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中国》有感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一书，确实是触动很大。书中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剖析不仅是深入浅出，对于今日我从小生活成长的乡村，竟然也是多有贴切之处，当真是令我感受深刻。因此，读完这本书我还真的有些零碎的感受可以简单地串联起来。

我认为，乡村社会的种种特点都能由费孝通先生总结出的乡土本色推论而出。就好像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乡土本色”便是整本书的不易之本。而这个乡土本色就是——熟人社会。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所以我们的祖祖辈辈，尤其是乡下人特别重视土地。因为，乡下人都是向土地求生存，与土地发生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游牧民族尚可以逐水草而居，土耕文明却是离不开土地。

只要靠农业谋生的人扎下根来，他们就不会也没必要离开这片土地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对乡下人生活的最好写照。于是，当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人口繁衍之后，这有限的空间就会变成所谓的熟人社会。这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们一出生就在叔叔阿姨的眼中长大。随着成长，我们彼此间越来越熟识，甚至不用语言文字便可辨认来者。

就是这种的熟人社会对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其他延伸影响。

熟人社会在空间上表现为人口的几乎不流动，时间上则表现为世代繁衍与今昔对话。空间上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安土重迁。那么时间上如何做到世代间的隔空喊话呢？最重要的桥梁就是经验累积。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与这土地混熟了，我们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估计也是不外乎四季更替，庄稼播收。因此，对于先辈们留下来的经验，我们只管照做就是了。当然，必须是正确的能满足后人需要的经验才能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当代的行为指南。

这经验累积就叫做传统，而传统本就是文化。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做的事，之所以在合乎欲望满足同时又有力于社会生存，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文化规定的内容。

但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如果环境变了，人不能作主动地有计划地适应，只能盲目地经过试验来找到新的方法。如果传统能适应人们的需要，就会使人们主动地去遵循，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秩序。礼治秩序是和法治秩序相对的，它们的不同就在于一个靠外在力量的约束，一个是主动服膺。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纠纷人们从不愿寻求司法渠道的帮助。礼治秩序下强调克己复礼，内化于心。如果去诉讼，只会让人鄙夷道德败坏罢了。因此，一个无讼的社会便形成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刚入世的小孩子，他还不懂得如此多的规矩，又生性自由不愿学这些规矩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教化了，通过教化让孩子接受早在之前就被人们所接受的东西，如果不愿接受就强制他接受。

这种强化人们接受教化的权力就是教化权力，既不同于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也不同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它是产生于社会继替过程中的强制性却不同于剥削性的“爸爸式权力”。如果社会变迁越慢，发生的新问题越少，那么这种教化权力就会扩大。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独裁专权之类的权力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是无为政治了。又总是说长幼之分，年长者一般掌握着对后辈的教化权力，因此倒也可以称作为“长老统治”。

如果社会不够稳定，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新问题，那么这种权力就会被削弱。反而是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人做的新尝试，找的新方法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在已知既有的旧方法失效之后人们不会一直守着它不放，但是新的有效的方法又没有出现，人们就难免恐慌。

从而让一些适应新时势的实验跟尝试流行了起来。这时候就会出现对传统遵守表面下名与实的分离，即是表面依从传统，实际上却在尝试新方法。那些勇于进行变革的“英雄'就会掌握一种可以支配信任他的群众们的权力。这种产生于社会变迁中的权力形式称为“时势权力”。

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继替则只是指社会结构内部的流动。因此，时势权力跟教化权力互为消长。社会结构“静止”时，教化权力占上风；社会结构变迁快于社会继替时，时势权力则占上风。

熟人社会说白了就是血缘与地缘社会的统一。土地由一代代人继承，自然就形成了村落。如果达到饱和点，一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重垦土地，他们也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带着老家的血脉扎根生长。

由于乡下工作分工不必细化，大活小活一般家庭夫妻二人就可以胜任，与人协作实在是没有必要或是偶然性的。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地域上的限制的，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一个千年谚语，折射出我们对于群体和个人，他人和自我双方关系界限划分的模糊。这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很不相同的。

乡土中国中有着很贴切的比喻：“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也就是说西洋的社会团体界限分明，所以说西方的社会结构也被称为团体格局。

而我们的乡村社会结构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波纹推及就发生了联系。我们自己就是水纹的中心，离中心越远，波纹也就越小，联系也就随之变小，因此这种我们也称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公与私就变成相对性的了。在自我主义之下，我们可能会为了家而牺牲学校，为了学校而牺牲国家。因为在一个小团体之外看，自己这么做就是“公”。西方社会有一个超然的团体就是国家，为了国家力益，上下双方都可牺牲，就是不能牺牲国家利益来成全别种团体的利益。这是乡土社会中所没有的。

这两种格局的差异也决定了，西方争的是“权”，乡土社会则是“攀人情”。毕竟是熟人社会，在差序结构中，一个圈子画下来，街坊邻居都要送鸡蛋庆喜事。大到方圆上百里，小到街坊邻居，只要自己的底蕴够厚，那么这个圈子就越大。差序结构是一个可伸缩的网络，是由私人关系连接起来的。

在私人关系下，这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也就成了“人情社会”。我们彼此间都是熟人，不用将东西都算得这么清楚。之所以这一次馈赠东西不过是为了下一次你换一个更加重的人情，以此类推周而复始。每根线上都附着着私人道德，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主义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效力要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

亲密社群中最怕“算账”，所以说商业是在血缘之外产生的。如果想避免过多人情的叠加以至于压断社会关系，就需要减轻这上面的人情负担。订立契约，由血缘社会向纯粹的地缘社会转变，这既是社会一大进步又是一最大困难。

《西方陆沉沦》中提出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被称作亚普罗式的，一种被称作浮士德式的。亚普罗式文化认定宇宙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创造，人只能去接受它，遵守它，维持它；浮士德式文化却把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乡土社会便是典型的亚普罗式的，现代社会则是浮士德式的。

在乡土社会这个熟人社会、差序结构中，其实是很反对变动的。他们反对一切可能引起社会变动的因素，比如说情感。情感是一种冲动，会引起一种状态的变化。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感情淡漠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男女有别的鸿沟也就筑下了。

它要求家庭只能是一个事业组织，夫妻之间的感情是配角，父子之间的单系原则才是主轴。因此，在生活中同性同龄间才会有更多的乐趣；家族中也总是氏族至上，异性为辅的。这与西方“生活堡垒”式的家庭不同，西方家庭是以夫妻为主轴，如果夫妻感情融洽，那么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舒适安心。乡土社会的家庭之所以如此，估计也是因为纳入了过多生育和抚养以外的功能了吧。

毕竟，我们没有跟西方一样从事专门某一项职能的团体。我们在生育抚养完孩子之后，家庭的这一社会功能还不算完成，还要从事政治经济等职能。西方家庭则不然，孩子长大后在父母家住，甚至还要交赡养费。这也是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一个差别体现。

家族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前面说过，乡土本色下与他人协作是后起的，不必需的。只有当遇到小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依照血缘为主的差序结构，即亲属原则向自己的家族世人求助。所以说家族是乡土社会绵续的重要保障。

熟人社会下，形成了差序结构，差序结构又影响私人道德，产生所谓“人情社会”。世代经验累积又形成文化与传统，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社会规范则被称为礼治秩序。在礼治秩序下则催生了重要的教化权力以及与其相消长的时势权力。

所以说，整本的《乡土中国》都是在讲述一个乡土本色的“熟人社会”。即使是今时今日我们看来，也不得不感叹道：“这个乡土的中国，从最基层看去，真是一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人民生活劳作的壮美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