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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离我并不远》系列之八 露天电影故事多 说起小时候看电影，城市里长大的人，可能会想起他们的孩提时代，拿着入场券，被父母牵着手一起走向电影院，在家人的呵护下，对号入座，正儿八经的、准点听着片头曲，一步步欣赏银幕上的影像，悠闲自在的记忆着里边的人物故事。现在的孩子可能会马上想起，和小朋友们一起在有空调的豪华影院里，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吃着零食，惊呼着3D、4D立体电影的特殊制作效果，体验着惊险的画面、离奇的故事，由此给他们带来的感官刺激。但对于一个在山村长大的孩子，他小时候看电影的一切经历，却是另外一回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陵川县除了县城有专门的电影院外，其他小乡镇也大都没有电影院。我们附城镇是当初规模比较大的镇，到了七十年代才有了集放电影、开大会、唱大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专门场所——附城人民礼堂。我们附城人把它叫做“戏院儿”，或者是“戏园儿”。至于各个村里，什么文化场所都没有，大些的村能修个露天舞台就不错了，比如，像我的故乡南马。电影院老百姓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县文化馆也只有两个专职放映队，主要是跑乡下，进山村，放露天电影。陵川县当初的大小村庄要有近四百个，所以，放映队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大的村庄一年能放三至四次电影，小点的村也就是一至两次，自然村也就是一次，或者一次也没有。我的故乡南马属于大村，每年看三次电影是有保障的。 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帝国主义的持续封锁，中苏断交，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那时候整个国家物质匮乏，农村尤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更是无从谈起。封闭落后的故乡，一点生气都没有。如果得到县放映队来放电影的消息，全村都会沸腾起来，奔走相告，街谈巷议，喜悦和盼望都写在人们的脸上，关注度比现在对春晚的关注度不知要高多少倍。一般情况下，总是上午得到确实的消息，由镇级电话通知。消息传的特别快，不胫而走，邻村的人都会很快知道。中午时，全村所有的饭场上议论的都是这个话题，大家一起回忆之前看过的片子，纷纷猜测着晚上将会放什么样的片子。农村人吃饭，都好端着碗凑在外边某个热闹的地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吃饭场所，叫饭场。全村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饭场，或坐块石头、或就地蹲着，男人多，小孩儿多，女人少。一边吃饭，大人们一边相互传播着自己听到、或者看到的村里村外的所谓新闻大事。女人和我们小孩子都没有什么发言权，都是静静的听着，从权威者口中得到一些消息。所以，晚上有电影，每一次都是爆炸性新闻，每一次都是话题头条，每一次都叫村民反复念叨，每一次都会给山村带来生气。那一天，似乎精神文化的饥渴要远远大于肚子里的饥饿。 那时候，乡村大都不通电，我们村是一九七三年才通了电，算是通电比较早的村庄了。所以，电影队都是自带发电机。放电影一般情况下在馆院，大队办公的地方。把银幕挂在老旧的舞台口，四角拉直。搬一张桌子放在不远的正对面，放上放映机。发电机放在馆院外，避免其工作的声音对看电影造成影响。该拉的电线拉好，算是一切就绪了。收秋打夏的时候，有时馆院被粮食或者其他东西占着，也有在外边放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放，没人抱怨地址如何，只要有电影看就满足的不得了。如果晚上有电影，生产小队长一般会让在地里干活的人们早一点收工，大家对看电影都有一种急切的感受。而家里的小孩子和失去劳动力的老人们半下午就去占座位，拿一条长板凳，可以坐三、四个人，或者用坐一个人的小板凳或者马杂，放在自己觉得最佳位置上，这样，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家人或者朋友就有座位了。当然，争座位的事也时有发生，但乡里乡亲的，也不会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有办法的家庭，父母亲还会为孩子们准备一锅香脆的炒玉茭，分给孩子们，每人一掬，装入口袋，看电影的时候吃。 每次电影队来，大队都派油坊的大平板车去镇里接，一车连人带设备就都拉来了。记得在一个夏天，中午听大人们讲晚上要放电影，夏天的白天又特别长，下午放学早，我们三、四个小孩子，想第一眼看到放电影的人，更想知道今晚放的是什么片，就相跟上到大路坡上去等。