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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作者简介 于述胜（1964-），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高校文科重点教材《中国教育思想史》首席专家。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学术史。曾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研究课题，多次获山东省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有《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民国卷）》《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大学》；合著《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二、三卷）；主编《现代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口述史》《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史料汇编》等。 自 序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宋儒推尊《四书》，自朱子结集《四书章句集注》后，《中庸》逐渐成为读书人的文化常识。近些年来，与复兴传统文化之风相呼应，《中庸》一经日益为国人所重，新编读本层出不穷。然相关读本多为急就章，能通一家之言（如以朱子的《中庸章句》本）而释之者已属难得，昧于古注、望文生解者则屡见不鲜。 近十年来，笔者为研究生讲读《中庸》，边读边写，边写边讲。知见日多，矛、盾相格，旋立旋破，旋破旋立，几易其稿。姑就今日所见，撰为此书，名曰《〈中庸〉通解》。穷经之道，以通为的，不通必谬。“通解”云者，厥有三义：通《中庸》之书而诠解之，通《中庸》与相关经典（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与《易传》）而诠解之，通古今《中庸》注疏论说而诠解之。 古今经解，体例杂多，而要者有三：传注、义疏与集解。笔者综合各体，采朱子《中庸章句》分章之法，诸章诠解。每章由五部分构成：先列“中庸原文”；次为“本章大意”，概述一章旨意；次列“词句释义”或“分节释义”，一章篇幅小者作“词句释义”，篇幅大者作“分节释义”，而词句解释亦含于其中；次列“歧解辨正”，比较分析有关问题中的主要分歧，并断以己意；次列“精解集萃”，依《中庸》本文之次序，选录古今注疏或相关论说之精要，以便读者参验；末列“易庸贯通”，用以呈现《中庸》与《易经》义理之相通处。 此次解《中庸》，参阅古今有关《中庸》之注疏、论说、集解等不下百种。但主要参考书目如下：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此为汉唐《中庸》注疏之典型代表，最近古而不可忽。 朱子的《中庸章句》。宋明以来，此书在《中庸》诠释中影响最为深广。现代学者解《中庸》，如唐文治、钱穆、蒋伯潜诸大师，多宗主朱子。宗朱子者，固据此以发挥朱子之说；反朱子者，亦必精熟其说而辩驳之。今人若不熟读朱子之说，实难置喙其间。又因《中庸章句》言简意赅，殊不易解，必资其相关论说而推敲之，故《中庸或问》及《朱子语类》的相关部分，亦常为笔者所参读。 卫湜的《礼记集说·中庸》。卫氏为南宋末期人，其书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礼记集说》云：“盖首尾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亦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于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于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于其书之特点与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甚明。 张振渊的《四书说统·中庸说统》。张氏为明末人。其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却能博采众家之说。此书为笔者所重，缘由如下：其一，它采录明人之说甚多，其所采或有今已难见其书者；其二，张氏学问广博、运思深细，常能就前人歧解之要害处而剖判之；其三，明人说经，虽有脱落章句之弊，但注重内心体验、心灵自由奔放，故其说常有传神之笔，耐人寻味。 陶起庠的《四书集说·中庸》。在清儒宗主汉唐古注、力破朱子之说的风潮中，陶氏一本朱子之学，疏其义而通其说，多引明清大儒之书、弥缝完足朱子之意。其卫护朱子之功，当不在孔颖达疏解郑注之下。 翟灏的《四书考异》。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考，其《中庸原始》《中庸科段》《诸家改中庸》《表章学庸》《合四书》《四书次第》《四书名义》《四书字数》《历代石经》《古注朱注略说》《前人考异本》《学庸通说》诸篇，皆与《中庸》相关。下编为条考三十六篇，其《中庸》一篇，于古人传写、引用《中庸》之异文，详为考求。诚如杭世骏序其书曰：“于经苑中旁见侧出，推波助澜，自隋王劭、唐陆德明而外，未见有其匹矣。”读其书，颇便吾人于异文中斟酌其可，于歧说中审求其是。 以《经义述闻》《群经平义》等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派的相关成果。清儒长于详博考证以通经，在订正经文、明晰字义、厘定礼仪制度等方面，确已度越宋明诸子。今人诠解《中庸》，若无视清代学者之努力而唯朱子马首是瞻，并非明智之举。 此外，清儒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庸》，亦当为今人关注。其书虽以“集说”为名，然其所集之说，重心在郑注孔疏、毛奇龄师友以及姚际恒等人之说。姚氏之书因遭禁毁，今多已不传。杭氏于《中庸》反复称引姚氏之说，使之得以存留于世。姚氏思想偏激，以《中庸》为佛、道二氏之学而极力排诋，但其学博而其论深。今人若不以门户自限，自可即其言以观儒、佛之贯通，进而领取先儒广大弘深之旨。限于本书主旨，笔者未录其说，然既有志于《中庸》之学，亦当致意焉。 《中庸》一书主旨，在诚身以致中和。“诚”者，非“真实无妄”可了，要义在“为物不贰”“纯亦不已”，即其心纯一也。“中”者，非“不偏不倚”可了，乃内德充积、不匮不溢、独立而不倚之状；“和”者，非“无过不及”可了，乃外行和顺、物我相协、和而不流之状。分而言之，曰“中和”；合而言之，只是一“中”。诚至，则德立于中而行顺于外，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诚者）合外内之道也，时措之宜也”。 