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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要支付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的大好山河。此时，进京参加乙未科会试的各省举人正等待发榜。《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在京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５月２日，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集合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史称“公车上书”。 《马关条约》同样震惊身在湖南的谭嗣同，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谭嗣同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１８９６年（光绪二十二年）２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不久，奉父命入赀（以钱财购取官爵）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他的重要哲学思想著作《仁学》，并于次年（1897年）一月间完成。 《仁学》融合佛学与儒家、道家、墨家和西方算学、社会学等各种学说，是一部极富民权思想的哲学著作，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在《仁学》中，谭嗣同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从而猛烈抨击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惨祸烈毒达于极点，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 在《仁学》中，谭嗣同指斥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宣传“君末民本”民权说，否定君权神授之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 谭嗣同不仅有理论著作，更有实践行动。 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２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人倡办时务学堂，并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理论，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在湘省日益恢张。谭嗣同还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６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从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８月，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下，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还特别召见谭嗣同，对他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 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然而，维新变法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遭到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 9月１８日，谭嗣同密会袁世凯，希望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率兵入京。两天后（２０日），袁世凯一回天津，便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得此消息，连夜进京面见慈禧。 ９月２１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发布训政诏书，史称“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谭嗣同得知政变消息后，置自身安危不顾，多方筹谋营救光绪帝计划，却均未成行。此时，慈禧已连发数诏，捉拿维新派干将。有人便劝谭嗣同离开北京，以避免祸害。谭嗣同闻言，慨然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抱定以死殉志之决心。 ９月２４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入狱后的谭嗣同，神情自若，视死如归，还在狱中题下一首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来，湘人余德泉为此撰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 ９月２８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同志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五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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