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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豪与西泠印社【泰戈尔/鲁迅】

 沁园春春2016 2020-09-30
作者 邱云

11两位文豪与西泠印社 / 邱云 

泰戈尔与西泠印社

作为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曾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于1924年春夏之交和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漠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一行六人组成的访华团到中国访问,巡游中国各地,历时月余。中国著名诗人、作家徐志摩先生全程陪同并担任随行翻译。

与在北京、上海轰轰烈烈的场面不同,泰戈尔一行在杭州的行程就显得那么平静休闲。4月14日,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一行由上海出发前往杭州,游览杭州的湖光山色。4月15日,泰戈尔在杭州灵隐寺演讲。

1924年4月,徐志摩(中)陪同泰戈尔泛舟西湖

补图/来自网络

《申报》1924年4月15日刊发消息《太戈尔昨日赴杭》

补图/来自网络

杭州秀丽的湖光水色使他流连忘返,他像孩子般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在饱览杭州的湖光山色之后,在徐志摩的安排下又乘兴游访了西泠印社。当时,西泠印社的艺术家向泰戈尔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他感动不已。他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和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泰戈尔由此又想到请中国朋友为他起个中国名字,他向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这个愿望。5月7日,北京,泰戈尔64岁寿辰,梁启超以古印度和古中国的相互称呼为泰戈尔取名“竺震旦”。后委托西泠印社的金石艺术家,以不同的字体精心刻制了两方“竺震旦”的印章赠给泰戈尔。

“西泠印社”题刻

这段往事,泰戈尔曾向他的一位中国学生谈起。他记得西泠印社是一个有书画家、篆刻家和诗人组成的团体,其成员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社里见到了一幅布局宏伟、笔力雄健的山水画和缜密富丽、栩栩如生的花鸟画。他认为那些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即使是不认识字的外国人,也能领会到一直一横的挺拔和矫健。他又提到中国精美的金石刻印,说这又是中国所特有的艺术品。他还一直珍藏着西泠印社一位金石艺术家为他刻的两小方石印,上面都刻着“竺震旦”三个字。泰戈尔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中国山水画,画有松荫亭榭、小桥流水,亭中有几位老翁执卷闲坐。据泰戈尔说,这是他从西泠印社之行中带回的数十幅名画中的两幅。泰戈尔在谈话中,目光不时地瞥在这两幅画上,流露出对往事的留恋。

鲁迅先生与西泠印社

鲁迅先生很喜欢篆刻是众所周知的,先生甚至还自己奏刀刻印,有的至今仍幸存于世。

鲁迅少年时,曾受其叔祖周芹侯影响,耳濡目染学会了治印,其早年刻的印章现已荡然无存了。值得一提的是,1899年鲁迅在南京求学,由江南水师学堂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曾刻下了“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三印,以表示要投笔从戎,献身祖国的思想和奋发向上的情操。这三方印章中,“文章误我”和“戛剑生”两印已佚,仅存“戎马书生”一朱文印。在鲁迅遗印中,还有一方“迅”单字白文印,长方形。据许广平生前回忆,是鲁迅自己动手刻的。这方印文为草书体,其线条酣畅,表现出书法的节奏美。

△鲁迅先生生前笔名之一“白道”印,选自《鲁迅笔名印谱》(1956年初版原拓)。

图片来源: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官网,2018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

补图/来自网络

1928年的鲁迅先生正在编办《语丝》半月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同创造社、太阳社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

补图/来自网络

 这年的夏天,鲁迅先生偕夫人许广平来到了杭州,7月12日晚抵杭,至7月17日晨离杭,整整游憩了四天。这在先生辛劳、战斗的一生中是极为难得的“浮生数日闲”。据川岛在《鲁迅先生1928年杭州之游》一文中载,鲁迅先生到杭州第二天,就由郑奠、川岛等陪同,到西泠印社游览。他们在四照阁饮茶闲谈,从萧伯纳、高尔基的作品,一直谈到中国的绘画和雕刻。临走时,还在西泠印社买了一些拓本。

△鲁迅为自己的出版书籍《呐喊》设计的封面

补图/来自网络

这件事,鲁迅在其日记中也有记载:“7月13日,晴。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人前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傍晚始归寓。在社买得汉画像拓本一枚。《侯愔墓志》拓本一枚,3元。《贯休画罗汉石刻像》景(影)印本,1元4角。《摹刻雷峰塔砖中经》一卷,4角……”日记中的矛尘,即川岛;介石,即郑奠。他们当时都在杭州教书。鲁迅先生抵杭第二天就游西泠印社,这说明他所浏览的不仅是西湖风光,同时也很关心西泠印社这个学术团体,这也与他早年对篆刻和绘画的艺术手法有深切的理解有契合之处。本来在一方印章的方寸之间分朱布白,既须符合传统的法度,又须兼有创新的风格,这里确实需要篆刻的匠心结构。

△鲁迅《且介亭杂文》初版封面,封面印章“鲁迅”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吴德光所刻
 补图/来自网络

关于鲁迅先生和西泠印社的往来,还有一例。

1933年11月,为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在版页上须加钤编者的印章,他便致一函予郑振铎:“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渐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为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我也就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印在书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

信中,鲁迅批评了当时上海一些印人的市侩手腕,赞许了“西泠印社中人”。至于信中提及的“刘小姐”,据笔者考证应是郑振铎夫人高君箴的同窗好友刘淑度,1931年曾为鲁迅先生刻了方名印。而给鲁迅治印的“西泠印社中人”,据郑逸梅遗稿云:“鲁迅常用名章,委西泠印社代刻,什九出于顿立夫之手。”


来源: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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