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再良等：​追源欲求真伤寒——评《宋以前伤寒论考》

追源欲求真伤寒——评《宋以前伤寒论考》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张再良 杨文喆

《宋以前伤寒论考》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作者冈田研吉、牧角和宏、小高修司是日本汉方界的知名学者，也是长期从事临床诊疗的医生。三位先生诊余倾心于《伤寒论》研究，卓有成效，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见解、自成一说，给人以启发。读罢《宋以前伤寒论考》，掩卷沉思，感触颇多，稍加归纳和展开，以就正于同道。同时对书中要点，稍作提示。

对《伤寒论》的研究，将宋之前后进行对照、分析，希望能够理出一些头绪，悟出一些道理。把宋代（北宋）作一个分水岭，是因为北宋的校正医书局对主要的医学典籍作了校订。对于历史上这样的一件大事，无疑可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件工作对医学文献的保存、流传和普及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从消极的一面看，在宋人的校订过程中，医学文献的失真或多或少难以避免。看事物能够看到正负两个方面，才称得上全面。

将宋之前后的《伤寒论》一对照，确实有趣，发现的问题有大也有小。

大的问题：什么是宋代的《伤寒论》、宋以前的《伤寒论》究竟如何、宋以后的《伤寒论》有何变化，这些问题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北宋校正医书局在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不容忽视，宋代在医学典籍上下的功夫，影响至今。今天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学习和研究上就难免会产生偏差。试想宋之前后的《伤寒论》，就连宋以后的《伤寒论》与《宋版伤寒论》也产生了不少差异，更何况宋以前的《伤寒论》呢？汉末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尽管我们不断追寻，但仍然是个谜团。

《宋以前伤寒论考》一书中提出了时态系列伤寒论、痰饮伤寒论、阳明病胃家寒等，以及《金匮要略》杂病是伤寒的伴随症状这样的见解。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伤寒论》的重心从治法的可与不可变到了病态的三阴三阳？为什么可与不可篇到后来不被重视了？还有为什么阳明病从胃中寒变成了胃家实？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可与不可给的是治疗上的规矩，更加靠近最初的临床实践。三阴三阳给的是治法规律，属于后人从客观实际中的抽象。也可以说，宋之前的《伤寒论》更加接近于临床实际，反映真实的情况，而宋之后包括宋版《伤寒论》更趋向于规律总结，提供了治法方药的规范。如果说这是伤寒从狭义到广义的变化，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我们对于事物最初的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时，我们更加感兴趣的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一旦我们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是否反过来会有助于我们对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考虑宋之前后《伤寒论》的变化，给人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宏大视野。在历史过程中能够变成文字书籍流传下来的，是浮在表面或沉在底下的东西。据此我们必须努力思考，从整个外感热病的角度，从伤寒、金匮、温病的相关性，来探索和阐明中医临床诊疗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认真整理好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小的问题：药物方面有葱和薤白(韭)、柴胡和前胡、桃仁和杏仁、山茱萸和吴茱萸等，方剂方面有桂枝汤、五苓散和猪苓散、八味丸和六味丸等，治法方面有辛甘法和苦酸法、发汗法和止汗法等，文字方面有主之、宜、属、坚等，另外还有条文次序、篇章结构、后序归属等，都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这些问题看来细小，却往往能够左右大局面。细节是局部，今天看到的其实只是历史留下来的极其有限的一些碎片。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研究是在根据这些碎片做拼图，力图恢复历史的原貌。这是我们的愿望和努力，对于很多空白的地方，研究者无奈之中只能用想像来填补，这样的填补正确与否，似乎有待于今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也有待于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人的认识随时间而推移，今是昨非，研究者的思想和观点处在不断的深入和变化之中。细节很重要，必须认真。但从整体研究看，有时在细节上又不必过分执着，因为临证的最初也许是模糊或者是无意识的，古今对照，以今视古，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和推断事物发展的脉络。这会进一步引发我们在很多其他方面的思考，除了古本《伤寒论》或者《伤寒论》的原貌究竟是如何以外，我们甚至会进一步联想伤寒究竟是什么疾病？六经病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既牵联到具体的病证和治法方药，也涉及临床遣方用药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话题回到《宋以前伤寒论考》，核心是伤寒，是《伤寒论》，是宋的前后。换言之，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伤寒或《伤寒论》古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时候变化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变化给后人或者对今天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必须想明白的是，思考这些问题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也即想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伤寒的把握方法是多元的，并不单一，有时间系列伤寒，有三阴三阳伤寒，有可与不可伤寒，也有痰饮伤寒等等。现在成为定局的是三阴三阳六经病态定位的方法，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了。方法的多元，提示临床情况的错综复杂，也反映了认识和把握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日本学者用病态二字表述三阴三阳，应该也很到位，其实这也就是证的概念，也就是六经病证的概念，这样一来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为什么三阴三阳病态最后能够成为核心，而不是治疗的可与不可或者按照时间系列的伤寒。