大路坡是村口通往外边的一条最宽的黄土坡，外村人到我们村来，下了大路坡就是村里了。我们在坡上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车的影子，感觉时间过的特别慢特别慢。我们心里都很焦急，就顺着黄土路向村外一直走，相互之间还回忆着我们看过的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回忆到《地雷战》里的日本鬼子，挖地雷挖了一手屎，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走着说着笑着，打闹着，不知不觉，就到了“茶棚上”。“茶棚上”是一个地名，据老人们说，这条路，在古代是一条商业古道，这里是人马歇息的地方，为了过往客商的方便，设有茶棚，供其喝茶休息，故叫做“茶棚上”。这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接电影的平板车，心里颇有些失望。那年我们大约八、九岁，因为太小，交通也不便，这条路就没走过。这里的“茶棚上”离村大约不过二三里路，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觉得走出了很远的地方。 时间一分分过去，西边的太阳变的红红的，像要燃烧一样，天似乎没有原来那么明亮。一马车宽的土路，两旁的庄稼比我们高多了，偶尔，一阵风过来，地里沙沙的响。向远处望去，通往镇里的路看不了多远便拐弯了，庄稼遮住了视线，路上什么也没有。心想，是不是今晚没有电影呀！难道中午的消息是假的？看天，渐渐暗了下来，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往回返。小孩毕竟是小孩，黄昏的荒郊野外，每一点声响都叫人心惊胆颤。可能是又想起什么怕事来，或者想起大人们讲的那些野地里狼呀狐呀的故事，看看两旁密不透风的庄稼，怕突然窜出个什么来，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了，都不再打闹嬉笑，并加快了返回的脚步。 内心忐忑的我们急急慌慌的走了一小会儿，似乎听到后面有车马声。心里正在想，是不是拉电影的车呀？那一刻，似乎特别快，心里还在疑问的时候，马车转眼就到跟前了，腾起浓浓的尘土，我们向两旁闪开，车把式黑肉大爷一声“吁——”，车停在了路中央。“谁家的小孩，快半夜了，怎在野地哩！不怕狼吃了？”声音大的吓人。我们几个低着头，不吭声。“爬上来！天快黑了。”他又吼。我们上了他的车，他一声鞭响，马蹄哒哒，尘土飞扬，一颠一簸向村里飞奔。车上有几个大箱子，箱子上坐着两个人，那一定是放映员了。下午来时还想，遇到他们叫声“叔”，先问问放什么片，这时却吓的大气不敢出。很快到了村口，我们下了车，天确实快黑了。 那晚具体放的什么故事片，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新片子。但馆院那沸腾热闹的场面，却始终记得。其实，不是那一次，每次放电影都是一样。全村近三千口人，除了实在出不了门的，坐月的，生病的，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都要去看。村民们早早吃过晚饭，急急忙忙赶到馆院坐好，等多久都不烦。黑压压的一院，全是人，连东西厢房的窗台上都站着小孩。当然，外村的人也不少。电影开演之前，各种说话声，找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嘈杂作响。大人们说，关键是要招待好放映员，否则会给你隔一段。小时候不怀疑大人们的话，以为就是真的。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幼稚。但肯定的是，放映员的待遇那可真是不一般，比招待县级领导厉害多了。一般当天是两顿饭，晚饭一顿，放映结束后还要加餐，故乡人叫“喝夜汤”。 第二天，在下一个村接走之前还要管好饭，因为还有下一次。经常吃的饭食是：鸡蛋拉面，故乡叫鸡蛋臊刀圪离。葱花烙饼蛋花汤，故乡叫油馍鸡蛋汤。还有猪肉面片汤，故乡叫荤汤镢片。等等。这些食物老百姓过年都是很少吃到的。县级干部下乡来，最好的也就是土豆粉条刀圪离，或者小米焖饭面叶汤，不会有肉和鸡蛋，这已经比老百姓平时的生活不知高了多少个档次了。但和招待放映员的档次比，那真是天上地下。那时候人人肚子里没有油水，农村除了土豆萝卜和自制的酸菜，没有什么绿色菜，客人也不喜欢菜叶类的东西，认为植物叶菜不香也不耐饥，最馋人的、喜欢的都是硬头货，鸡蛋、肉、油。老百姓愿意在放映员身上舍代价，因为生怕少看一个镜头。 那时的电影下乡，出发点不是赚钱，是起政治宣传作用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光辉事迹，以达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所以，一般放映程序是：先放一些幻灯片，都是一些宣传党的政策的标语性口号，都是放映员根据领导指示自己制作的。