与诚身以致中和密切相关的，是“诚—明”之说。“诚”者，其心纯一也；反言之，即不杂无贰。“明”者，其心明通也；反言之，即不昧无蔽。“至诚”（第三十二章），诚也；“至圣”（第三十一章），明也。就理想境界而言，诚、明一体，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引入“诚—明”范畴，主旨在于揭明诚身之工夫，所谓“明乎善”以“诚乎身”。明善工夫在“择善而固执之”。分而言之，其要目有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也；其要则有四，“致广大而尽精微，即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也。此皆修行君子之道以奉持其天命之性之事，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也。因此，就工夫而言，“明”兼知、行；离行而言“明”、谓“明”与知同者，乃不通之论也。 “明”与“中和”亦密切相连。德明于内，即是“中”；德明于外而及于物，即是“和”。由此观之，割裂“明”与“中和”，而谓《中庸》独立为两篇或多篇文章者，非也；割裂内德与外行、成己与成物，谓“明”仅指内德之成者，与《大学》“明明德于天下”之旨相乖，亦非也。 尧、舜、禹以“执中”相授受，孔子以“中庸”承三圣之道，而子思作《中庸》，析其一“中”为“中”与“和”者，旨在强调内德为外行之本、外行为内德之用，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以申其本德以行道，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待其人而后行”，以及修道以立德，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之说也。与此同时，《中庸》又屡言“中庸”。“庸”之为义，一语双关：一方面，“庸”者“用”也，故“中庸”即“执中”“用中”，析而言之，即“中和之为用”（郑玄语）或“致中和”也；另一方面，“庸”者“常”也，“中庸”意味着：中和不离日用常行，须致中和于日用常行之中，及其至也，则平凡而神奇、神奇而平凡，此即平凡的神圣，亦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当然，以上所言“中庸”之义，仅就其横向关联而言。此外，“中庸”尚有其纵向关联义，《中庸》遂引入“时”之观念，而以“时中”为言。“时中”者，时时处于继往开来、居间引发之态：父作子述、善述善继，“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而不惑”，“不已”“无息”“悠久”，“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等等，皆含此义。君子随时在中，实已进入生命与世界的内在节奏中，自导自行、自我兴发，如“四时错行”“日月代明”般生生不息。 另外，《中庸》始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中言“夫微之显”，末复言“微之显”，且结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所谓“无声无臭”，即纯粹专一、不杂无贰的精微之心。可知“微—显”从而显微无间乃贯穿《中庸》始终之暗线。若能明善而诚身，则其心由隐微而臻至精微。“微之显”意味着：精微即见显，精诚之心即天命之性直接而充分的显现，所谓“诚之不可掩”也，《中庸》以此来彰显彻底的道德自律论立场；精微必见显，精诚之心本身即拥有莫大的教化力量，所谓“凡有血气心知者，莫不尊亲”“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也，《中庸》以此继承并极大地深化了原始儒学修身为本之教化哲学。所以如此，乃因《中庸》深信：唯有精诚之心才能恢复人之本来面目，使君子进入世界的原发机制之中，让天性之灵自如挥洒，合天人，通人我，贯始终，致中和，而生生不息。故“诚”之一字，乃《中庸》之不二枢纽。 基于上述理解，《中庸》全篇可分四大部分：首章由天道下贯于人道，揭明诚身以致中和之旨；二至十九章以申论“中庸”“中和”之义为主；二十至三十二章以申论“诚明”之义为主；末章则以人合天，而归于精诚微密之心。朱子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受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章句》）信矣哉！ 吾玩味《中庸》之言，斟酌古今之说，于旧说难通而未惬于吾心者，亦尝别求其解以通之，如：将“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之“中庸”，解作常行、常态；将“素隐行怪”，解作以隐遁为常态、以怪异为常行；将“知天地之化育”“其孰能知之”之“知”，解为主持、主导；将“风之自”，与《易经》“风自火出”相联系；将“中庸”之解，与篇中“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及“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等相贯通，以超越朱子“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说，且更发其纵向关联之义……于旧说皆未尽通而一时无解者，则姑存诸说，而择其较通者以释之，以待后之君子，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等。 吾为此编，自期甚高；既成其稿，自视阙然。聊可引以自慰者，未尝以中下之资自暴自弃，勤搜苦讨，每有所获；亦常与门下诸生相印相证，废寝忘食，乐在其中；间或厕身于各种国学讲习会，述学论理，颇致共鸣。因叹圣贤之道广大精微，为此学者能得其万一，亦足以自充而励人焉。能不勉哉！ 研习《中庸》，与我切磋最多者，当属周卫勇教授。卫勇君与我年相若而道相似。2012年，早已升任教授，年近五旬的他，毅然负笈京师，投入我的门下，迅即决定主攻《中庸》的教育哲学。其后数年，我们朝夕相处，英东楼、操场边、饭桌旁，所言必及《中庸》，彼此每有新得，尽享教学相长之乐。2017年暑期前，他以优等成绩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谈兴既起，难以遏止，往复讲论，至今未绝。李晓美、宁静贤两女士先后从学于我，读完硕士读博士，现分别为博士一、二年级在学生。我每年讲授《中庸》，她们必皆旁听之，且私下多所问难，益我良多。尤当一提的是，她们不辞辛劳，分别校阅拙稿一遍，认真核对稿中引文，纠正了诸多文字疵谬，让拙稿在面对读者时能更少歉疚。另外，王文修君对拙稿亦有所贡献，尤其在“风之自”一语的诠解上。略略数语，难尽师生之情，谨记于此，以示不忘。 庚子年孟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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