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画：林蓉 公元前167年5月，齐国太仓令淳于意获罪，被押解到长安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千里追随到长安，上书皇帝：“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缇萦救父”故事，“天子”为汉文帝刘恒。汉文帝所下的诏书即《除肉刑诏》，仅有163字：
诏书的主题是重教轻刑、关心民瘼、严于责己，除首称“制诏御史”的诏书通用语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盖闻有虞氏之时”至“其咎安在”，以古今对比指出“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的现实，提出问题。第二部分从“非乃朕德之薄”至“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分析废除肉刑的三个理由：其一，自我检讨，引咎自责，认为是自己德行不足、教化不明导致百姓犯罪；其二，认为应重教轻刑，对百姓进行训导教育，使其不致犯罪，即使犯罪也应给予改过机会，才能配得上民之父母的身份；其三，肉刑酷烈，残损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让人痛心，有违仁德。第三部分，从“其除肉刑”至末尾，发布规定，解决问题：以其他处罚代替肉刑，服刑期满即可获得自由；这些条款变成法令，永远生效。三个部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依次展开，层次分明、逻辑谨严。 清代姚鼐曾说：诏书“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本文语言深厚雅正，自然朴实，一言一语全是内在情感的真诚流露，无藻饰，更没有因文害意；句子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全由文意和情感决定，自然妥帖；长短句的灵活组合，加上对比、设问、反问、引用等辞格的使用，使文章凝重却不乏变化，朴实又不失文采。 从作用上看，第一、二部分处于从属的“引言”地位，第三部分才是公文主体。但奇怪的是，主体只有26字，占全文的15.95%，显得“头重脚轻”、比例失调。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在古代公文尤其是下行文中屡见不鲜。其原因大约有两个：其一，古代公文长于说服，不仅要讲清楚做什么和怎么做，还要解释为什么做，如此则拉长了“引言”的篇幅；其二，上级长官特别是皇帝，只需给出大致的政策方向，具体事项自有相应衙署去办理，无须详细交代。 从公文角度来看，本文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主旨 公文看似为事而作，其实是为人而作。为谁服务是公文草拟者必须深入思考的站位问题。《除肉刑诏》从百姓利益出发，关心民生疾苦，表现出强烈的民本意识。尽管每篇公文的写作目的、处理的事务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办事，我们拟写公文的时候心里一定要装着人民。 真诚待人、醇厚沉郁的情感 《除肉刑诏》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贯穿“情”字，显示出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深沉博大的情怀。历代传诵的公文名篇基本上都具有情感浓郁的特点，如贾谊《治安策》、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等。现代公文注重工具理性，但不能由此推导出现代公文没有情感、公文作者不能动情的结论。古今公文在情感表现上大不相同：古代公文情感是张扬的；现代公文情感是克制的。当然，不能因感情而无视法规、政策的约束，干扰对事实和真理的认知，甚至丧失对行为方式正确性、可行性的判断，这一点对古今公文而言都是适用的。 躬身自省、正视问题的担当 清代赵翼认为“汉诏多惧词”，这在《除肉刑诏》中表现得很充分，“朕德之薄，而教不明”“吾甚自愧”“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等表述频繁出现。作为至高无上的君王，文帝勇于俯身自贬，勇于承认过失，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确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气魄，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在撰写公文、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正视有待完善的地方，不回避矛盾和不足，不掩耳盗铃，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切实可行，发挥作用。 古代公文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和载体，也是我们认识历史文化、辩证学习古代智慧的重要途径。《除肉刑诏》具有多种文化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首先，推动了中国刑罚的文明化进程；其次，为“文景之治”这一中国古代首次盛世增添了一抹亮色；再次，成为古代诏令文书的典范，对中国文章史、公文史、文学史都有积极影响。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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