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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回家后，我鼓起勇气，几次向父亲提出要外出念书，都被父亲婉言拒绝。”读到这里，我想落泪，“我”不能上学很难过，可“父亲”是不是更难过。 “老师问他，为什么偷跑？他说：‘我饿！’老师抚摸着他的头，什么也没说。”读到这个逃跑的学生，我想笑，可更想哭。 “一九六零年夏天，家里没有粮食让我往学校带了。学习又紧张，父亲见我着急，不知是借的还是买的，拿回了2斤小米，让我先带上去上学，坚持几天算几天。”读到这，我想六零年，多少人饿死。 “二斤小米硬是坚持了五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五天。有一天傍晚，吃完野菜，别的学生走了，我帮炊事员收拾，他从锅里刮了一碗稀饭，用眼神示意我快吃，别让他人看见。我接过碗，狼吞虎咽、三两口就吃完了，又舔了舔碗，意犹未尽。”读至此，我还是哭了。 “从我家到学校35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四年中，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趟。” 人生啊！多少回味！多少感恩！多少磨砺！ 外出上学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 ——感谢教师恩 圆我求学梦 五十年代，我的家乡属蔚县管辖，当时称呼十四区，也叫蔚县大南山。进山的路，只能步行，连马车也不通。物资进出山区，只能用牲口驮，或人背。如果下大雨引发山洪，就阻断交通了。 我们村在当地属于地势宽阔、耕地面积最多的村子，也是乡政府、供销社、学校、粮站和后来的派出所所在地。当时大村庄一村一个学校，小村庄几个村设一个学校。我村的学校是三个村设的，30多个学生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一个年级一竖行。老师先给一年级讲，大家听，再依次给二、三、四年级讲课。那时，我对高年级的课程很感兴趣，虽然没有书，但他们学的知识我都知道了。 那时的老师也非常艰苦，他们是从县城派来的，翻过松枝岭、火烧岭两座大山，到我们偏远的山村来任教。住在教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宿舍兼办公室。吃粮从粮站买，吃水是学生用木桶从河里抬。从没见过老师吃什么蔬菜，也没有人关注老师的生活。村里还有人眼红，说老师尽吃细粮。头几年，每个学期都换新老师，后来，有的老师带着家属、孩子来，就常住，不轮换了。从没有听到老师喊苦叫累，他们默默无闻地把青春、把精力奉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 初小（四年级）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差，父亲不让我到外地上学了。没学可上的日子，我只能在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条件好的同学到30多里外的大山那边上高小、初中，我只有羡慕的份，他们回来也动员我去上学，说学校大、学生多、老师也多，背柴卖给学校，用那钱买书、买本和笔还用不完…… 没学可上，没书可看，闲得发慌。当年冬天，偶然发现，村里一家外窗台上有一个黄布书包，外面露着书。天冷，他们家门窗紧闭，我翻开一看，是军队学文化的课本，是他家人当兵带回来的。看到书，我很高兴，就冻着，站在窗外看书。每天去看，看了三、四天，他们家人出来了，很不高兴地问我：“你经常站在我们窗下，干什么？”知道我是看书后，就说：“拿回去看吧！”我一本一本都看完了，到现在还记得部分题目，有“西瓜兄弟”“功劳炮”“毛主席批示”“老太太做得对”等，内容也没忘。 第二年春天，我在路边为生产队看守羊羔子，每天挣4个工分。那天，一位姓余的乡干部路过，和我聊天，问这问那，说：“你小小年纪，应该去念书，将来干些有出息的事，当个小羊倌，有啥出息？” 我心里很不好受，但又无话可说，他的话深深地烙在我心中。 这年的夏天，父亲让我到临近的涞水县黄金坎村一个朋友家办事，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30里山路半天就走到了。朋友家住在一所中学旁，看到一排排天蓝色的新校房，很是新奇。第二天一早，我去校园里溜达，正遇到一大队身着学生蓝衣服的中学生出早操，他们整齐地排着队，领队那个学生个头比别人高，胖胖的脸，留着分头。学生们从我身旁经过，都用异常的目光打量着穿着破旧衣服羡慕地望着他们的我。出操结束了，学生们都解散了，我仍原地站立不动，想着：我一定还要上学！还要上中学！有的学生回头看我，也有的站在面前打量我，但什么也没说，也许他（她）们能理解我在想什么。 回家后，我鼓起勇气，几次向父亲提出要外出念书，都被父亲婉言拒绝。我村有位家庭条件较好的任姓同学，已经外出念书，也曾试图说服我父亲，让我继续读书，但得到的回答是：“不行，指着他干活呢！”于是，该同学到学校向校长讲了“我想上学、父亲不同意”的情况。 那年秋天，龙降庄学校来了一位老师，经过打听来到我家，这位老师和我父亲坐在炕上，守着火盆，谈了一个多小时。老师临走时，在院里对我说：“你爹同意了，来上学吧，可得好好学习呀！”