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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关于“易学”和“国学”研究著述答读者 （2019.9.23） 紫竹公  《综合论》电子书封面  国学三部曲之一《国学纵横》封面  易学专著之一《周易解谜》封面 问：先生在《综合论导论》（第五稿）之六《文本特色》中说，“就指导思想而言，《综合论》与作者所有著作一样，一以贯之地秉持唯物论与辩证法融为一体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在读研时曾仔细拜读过先生的硕士论文《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知道先生在研究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方面所下的功夫。先生的其他书如《人生价值=！？！》和《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等也读过，确实诚如先生所言。但后来得知先生涉足“易学”和“国学”等“热点”领域，可惜尚未拜读相关大作，故而请教：在关于“易学”、“国学”的研究、著述中，先生也是这样做的吗？请恕冒昧！ 答：谢谢您的提问！也谢谢您如此热心地关注我的研究和著作！ 在此，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应该把个人的主观愿望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区分开来。 我说“就指导思想而言，《综合论》与作者所有著作一样，一以贯之地秉持唯物论与辩证法融为一体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就个人研究和著述的主观愿望而言的，而在实际从事研究和著述的过程中，由于受个人学养、水平及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等等客观条件（如真伪、精粗、全偏等等）的局限，就实际效果而言，就不一定都能做到与主观愿望相一致了。况且，就认识真理而言，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无知到有知，由少知到多知，由浅知到深知，由现象到本质的不断递进、往复、曲折的过程。所以，撇开个人的学养和水平有限不谈，即便所掌握的文献和资料都翔实，也很难通过一段时间即便是刻苦的研究和著述，就能轻易做到使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完全相一致。您看单是这篇几千字的《综合论导论》，我就已经发过5稿了，而私下的修改则更是不计其数，却仍不尽人意。但这不足为怪，因为对于任何真理的探求都必然如此。您随意抽查我已出版的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会发现其中的不足，缺陷乃至失误。这也是我对即使已经出版的著作总要一再不断修改的一个原因。对此，我心知肚明。自己的学养和水平有限，我只能通过刻苦努力、勤奋探索、不断修正来弥补，以求达到对于某一事实、某一真理的尽可能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努力使实际效果尽可能地与主观愿望相一致。希望您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就研究著述的“指导思想”所作的表白。 至于您所提及的我就“易学”和“国学”等社会“热点”的研究而言，我可以向您坦言：我涉足“易学”领域，研究《周易》和《奇门遁甲》等，不是为曾经一度膨胀的“易学热”鸣锣开道，而是对它泼冷水。我不但在相关的研讨会上，总是与那些借研究易学之名而招摇的江湖术士们辩论，而且著有《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张岱年先生作序）、《周易解迷》《周易解谜》和《奇门遁甲探秘》。这些著作都力求用唯物论与辩证法融为一体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说明问题，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学”，反对不加分析地为古人、古书的一些作法、论述随便贴上“科学预测”之类的标签，反对用当代的科技新成就来粉饰古人及其思想，反对将古人及其思想中即使经过实践证明确实属于精华的成分任意夸大、绝对化、神化，把他们抬高到今人、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和位置。因为这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史实和辩证法。 我研究“国学”并撰写《国学三部曲》（《国学览胜》《国学探疑》和《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也同样不是为一度泛滥的“国学热”推波助澜，而也是对它泼冷水，也是力图用既唯物又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说明问题。如，通过考辨“国学”一词的来历和原意，指出“国学乃一国所自有之学”（这是较早提倡“国学”的学者邓实说的话），意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所以，“国学”一词，在国内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代名词，权且可以使用，但对外则不宜使用。又如，通过对于可靠典籍和翔实文献的研究，分析、概括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可圈可点的主要典籍及其作者（见《“国学”览胜》）；通过对于可靠典籍和翔实文献的探索、研究，考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其发展途中，所不可避免掺杂的一些似是而非、随意杜撰和故意编造的成分，并加以澄清，拨乱反正。譬如，对包括当今一些名家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半部论语治天下”，就通过考辨而证明其乃是没有可信文献佐证的以讹传讹的流言，指出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于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而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则始于元杂剧中的一句台词。还有，依据不断推出的最新考古成果，考辨了如《老子》传世本等典籍所存在的问题，批驳了历代一些业已被新的考古成果证明缺乏可靠文献佐证或随意敷衍、杜撰的说法，并提出了许多质疑（见《国学纵横》和《国学探疑》）。 总之，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典籍，既指出、赞赏古人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又指出、厘清其不可避免的糟粕和历史局限性。这些，都只有“秉持唯物论与辩证法融为一体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做到。 我在《国学纵横》之二《“国学”“精”“糟”客观在》之2《“精华”也有局限，切莫神化古人》中指出： 不能否认，在古人的智慧和古籍中，确实蕴含可资借鉴的思想精华，尤其是那些集众人，乃至几代人的智慧所撰写、修订而成的古代典籍，则更是如此。