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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藏书的千年积淀不仅为人才培养提供给养，更孕育着古典学术文脉。藏以致用，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传递、校勘、记录，藏书家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
藏书为学术著述提供丰富资料
古人在利用藏书治学的基础上，创造了著述、汇编等多种形式的新典籍，如宋代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等，延续着中国的学术文脉。“没有大量藏书，这类学术活动难以完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表示。
古代的信息传播不发达，藏书是治学必不可少的基础。收藏与自己治学关系较密切的书籍显得尤为重要。杜泽逊介绍说，从事古代文史研究要购买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等大量典籍。叶梦得、郑樵、赵孟俯、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著述等身、名篇迭出，他们都是利用藏书而各铸辉煌，名重学界。
古代藏书与学术发展互为因果，这种关系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清代学者在朴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而从事朴学研究，需要大量图书资料。”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陈东辉介绍说，清代私家藏书楼多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建。
正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清代学者用历史文献对社会上及书本中的问题进行考证。康熙时代的学者阎若璩考证大量公私藏书中的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此前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古文尚书》系伪书，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
“治书之学”孕育中国古代学术门类
历代藏书家对典藏、雠校、分类、编目、纂辑、刻印等藏书实践活动的研究是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考据学等许多学科的基础。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认为，应将这些研究书的学术门类称为“治书之学”。“早在汉代，从刘向、刘歆父子编《别录》、《七略》开始，我国就已建立起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治书之学，唐宋以后，版本学、辑佚学蓬勃兴起，并与原有的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等结合，在学术研究上更为专深细致。这些活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代达到鼎盛，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水平极高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辑佚学家或考据学家。”肖东发说。
“藏书不一定能当考据学家，但不藏书肯定做不了考据学家。”杜泽逊介绍说，清代考据学的重要分支校勘学，尤其需要依赖罕见秘本。嘉庆年间，著名考据学家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底本是传世极少的元刻十行本，校本也大都是宋元明善本。
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是清代朴学鼎盛时期的藏书界巨擘，经他们题跋、批校、刊刻的善本古籍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有“黄跋”、“顾批”、“鲍刻”之称。作为古籍善本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批校本”在当今的艺术市场上备受推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说，批校本是批本、校本、题跋本的统称。这些经前贤亲笔点校、批读、题跋过的书籍，也许本身的年代并不十分久远，但批校内容或侧重考证源流、订正讹误，或区别刻本的优劣，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支脉。批校本不仅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线索，还体现了批校者本人的学养、趣尚及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文化风尚，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
地域学术发展与藏书繁荣相互促进
藏书活动的繁荣与我国历史上地域学术的发展相互促进。据《中国私家藏书概述》统计，明清两代全国著名藏书家共有4654人，其中江浙两省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6％。而在这两朝的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105名，超过半数。这足以说明藏书与地域及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
“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与唐宋时期私家藏书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肖东发认为，藏书直接关系到读书教育，藏书是否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关系相对薄弱。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
陈东辉告诉笔者，在清代道咸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全国的学术中心一直在江、浙、皖一带，而被称为“炎荒僻壤”之地的广东，学术空气相对薄弱，私家藏书也较少。编纂《四库全书》时，广东仅进呈了12种书，名列全国倒数第2位。
藏书的不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著名学者阮元嘉道年间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建立了学海堂，逐渐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学海堂开设经古之课，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从19世纪中叶起，全国的学术重心开始转向岭南，随后逐渐波及附近的荆楚地区。（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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