实很简单，能留下来的作品也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对当下青年写作不满意的话，可能是他们并没有针对其父辈进行一种颠覆性的写作，但是，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历史语境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语境，不仅仅是中国青年作家，其他国家地区的青年作家也很难进行颠覆性的写作。 路内：以我看，很多问题还得是理解系统的人，才能指出它的缺陷。不再指责青年不够努力、不够有天分，而着眼于系统的“革命”，我认为是明智的。 傅小平：不管是你说的系统，还是总体意义上的当下文坛，都期望推陈出新。我们确实也期望当下青年作家能如那一代作家那样在写作上带给我们一些革命性的变化。但期望归期望，事实归事实，他们的写作带来某些新气象了吗？ 丛治辰：作为文学从业者，谁不向往风起云涌的文学现场啊，但是要让我去当这个搅拌机，的确是有点力不从心，是时代太寂寞，还是自己太平庸，很难说清楚，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非常真实。这会不会正是新气象不能出现的原因之一，或至少是表征之一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似乎也不好意思对青年作家要求过多了。而且我总是不能够确定，到底何种程度和何种意义的“新”，才配称为“新气象”。我想这个时代的“新”是有的，但是如果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崛起与兴盛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大概都算不得“新”，甚至有倒退的意思。但是“倒退”会不会也是一种“新”呢？ 路内：部分作者的媒体化、自媒体化、网红化，也可以视为对系统的反叛，初期肯定有一些新气象，时间久了则未必。不只是文学界，各行各业吧，都有一种下行的规律。反叛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一种骗术。文学系统对于这种反叛或有忽视，但并没有压制。因为根本也压制不到，它们在另一个系统里。问题是，这种反叛在某种力量（姑且说是资本吧）的驱策下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现在谁是龙，谁是屠龙者，谁屠龙之后会变身为龙，已经说不太清了。 李浩：需要说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有期待，但我们也要警惕“叶公好龙”，或者“口是心非”。我们真期待“新”么，假设它以一种具有“灾变”感的面目出现，就像卡夫卡在他那个时代的出现，就像乔伊斯、贝克特、唐纳德·巴塞尔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出现，我们是否欣喜，还是……这其实是个问题。 傅小平：这就回到前面作家们对评论家们的质问了：我们没有创新倒也罢了，如果是有创新，但没满足“期待”，你们要不就是不予承认，要不就是认不出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收获》在内的许多文学杂志集中刊发、推介作家作品，推动了先锋文学的整体发展 李浩：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也认为当下青年作家没有带来新气象。我看到的多是质地还算不错的“规训之物”，他们达不到让我惊艳的程度，尤其是拿他们的作品和世界文学已有的高格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为“文学未有”做出的远不及我期待的更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崛起与兴盛——在我固执而偏执的印象里那是中国文学少有的黄金时期，它可能包含有草创的某些粗陋和不完美，但其中贮含的活力、冲劲和争当弄潮儿的勇气依然让我充满敬佩。他们极度在尝试、冒犯、创新，不断地打碎——现在，有吗？ 石一枫：还是有的吧，说完全没新气象也不一定，毕竟这些年下来中国小说也有变化，我不太看重技法本身，就拿小说提供的生活质感而言，像张楚写的县城，双雪涛和班宇他们写的东北工业区，这都算是提供了新元素、新气息吧。 罗伟章：确实难言新气象。但在我，似乎更关心“旧气象”。我曾在《中华文学选刊》写过一篇文章说当下把话说得文通句顺，差不多就算好作品。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就我阅读过的稿件，发现大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在自我消耗，然后彼此消耗。最典型的是小说的腔调——都是同一个腔调，连句式都长着相似的面孔。你读了若干篇小说，感觉是在读同一篇小说。这种自我消耗和彼此消耗的结果，是看见了小说的穷途末路。 傅小平：穷途末路倒未必。但你的担忧不无道理。我读眼下很多小说，也和你有同感。总体上，当下不少作家在语言上似乎不如以前讲究，不少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在文字表达上，又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着实有一些差距。