宋以后《伤寒论》的变化，确切地说，应该是外感热病证治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温病学说的兴起和形成，这是脱离了《伤寒论》文字的羁绊，在临床实践中的补充和扩展。表面看好像寒温有抵触，其实是互补的，温病是对伤寒的扩充，六经是个大框架，六经可以统寒温。方法论一旦建立，后人仿效，补充了大量具体的方药，临证过程中具体方药的活用其实是没有止境的。中医是智慧，六经是方法，蕴含其中的辨证思维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基础，这是基本不变的，而变化着的是具体遣方用药的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医的发现和具体的治疗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医的补充。伤寒六经证治的框架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六经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方药证治，更重要的是中医临床的辨证思维，也就是方法论。六经、传变、合并病，体现了对事物分阶段和层次的认识，对事物动态的观察，对事物由常达变、由典型到不典型的把握。中医的外感热病证治，面对着西医将近四五十种疾病，辨证、辨病和对症的处理，毫无疑问都是临床上必须要考虑的。现今的中医教育，八纲取代了六经，六经和卫气营血作为热病的辨证而偏于一隅。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大多数人对伤寒、对六经已经生疏，这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不讲《伤寒论》，中医将成为无本之木。六经是中医临床通用的标准语言，六经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通俗的表述并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了解六经，就是理解中医；了解六经，就是熟悉临床；了解六经，就是掌握辨证论治的方法；了解六经，就是守住传统。

《宋以前伤寒论考》的三位作者，享誉日本的汉方医学界，特别是在《伤寒论》等中医古籍研究领域更是举足轻重，这和他们日常在学术方面倾注的精力有关。他们又是始终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所以十分务实。所谓务实，一是尊重文字材料，说话以文献为依据；二是看重临床实效，医学的研究毕竟还是要以疗效为归宿。考虑任何细小问题，始终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两个大前提。中日之间在传统医学方面的交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过热潮，那时好像以日本方面过来的人士为多，《宋以前伤寒论考》的三位作者应该也得益于当时的交流。在我国，对日本汉方医学的研究也一直作为课题之一，或紧或慢有所行进，但是一般注重于古代文献的多，而着眼于当今现状研究者较少。

《宋以前伤寒论考》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日本现代汉方医家和学者是如何思考和研究《伤寒论》的，这对我国的学者一定会有所启发。学术没有国界，面对日本学者的见解，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精神，相信我们只要了解，多少都会有所触动。日本的森立之研究会，有恒心用数年的时间，学习讨论《伤寒论考注》，可以说真正是一个沉下心来耐受寂寞的群体。他们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不是计较眼前的利益，而是争取学问的长进。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一是出于对考证学派泰斗森立之先生的敬仰，深信不疑，沿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向前开辟未来。二是出于对《伤寒论》的坚定信念，坚信《伤寒论》不可动摇的经典位置。作为中医临证基础的学习和理解，在《伤寒论》上无论怎么用力都不为过。——上海中医药杂志,2018,52(04):6-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