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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与名妓 小时候听书、看戏，一上来就想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蛋。对这边的人马与那边的人马，也要分得一清二楚。其实，好人这个概念很笼统，尽管也有公认的标准，但论及具体的人和事，就不是一个字眼所能说清楚的了。 在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四川好人》中，三位神仙下凡来到人间，最终遇到的唯一好人，却是一名在世人眼中不是好人的妓女沈黛。而且，当沈黛秉持本性做好人时，其处境举步维艰；当沈黛假扮表哥做恶人时，其生计兴旺发达。布莱希特揭示的这一反常社会现象，让我们得以窥见人性中常见的通病，从而领略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典文学名著中的风尘女子。如，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巴尔扎克笔下的艾丝苔，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以及蒋防笔下的霍小玉，白行简笔下的李娃，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等。这些风华绝代的名妓，都是中外古典文学名篇中的正面人物，即所谓的“好人”。她们不仅知书达礼，多才多艺，而且有情有义有担当，名气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和文化名流。 除了小说，诗词作品中描述青楼女子的篇章也很多。有人统计，在将近五万首《全唐诗》中，有关妓女的就有两千多首。至于在通俗文学和影视剧作中，塑造出来的妓女形象就更多了。有些青楼女子的形象并非完全虚构，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是经过了文学加工。像薛涛、苏小小、李师师、梁红玉、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艺妓，不仅见诸稗官野史、诗文名篇，有的还被写入正史。像苏三、杜十娘等众多名妓，不见得真有其人，但通过小说、戏曲、鼓词、评书等形式的推演，已经成为充满灵性的鲜活形象，深入民间，家喻户晓，至今仍在传唱。 总之，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名妓与名著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名著因名妓而添彩，名妓因名著而流芳，很难说是名妓成就了名著，还是名著成就了名妓。按理说，风月场上羞言德操，卖笑生涯有伤风化，尽管沦落风尘亦属无奈，但终究不是正途，更不值得颂扬。楚馆秦楼、勾栏瓦肆、花街柳巷等这些处所合称，原本是指歌舞场，渐渐地有些暧昧起来，变成了风月场的代名词。这种概念递换所透逸出来的信息，给人以奢华堕落的负面印象。那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反映和审美体验的典型再现，文学艺术作品为何特别青睐青楼中人，而人们也津津乐道于青楼文化？其实，这里蕴涵着深刻的人文世相，也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和审美价值取向，远不是“情色至上”这一狭隘观念所能涵盖和诠释得了的。 在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之前，青楼女子并非都是单纯卖笑的，她们中的翘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是具有较高文学艺术素养和雅兴的才女。有学者考据，唐代名妓几乎没有不懂诗的，能写诗的很多，诗写得好的也不乏其人。全唐诗中就有不少是名妓的诗作。文人雅士流连于歌榭青楼，尽管也要花费银两，但却并非完全为了追逐鱼水之欢，也是出于欣赏才艺、诗酒唱和、社会交际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贺绍俊教授认为，青楼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庙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之所，少了青楼文学，传统的文学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韵味。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创作的母题离不开人类的基本行为，饮食男女、爱恨情仇、荣辱兴衰、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等这些生命中必须承受的喜怒哀乐，最能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和读者的情感共鸣，而青楼这样一个特殊空间、妓女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则能把上述普世情愫有机地聚合到一起，使之成为上演人间悲喜剧的最佳舞台。经过文人的采集和加工，反映到作品中，这些情愫演绎出来的故事更加人性化，更加趣味化，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典型，情感纠葛更加曲折，因而也就更加引人入胜。 污浊的土壤并不排斥正直善良的种子，泥淖中往往会有异卉奇葩绽放。名著中的名妓，有不少还担承着忠贞爱情的守护者、炎凉世态的批判者、社会良知的推动者等匡时救弊的使命。余秋雨先生在《西湖梦》中，针对历代文人仰慕苏小小现象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原载香港《文汇报》文/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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