听你这么说，加之我从其他编辑、读者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反馈，看来这并不只是我的个人之见。我觉得，当我们谈论当下小说面临创新焦虑，我们多多少少掩盖了当下部分青年作家在文字表达上的缺失。 丛治辰：在我看来，对文字表达的评判是最为困难的，很容易被自己的趣味所左右。这个层面，也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很难具体讨论的。我也觉得今天的写作在文字表达的基本面上不能与我少年时代所阅读的前辈作家作品相媲美。但是我也总会反省自己：是否我阅读时候的年龄、阅历和文学经验使我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是否我已经腐朽到不能体会新的文字表达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说明何以文字的质感退步了，比如时间。北大中文系当年流传一个段子，说老系主任严家炎先生，起草一个大扫除通知都要三易其稿。每次我想起这个段子，都对严先生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同时感到羞愧。在今天的信息生产节奏下，还有多少人愿意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去打磨自己的作品呢？  傅小平：作家没有时间琢磨文字是一方面，对文字表达很难评判也是一方面。但小说以文字为媒介，不谈文字只谈其他，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我们谈写作创新，往往会往题材、结构、思想、角度等上面谈，却几乎不提及或极少强调文字表达的基本面。但以我的理解，所谓创新，至少得包含文字表达层面上的创新吧。 李浩：创新，就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会是单一向度的，它是综合体。当然平庸也是综合体，也是多方位的。 傅小平：充分谈谈你的理解。 李浩：其一，我们的写作不能止于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汇，不能不追问、不思考、不反驳，它要求我们的写作是那种“以某种方式摧毁我心中批判能力的故事”，它对同时代的“人云亦云”和“习焉不察”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警告。其二，我们在每进行下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就要和旧有的自我、旧有自我的成绩、方法和经验进行对抗和割裂，我们要在下一步作品中“再次蜕变”，创造一个不同的新我。对他者重复是“渺小的后来者”，是没出息和平庸的表现，而对自我的重复也是。其三，我们需要创造性地改造我们的母语，让它在我们的写作中变得更为准确、美妙、丰富，有更多的诗意和多向的注入。最好的、最有质感和美感的语言一定是由好作家提供，他们不仅仅是精于使用自己的母语，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母语提供新变和陌生。 罗伟章：对，文字表达层面的创新，前提一定是思想和观念的创新，没有这个前提，很难谈到这个话题。至于青年作家在文字上稚嫩些，我们倒可以有“同情性理解”。 傅小平：文字稚嫩可以理解，没能文通字顺则令人费解。 王尧：语言的问题是普遍性的。这几年汪曾祺先生再次成为话题，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我们当下的问题。汉语写作在语言上暂时还不能提到创新，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结果。小说的识别度差不多是由语言显现的，现代小说家的例子很多。小说不能很好地完成故事和意义，与语言表达的贫乏有关。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是叙述语言单调，一方面是人物语言缺失个性。我们首先要恢复和积淀语言的文化性，然后才有可能形成个人的修辞，并让人物贴切地说话或沉默。 傅小平：这还只是在技术层面上说的。你表达过一个观点，大意是作家不应该只是把语言看作技术和工具，还应该凸显其文化属性。我不是很清楚你强调的文化属性具体所指，但你提到当代作家结构力薄弱，“怎么写”并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等等，我甚是赞同。   莫言《生死疲劳》 王尧：作家结构力薄弱的问题，在长篇小说写作中更为突出。结构力是一位小说家在整体上把握生活的能力，在文本中统筹故事、细节、人物的能力，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的能力。我还要再次提到形式作为内容的意义，八十年代经历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向，强调了形式实验的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形式当作为内容服务的工具，其实形式本身也是内容。比如说，莫言的《生死疲劳》用了章回体的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莫言回到叙事传统的美学实践，并与他小说中六道轮回的世界观相吻合，形式也就成了内容。