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不是新闻上关于三夏的报道不时闪现,我几乎忘了今年的三夏已经开始。然而,这不仅是久居城市者的感觉,即使在农村,过去被誉为龙口夺食的三夏大忙,如今竟然也静悄悄起来,这不能不让人有一种历史的感慨,于是在今年,我忍不住系统地回忆了这些年三夏的变迁。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幸赶上中国最伟大的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出台之际,各家各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三夏的空气中充满了“龙口夺食、分秒必争”的战斗气息,所有的农村人都在玩命似地投入三夏,不分男女老幼,还有更为辛苦的家畜和数量不多的几台机械。三夏期间,我只有几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在凌晨五点多被叫醒随大人进地,跟在大人后面捡拾遗漏的麦穗;年龄再长些的时候,则早晨要担负在家里烧火煮饭的任务,中午在打晒场打些下手并照看晾晒的小麦,晚上可能也睡在打晒场上继续照看丰收的果实;等到小学高年级时,有时也要挥舞一下镰刀参加抢收,帮忙拉运麦捆;至于播种玉米时则要承担点种、点肥、盖土等劳动。 由于小麦的成熟太集中了,还要急着种玉米,甚至还要管护已经种在地里的秋季作物,如红薯、棉花之类,整个夏收、夏种、夏管集中在那么短的时间段,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劳动力不够的家庭便只好求助于外力了,主要是找人帮忙收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麦客是关中农村最为常见的外援了。他们大多来自西北方的甘肃、宁夏一带,一般从五月份就出来了,从黄河的下游往回赶,沿着小麦成熟的轨迹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赶回自己的家乡,收获自家的小麦。麦客群体没有女人,这些男人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孤身一人出来,担负着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重任,因而极其吃苦耐劳。我有时在想,他们简直与关中原产的秦川牛一样,身体敦实,吃食粗糙,但却能忍受极重极苦的劳动,这难道就是千百年来遗传的秦人遗风?到了后来,一般的家庭也受不了三夏的沉重劳动,开始雇佣麦客,于是麦客的市场与群体空前扩大,演绎出一出出雇佣麦客过程中的悲喜剧,并由此产生一批有关麦客的文学作品。不知道别人读后感受是什么,我每读到麦客的文学作品都不禁热泪盈眶。记得有一年,读到讲述一个麦客不幸病了空着手回家的文学作品,我心中着实痛苦了好些天,因为那就是农村穷苦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三夏,在收获、播种机械化的推动下,已经从一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一个星期左右。在天气良好的时候,一个村庄的小麦在一两天时间即可收割完成,又在播种机的轰隆声中,再用一两天完成玉米的播种。收获机吐出来的麦粒则稍微晾晒三两天便可归仓了。每当此时,我便想起一批专家曾坐在自己的书斋里神情严肃地说道,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无法机械化,中国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传统农业中。然而,还是形势比人强,耕、种、收环节的机械化在中国竟然悄然间普及了。可以说,三夏的变迁充分说明,那种对于小农经济的偏见至少在机械化问题上已经破产了!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由于三夏的变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季节性特征也被改变了,那些出去的打工人员再也不用农忙时临时回家帮忙,而因为这个临时回家,他们可能失去工资并不高的那份工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竟因此而得到加快推进。三夏的变迁也让我在思索,今天中国农业的真正劳动力是谁,是留在农村的那些俗称“386199部队”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吗?不,我感觉今天农村真正的劳动力是那些在收、种、管、销等农业各个环节从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的有着现代农业素养和技能的人们,和这些人们所操作的各类机械与广泛应用的现代设施。 在这个三夏,当我将一幅幅有关三夏的历史图景一一串联起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在充满着历史的感慨的同时,也充满着激动。我甚至认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机械化不啻是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重大创造;我还认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必须也将为世界创造又一个中国奇迹,我为此而满怀信心地憧憬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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