但是，同样不能否认，世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永恒的事物，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其智慧和思想至高无上、“空前绝后”的“圣贤”、“完人”，因而自然也就从来没有、永远不可能有什么“万古长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思想。 万物皆流。世上的任何人和事，都无一例外地处于生、长、壮、老、已的流变之中。生生不息，死死不休；生死交替，生灭反复。这就是事物，这就是世界。 因此，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因而自然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反映一定事物的思想及理论。再高明的人也是长、短处共有，再优秀的著作也是精华与糟粕同在。古今中外，悉皆如此。 所以，我们在讲评古人、古籍时，就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态度，即坚持用客观的、历史的态度来分析、说明问题。一方面，要看到其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和精华；一方面又要看到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和糟粕。在着力挖掘、整理、弘扬古人、古籍思想文化当中的精华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剔除其中的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味抬高、美化，无限夸大，甚至神化古人，更不能连其糟粕也当作精华随意进行敷衍、升华而加以颂扬、散播。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曾经的“周易热”中，多次在相关的研讨会和著述中呼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周易》”。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周易》，就是倡导并坚持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和方 法。 《周易》作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至今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 历史。它的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等等，都是早已铸就、固定了的，客观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不管以往、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怎么对待它，它本身的这个客观存在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有正视、承认它的这种客观存在，而不无视、阉割、篡改，才有科学性可言。但《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著作，同其它任何一部著作一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因而只有把它放到不断发展中的整个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链条中去探究、评价，才有科学性可言。” “不管是《周易》，还是围绕对它的研究所形成的‘易学’中的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种观点，都有着其赖以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具体氛围，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特定的个人素质。而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以及相关研究、创造者的个人素质，都是处在不断上升的、前进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因而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任何著作，不管多么优秀，顶多也只能达到某一特定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相对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不断发展着的文化而言，它们都必不可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就是说，即使最优秀的著作，也只能代表或体现它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所有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这种高度，往回看可能是至高点，但往前看则肯定又不是至高点，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既具有精华又具有糟粕。最优秀的著作尚且如此，至于其它著作就更不待言了！”（参见宋定国著：《周易与人生》导言，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版） “人类科学文化是不断发展着的‘流’，而每个人、每代人所能做的不过是这个‘流’中的一‘滴’。‘滴’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滴’固然没有‘流’，但有限的‘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而已。”（参见同上） 我在《奇门遁甲探秘》一书中，又进一步阐明并强调了这一见解： “世上的任何学术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流变之中。这个流变中的每一阶段，每代人、每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浪’或‘一滴’。‘浪’或‘滴’总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浪’或‘滴’，固然就没有‘流’，但有限的‘浪’或‘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浪’或‘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水滴而已。即使最优秀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蕴涵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具有合理成分，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具有局限性。由此就决定了它所必然存在的‘是’与‘非’。这两个方面，无论忽视或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准确、全面。”（参见紫竹公著：《奇门遁甲探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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