“怎么写”的探索式微了，是小说文体缺少创新的一个原因。 石一枫：我倒不这么看。形式能表达内容就好。 何平：仅仅说文学语言问题，我觉得当下的问题不是创新，而是承传。内容和表达的关系不只是创新，首先是适合和匹配。 李唐：同意。文字表达很重要，这需要写作者下大力气。 杨庆祥：我倒是觉得在文字上，现在的青年作家比上一辈作家要好一些。 石一枫：仅就语言来说，年轻作家的语言已经很好了，虽然有一部分不说人话的，但也有一部分能把人话说得特漂亮的。 笛安：别人我不评价，我认为我的文字表达挺好哒。 傅小平：归总到一句话，作为一个作家，似乎不能不为自己的文字表达感到自信。 杨庆祥：但现在的青年作家文字里，那种生命性的东西、原始的力的东西就少了很多，而这些，才是让文学真正拥有生命和个性的东西。 颜歌：我个人深深地感觉我的中文越来越烂——就单单回答问题，我已经在网上查了好几次词典来确认一些字句。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焦虑：双语写作的意思，就是两种语言都非常烂地，凑合地写着。  “文学语言极其重要。青年作家要补上这一课，多读优秀译著，磨炼语言嗅觉，如果直接读原著，效果会最好。” VS “对小说家而言，文字好不好，其实是个很单薄的评判标准。文笔再好，写出来的东西是虚假的，那也不行。” 傅小平：双语写作对作家来说是挑战，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多懂一种语言，也会给写作带来一些充满创造性的异质性因素，并且加深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要不顾彬怎么说，很多中国作家写不好，是因为不懂外语呢。他虽然说得偏激，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余泽民同时还是翻译家，你在这方面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余泽民：文学语言极其重要。我们的现代汉语历史并不很长，特别是小说语言，可以说是伴随着翻译文学的发展而丰满起来的。现在我读“五四”时期的作品，仍能遇到许多惊艳的句子和作者自创的妙词。不得不说，特殊年代使我们的文学语言 “变水”了许多，客观上也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登台的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那时代作家的读书量巨大，如饥似渴，吸收力极强，现在的年轻人要补上这一课，夯实语言能力。多读优秀译著，绝对磨炼语言嗅觉，如果直接读原著，效果会最好。 傅小平：还别说，读外国文学原著对现在很多青年作家不成问题，但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为何他们在文字表达上，还不如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他们中能读原著的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通过译著了解世界文学的。 余泽民：是啊，外国文学译著对他们的创作影响巨大，其中就包括语言。但我们做个对照，匈牙利人口只是中国的百分之一，能数出名字的国际级大家却有一打，而且匈牙利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十分鲜明，为什么呢？十年前，一个由五位作家、诗人、剧作家组成的匈牙利作家代表团出访中国，在北外搞了一次文学翻译研讨会。作家施皮洛在发言中提到，几乎所有的匈牙利作家都通一两门外语，而且绝大多数人做文学翻译，他们五个人都是这样；另外，匈牙利历史上的语言改革家不是作家，就是诗人。凯尔泰斯翻译过尼采、维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书，这对他写作的思想、语言都影响很大，他在《船夫日记》里多次提到。我想，这跟“五四”时期的那一大批作家情况很像，也印证了一个事实：外语阅读或翻译可以直接打造作家的语言风格。王小波认为 “最好的中文在翻译文学里”，假如我们的作家能懂外语，以后也许我们会说：最好的中文在懂外语作家的作品里。   凯尔泰斯《船夫日记》 傅小平：也许，但也未必。 路内：我觉得，对小说家而言，文字好不好，是个很单薄的评判标准。文笔再好，写出来的东西是虚假的，那也不行。有一些作者的文字是真的差，有一些不差，但它不在某个审美系统之内，也会被编辑抵触。我还见过有真写得很好的，太好了，结果编辑看不懂了，营销看不懂了，发行看不懂了。 傅小平：是嘛？我猜这位作者多半表达极为陌生化，而很多编辑还是在既有的表达惯性里看稿，或者只能接受有限度的陌生化。过度陌生化，确实会让人读起来没那么顺畅，但语言如果是“顺畅”到让人一目十行，更是问题。 余泽民：由于我深受自己翻译的作品影响，我很怕拿那种可以一目十行的书，翻开一页，就会像洁癖患者一样迅速放下。语言像酒，是有味道的，读书多的人会培养出自己特有的直觉，扫一眼就能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 傅小平：遗憾我们不是扫一眼作品，就能判断一个作家，有没有给当下文坛带来新气象。也因此，这就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 笛安：我觉得不难。