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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伪满洲国军队叫“国兵”，国兵驻守在“新京”的部队还不知道溥仪跑了，依然看守着“新京”。无意中这些国兵在一处白色的两层小楼(后来俗称为“小白楼”)里发现有几十口樟木箱，箱子里面全是字画。当时整个伪满洲国做鸟兽散，国兵们就开始疯抢这些字画，里面有的甚至是宋代内府流传的东西，包括米芾的《苕溪诗》、李公麟的《三马图》等。抢到手的这些书画就拿出来在当地变卖。长春也有古玩行，但是财力和收购能力有限，那时候满洲国的货币已经不值钱了，国兵只要银元，一张宋画10个银元、20个银元就卖了。于是大批文物流散，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上海、天津，于是这些地方的文物商就蜂拥到了长春，而将这批东西称为小白楼的“东北货”。 文物商马宝山讲了当时去长春小白楼“抢货”或者叫“扫货”的情景。当时他除了自己要买货，同时还受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和赵万里等人之托去抢救一批有价值的文物，但是后来公家的款项久不能到位，他在长春吃住都要花钱，有的东西又有旁人在竞争，于是急得他要发疯，长了满嘴的燎泡。当时去长春扫货的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岂止马宝山一人？像北京的马霁川、李卓卿等大大小小古玩店去了几十人之多，最熟悉长春的，并在长春有买卖的恰是马宝山的师叔穆磻忱，也给他帮了不少忙。他自己买了顾恺之的《洛神图》和元人的《野秀轩图》等，还向银行高息借款，终于买到二十来件书画。 这批东西中最著名的展子虔《游春图》，并不是马宝山所购，而是穆磻忱、马霁川等六人合资购得的，但是回到北京后却是通过他转卖给张伯驹先生的。 《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张画作，《宣和画谱》等虽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至于《游春图》这几位究竟花了多少钱，马宝山讳莫如深，只是告诉我他们几人商量给张伯驹的最初开价是六百两黄金(以当时十两黄金一条计，也就是六十条金子)。 东西到了北京，张伯驹是志在必得，后来经马宝山从中说合，来回地讨价还价，六百两黄金降为了二百两，也就是二十条金子，马宝山虽不是这八家股东之一，但却是一手托两家的经办人，马霁川等人一直没有和张伯驹有过直接的接触。那时要将这件东西卖出去也并不容易，于是经过反复磋商，八家股东答应以二百两成交。1946年抗战刚结束，内战即将开始，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弄点钱也不容易，所以张伯驹才会压价成功。 但二百两黄金张伯驹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时张伯驹也没有什么实业支撑，虽然他有盐业银行的股份，但开销也极大，最后只得卖了一所房———就是原来李莲英的那所房子，潘素又把自己的首饰卖了不少，凑了一百七十两金子。一百七十两黄金凑去以后，再去上秤鉴定成色，等鉴定之后，发现成色不好，只能折合一百三十两。张伯驹要求先将画儿拿走，再补齐其余的七十两。马霁川等信任张伯驹，于是同意东西先拿走。张伯驹为人是很有信用的，一年多时间中七拼八凑又弄到四十两，还是不够，最后还差三十两。后来正赶上平津战事吃紧，这三十两黄金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宝山经历了事情的始终，又是唯一的中间人，所言当是最为可靠的。所以说，张伯驹买《游春图》真正花了一百七十两黄金，也就是十七条金子。这是1946年至1947年的事。1954年，张伯驹把这张展子虔的《游春图》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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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直奉战争后，溥仪被驱赶出宫，虽然仓促，但是仍带出来不少东西，一部分在天津就流散，大部分文物带到了“新京”长春。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从“新京”的伪皇宫仓皇出逃，走时仅带走了一些金银首饰以及120多件珍贵文物，大批的文物不可能带走，于是都留在了长春的伪皇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