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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允的出色表现，北魏皇帝拓跋焘委派他负责教授太子拓跋晃读书。 后来，崔浩因直书北魏祖先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的问题而被捕入狱。高允在修史这件事上受崔浩领导，也有连带责任。北魏太子拓跋晃于是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拓跋晃和高允一同进宫朝见皇帝，两人来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说：“咱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帮你开脱。一旦皇上有什么问话，你只管依照我的话去回答。（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高允问他道：“出了什么事吗？（为何等事也？）”太子拓跋晃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入自知之。）” 到了殿前，太子拜见北魏皇帝，并启奏道：“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他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的，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北魏皇帝听了太子的话后召见高允，问高允道：“《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国书》皆浩所为乎？）”高允答道：“《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上纪》是由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由于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了一下《国书》的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具体的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拓跋焘一听大怒道：“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怎么能饶他不死？（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拓跋晃见皇帝发怒，心中很害怕，他说：“陛下盛怒之下的天威，把高允这么一个小臣吓得惊慌失措，因而他语无伦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一人干的。（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问，皆云浩所为。）”拓跋焘见太子这样说，又问高允道：“真的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信如东宫所言乎？）”高允回答道：“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在他身边侍读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为我求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的确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北魏皇帝听完后，回过头对太子说：“这人很正直啊！人之常情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即便马上就要死了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特赦免除他的罪，以作为臣民的榜样。（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于是，下令赦免了高允。 后来，北魏皇帝又召见崔浩前来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慌之极以至于无法回答拓跋焘的质问。而高允却是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北魏皇帝于是命高允草拟诏书：诛杀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总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高允听后一直没有下笔，北魏皇帝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北魏皇帝一次，然后再写诏书。拓跋焘于是命他前来晋见，高允说：“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他别的罪过，我不敢多问。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冒犯了皇族，他的罪过还达不到被处死的程度。（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拓跋焘大怒，下命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见状又前来为他求情，拓跋焘的怒气这才稍稍平息，他叹道：“要是没有这个人，就该会有几千人被处死了。（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过了几天，太子拓跋晃见到高允，责怪他道：“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本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可是你却始终不愿照我说的去做，致使皇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每每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有余悸。（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高允说：“史官，职责就是要记载人主的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对他们心生畏忌，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也都会小心谨慎。崔浩辜负了圣上的大恩，用他自己的私欲盖过了他的廉洁，用他个人的爱憎好恶遮住了他的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记录皇上的起居生活，谈论国家政策的得失，这本来就是史官的重要职责，不能说这有多大罪过。我和崔浩事实上是一同从事这项工作，生死荣辱，在道义不应该不一样。我感谢殿下您使我再生的大恩，但如果靠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得以幸免，这却不是我所愿意做的。（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拓跋晃听后不禁赞叹。 高允离开了太子晃后，对旁人说道：“我之所以不按照太子的引导去做，也是因为怕辜负了翟黑子啊。（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高允教翟黑子不欺瞒君主，自己也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行事，这就是所谓的言行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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