后来才得知，刘校长知道情况后，为了让一个穷孩子上学，专门派张行礼老师翻山越岭，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我家，做我父亲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我父亲。同学、校长、老师的情谊，我终生难忘。 母亲推碾子为我准备了约20多斤玉米碴子，准备了被褥。我背上粮食、被褥和路上吃的干粮及咸菜疙瘩，起大早，和邻村的几个同学一起，踏上了漫漫求学路。一路上坡，越走坡越陡，越走越累，渴了，遇到小河水，趴下喝个够，那年，我13岁。背着沉重的东西走上坡山路，被同学落得大老远，他们边等边催促我：“快走！不然，天黑也到不了学校。”翻过一座名叫火烧岭的高山，就是陡的下坡，山下有一村庄叫“灌上”，走过这里，还有五里缓坡就到学校了。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到了学校，好多同学围上来欢迎新同学。从我家到学校35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四年中，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趟。 我自知这念书的机会来得太不容易了，因此，格外珍惜时间，勤学好问。在高小念了一年后，老师让我跳班，到初中一年级学习，每天都有晚自习。那时，学的是俄语，为了记住俄语单词，我订了一个小本子，把单词记在本子上，有时间就拿出来念。被老师发现后，收去，在年级会上提出表扬。星期六下午、星期日老师休息，我们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利用这个时间去山里背柴，一次能挣贰角钱，先把买书、本的钱扣出后，再挣就是自己的了，每周背三次柴，自己衣兜里也有几角钱了。 外出上学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城市里是“低指标，瓜菜代”，山村里，粮食更少，每顿以稀粥为主。秋冬季节，山坡上长满了沙棘(酸刺榴），饿了，我们几个男女同学就去现摘现吃，酸甜的咽下，又酸又涩的就吐掉，吃到不太饿为止，每人嘴上都黄乎乎的，擦不掉。那时，我们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饿得快。一次，有学生报告老师，一个男同学偷跑了，老师让我们快把他追回来，我们很爱干这事，一会儿就追上了。他不肯回去，我们就把他摁倒，抬起往回走，他又骂又踢，我抬腿，他穿着一双新鞋，踹了我几下，我松开了，他又踢得另一同学也松开了。恰好，又来了几个大个同学，把他抬回学校，他的行李是我背回去的。老师问他，为什么偷跑？他说：“我饿！”老师抚摸着他的头，什么也没说。几十年后，听说他当了小学教师。 一九六零年夏天，家里没有粮食让我往学校带了。学习又紧张，父亲见我着急，不知是借的还是买的，拿回了2斤小米，让我先带上去上学，坚持几天算几天，再想办法给我弄粮食捎去。到了学校，生活老师嫌太少，不收：“你自己开伙吧！”我只好自己开伙，心想，只要能上学就行！伙房有个小炉灶，放学后用伙房的盘子称，称二两米，做成稀饭，一天两顿饭。放学后跟随同学们去挖野菜，胆子大的学生免不了偷拔些老乡种的菜，开水焯后大家吃，二斤小米硬是坚持了五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五天。有一天傍晚，吃完野菜，别的学生走了，我帮炊事员收拾，他从锅里刮了一碗稀饭，用眼神示意我快吃，别让他人看见。我接过碗，狼吞虎咽、三两口就吃完了，又舔了舔碗，意犹未尽。在我艰难的求学路上，在我饥饿的时候，这一碗饭真是雪中送炭，饱在肚，暖在心。 初中总算坚持下来了，离开学校不久，我们所在乡和涞水县几个乡划归涿鹿县，学校少了我乡的学生，没几年，这所学校没有了。 那个年代，山区的学生贫穷，老师艰辛也不富裕，他们的工资最低，但师生间的感情最深，时至今日，师恩难忘。那些年，每当学期结束，老师背起行李回县城时，学生家长、村干部和孩子们，总是把老师送出好几里地，挥泪告别。他们的奉献精神感动着山里的孩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离我村五里地，也是最偏僻的大村庄陈家台，有一位县城来的吴秉义老师，在那里连续任教4年多，后来调到中学是我们的老师。前几年得知，吴秉义老师早已退休，在他80多岁时，他的已当上爷爷的学生们用车把他接到陈家台，在几个学生家轮流居住了半年多，可见师生的情谊有多深。现在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上个中学很容易。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的同龄人能够理解我的经历。 去年清明节，我自驾回老家上坟。由妹夫带路从另一山沟开车一路颠颇到了五十五年前的中学，实现了我故地重游的梦想。校址已成了耕地，学校后面一片松树林只剩下一棵，学生宿舍已成了羊圈。环境虽然变了，当时学校的种种，却已经烙印在我记忆中，永远不会褪色。 作者：王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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