我认为新气象肯定是有的，也许不够“革命性”，但是说实话，“革命性”这个词本身就不是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人的语言体系里常用的词汇。我认为，最近二十年的青年作家在对于“城市”的写作上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文本的，“城市文学”这个丰富的领域，正在被很多青年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挖掘并且在持续地产出。 傅小平：这是一个可待讨论的新话题。可以确定的是，你的写作为城市文学带了新质。相比而言，八九十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乡土书写上。城市文学书写，是青年作家大有可为的一个领域。要写好了，自然就有了新气象。作为“90后”作家，李唐怎么看？ 李唐：我认为新气象还是有的，只是每个人前进的方向不同，很难再找到某种恒定的标准去衡量。比起八九十年代，其实文学的样貌现在是丰富了许多的，也更加大胆。只不过，还是像前面讲的，这些变化有的被称赞，而有的不被接受，被认为是胡闹、歧途。 颜歌：这个问题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最近五六年都没有住在国内，对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们听闻大名的很多，真正读到的基本没有。这是一件一直以来让我很遗憾的事情。 傅小平：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指不定就有人给你寄书了。看来国外文学同行对你吸引力更大，你还是2019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委么，想来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不少阅读。 颜歌：如果让我从我现在栖身的这个英文文学界来讲的话，我觉得年轻一代的作家是风头很足的。年轻作家讨论和面对的问题，很概括地来讲，大概是生存的焦虑和存在的虚无。当地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源被上几代占据和耗竭之后，他们往往面临着无可解决的生存焦虑，这也使得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必须要选择向上一辈归顺。这里我说归顺，丝毫没有批判的意思，我也是归顺的。 傅小平：在事关生存上归顺，很能理解。  2020年布克奖短名单中的六部作品 颜歌：年轻一代往往都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一些社会中和认识中的大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文化/语言单一中心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消费主义的问题，社会资源不合理集中的问题，甚至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多样化认知。这些很蓬勃的思潮在新一代作家的文学里面有很多体现。最近这几年，英文文学界大奖也有很多年轻得主，2019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得主就是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作家，今年国际布克奖的得主更是前无古人的一位1991年出生的跨性别作家，刚刚公布的2020年布克奖短名单有四位都是处女作作者，也被称为历史上最多元的一个短名单，包含了来自津巴布韦和埃塞尔比亚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文学里面“新”的出现还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 王尧：单就国内创作而言，我也留意这几年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我感觉很多小说出现了新的素质，这是批评家需要关注的。 稿件责编：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  2019合订本·微店 现在公号新的推送机制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以用户的阅读习惯来系统安排。这让我们的读者发现“文学报”公号提醒推送内容的时间变得飘忽不定。 读者的阅读视野正在被改变。真正值得被看到的文章、多元的内容或许将淹没在同质化的大数据筛选机制里。 在目前没有确定的应对方案里，只能希望大家多标注我们公号为“星标”，多点击一下文末的“在看”，以及转发或留言。 让我们再次重逢，无限相遇。 文学照亮生活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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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冬天惠铃 > 《A04小说/编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