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本周作人的通信集 鲁人 周作人曾说：“日记和尺牍是文学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这“趣味”除了放松、率真，不做作，大约也有内心的坦露，面目的显露吧。因为对周作人颇有兴趣，听说《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这本书，便兴奋起来。从旧书网淘到这本书，三十五元的原价，要价四十元，涨的不多，对网上其它一律折价的新书来说却是高价了。 书寄到，迫不及待地拆开包封。小16K本，右下角和右侧边缘居中处有点挤压的卷，让我的心里也有点不平整。不过读了几页，立刻觉得一切全可不计较了。 书中收集了1960年3月至1966年5月，六年多时间内二人的通信，其中周作人的四百零二札，鲍耀明的应该也在此数目。信以时间为序，中间还穿插以周作人的日记摘录做书信的注解。 据说，此书出版后，遭周氏后裔强烈反对，出版社和书店无奈，只好撤架。反对的说辞不得而知，但看过书也可理解一二。一是坦露了太多的隐私，日记中周作人对妻子颇多抱怨。他的日本妻子年青时便易怒易躁，也有说是“歇斯底里症”的，晚年愈甚。周作人日记中颇多的不快，甚至有些气急败坏，常缘于她。“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曾被许多人佩服的“清闲洒脱，全无半点火气”的文字，已火焰蹿起多高。周作人还全无文人矜持地不停请鲍耀明为其从香港和日本代购邮寄各种食物，以至自嘲：“真可谓得陇思蜀，唯口腹是务，幸勿见笑也。”日记中还记载多次出售收藏的字画、古董，甚至以自己的日记换钱。这可能都会让后人尴尬。其二，周作人对他与鲁迅失和及一些家庭问题上的言辞也令人无法恭维，实在有违他的“不辩”之说。对当时一些当红的人物也颇有讥讽，这些言辞大约也会令后人觉得容易招惹不必要的非议，从而不希望此书流布民间。 鲍耀明与周作人通信时，是爱他的文字，对其人实在了解不多，信中时有询问涉及周作人个人生活经历的问题。大约是爱屋及乌，他对当时对周作人不利的文字多是抵触的，加之与一个人关系过于密切，情感因素占了主导，对其即使心中有辨别，也张不开嘴。对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虽说“无须再在此喋喋。”但笔墨的轻重还是倾斜于美国的梁容若教授的周作人是“入地狱救人”之说。 因为读过《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又见有文章提到曹聚仁晚年编过一本《周曹通信集》，自然兴趣愈浓。书是1973年在香港出版的，更是只有从旧书网上搜了。果然有，只是价格皆在六百元以上，看图片不过是16K不厚的两本。我对藏书没兴趣，买书只为读，金屋藏娇般等着升值的事从未想。但犹豫之后，还是买了下来，因为前一本通信集，实在让我受益匪浅。 书寄到，仍是迫不及待地拆开，铜板纸，影印，努力维持了原信的原貌。原价每册港币一百元，当年在香港应该也是颇贵的，以此价当年在内陆实在不菲，人民币百元当时可是高薪了，何况当年港币高于人民币。 一读，热情极降。说是周曹通信，实则书中只有周作人写给曹聚仁和鲍耀明的信，曹聚仁给周作人的信不见半个字。少了曹聚仁的信，书的价值减了大半，对理解周作人和了解曹聚仁都大受影响。便觉得名实不符了。 曹聚仁大约是一位谨慎，不愿多事的老先生。当年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时，曹聚仁曾给鲁迅去信说：“信（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作者注）中说胡风性诈黄源行谄那几句，该打百下手心。人间何处不相逢？这样破了脸，真会终身切齿成仇呢！原信一刊出来，似乎两面都不能收场；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来，倒是给另外一些人拍手的。”也许曹聚仁真的希望各方和平相处，他却似乎不明白这已涉及到原则问题。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向社会广泛搜集鲁迅的书信以求编辑出版。曹聚仁在附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其中有的是犯忌讳的，弟意为不用为妥。”这忌讳除了政治上的观点，也包括对个人的臧否。连鲍耀明也曾在给周作人的私信中写道：“曹先生立场似左右不讨好，发表文字，常受人批评，殊值得同情也。” 曹聚仁与鲁迅虽为朋友，观点立场上还是颇多分歧的。曹聚仁从《周曹通信集》中抽出自己的信，大约对公开这些书信颇有顾虑。 书印得很精致，并努力保持着书信的原貌。信纸上的红格、钤印，荣宝斋的木刻画信笺都被原貌呈现，让读者品味到周作人的雅趣。印章有“知堂问讦、周作人八十一所书、寿则多辱、哑人作通事”等。周作人很喜欢后两种，信中用过的“寿则多辱”有不同的二枚，“哑人作通事”有阴、阳文的三枚。 书中有一处硬伤，是将周作人出生去世的年份全写错了，1885—1967写作了1881—1966，1881年出生的是鲁迅。书出版时，曹聚仁已去世一年多。老先生去世前为疾病折磨，校对之事自然无力为之，否则应该不会出此差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