那时，我们已经上学了，能认识部分字，但连不成句，理解不了；二是放一段新闻记录片，让老百姓了解国家大事，我们也看不懂；三才是正本，故事片。而故事片大都是抗日战争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以及抗美援朝题材。如《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侦察兵》《黄继光》《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等，也有表现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忆苦思甜的，也曾放映过前苏联、阿尔巴尼亚等外国影片，但很少。那时的电影，无论国产的还是翻译国外的，都是黑白影像，没有彩色的。 在我的记忆中，八一、长春、北京制片厂的比较多。那时候制片厂的产量好像也不多，就是这些片子一次又一次巡回播放，看新片的时候特别少，老片重复的时候特别多。所以，很多台词，故事情节老百姓都可以背下来。但没人因为这个片看过，晚上就不去看了，依旧兴致勃勃的去观看，并且很少中途离场。稍大些的孩子在放学后或者礼拜天，总是模仿电影里的情节，扮演各种角色，一群群、一伙伙的做集体游戏。一些有音乐细胞的大人，仅凭看了几遍，就可以把电影里的插曲用二胡或者笛子演奏下来。晚上电影看后，第二天的饭场上议论的话题依旧是昨晚的电影，他们凭借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评论哪个演员演的好，哪个一般，有些时候几个人意见相左，辩的面红耳赤，几乎要打起来。由此可见，当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泥腿子”父辈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望是何等的强烈！
每次电影到村里，家家闭户，户户锁门，倾巢出动。因为大人都要去看，所以，连同五六岁的小孩也成群结队的去看热闹。当然，小孩子什么也看不懂，电影放开几分钟后，就在党支部门口的青石台阶上进入梦乡了。当电影散了之后，那三层二十多米长的台阶上，东倒西歪睡着很多小孩儿。当时每家孩子都是三、五个，家长回到家才去炕上看孩子，少了，都返回馆院去找。 后来，稍大一些，十一、二岁的时候，约几个小伙伴，背着母亲，悄悄跟在大人们身后，去邻村看电影，山后、东河、搭界高平辖区的侯庄、平头等村都去过。总是凌晨的时候才能回到家。有一次去东河看电影，回来的时候雷雨大作，淋成了落汤鸡。烂布做成的鞋子根本走不了泥泞的山路，鞋在泥里滑，脚在鞋里滑，根本不在一个节奏上，又怕把鞋走丢了，只好用手提着鞋，赤脚在山上走，深一脚，浅一脚，水一脚，泥一脚。雨水从头上往下浇，根本睁不开眼，相跟的几个小伙伴也走散了。雷电一闪，眯着眼看着前面黑乎乎的一溜人，瞎跟着，也不知道是往哪里走，更不知道跟的是哪个村的人。觉得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进了村后，才知道没走错。到家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了。湿漉漉的上衣流着水，上面全是溅落的泥点，裤子就更不要说了，就像从黄土汤里拖出来一样。第二天没有衣服换，上不了学。脚也被山路上的石头划破了好多口子，睡醒后才知道了疼。虽然给老师捎了个假，当老师知道了是去外村偷看电影了，依然被罚写了好多作业。
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我们附城镇终于有了自己的放映队，县里调拨了设备，培训了放映员。从那时起，县放映队不再服务于我们镇，我们村每年可以放一、二十次电影了，老百姓喜出望外，品尝享用着农村里唯一的文化大餐。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题材更加广泛，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类矛盾的故事也搬上了银幕。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等，这些电影都在乡村上映。露天电影依旧热度不减，新题材，新观念，新视角，老百姓喜闻乐见，这些都成为那时山村农民的主要精神食粮。 上世纪 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电视剧的大量创作，造成了对电影的冲击，人们关注点的转移，越来越追求快捷方便。交通的发达，媒体的发展，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人们获得文化精神享受的渠道越来越多。又随着体制的改革，文化市场经济的形成，放映队再也无法生存，直至解散。露天电影走完了它在乡村的全部历程，完成了它沾满山风的历史使命，逐步谢下了画满山村图景的多彩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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