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国联军侵华 “媚外”与“卖国”似乎成了庚子之后的大清摆脱不掉的两个标签，就连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也写着清政府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便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 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庚子之后的大清在对外关系与对外交往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媚外形象又是如何被人建构出来的呢？ 一、一步步形成的“媚外”形象 其实“媚外”二字并不是在庚子之后才出现的，早在大清步入“近代”以来，随着与西方来往的日益密切，许多大臣都被扣上了“媚外”的帽子，只不过这个词并不是“媚外”而是“媚夷”，将西方人视作不知礼仪的“夷人”，显然此时的大清朝在与西方的交往上是多么的文化自信，不，应该说是盲目的文化自信。如在鸦片战争时浙江巡抚便上奏称，地方官员在与英军作战时有“捉民以媚夷”的现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开始“媚外”一词便开始出现 但在庚子之后，随着对西方的了解逐渐加深，加之西方国家禁止中国再使用“夷人”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媚夷”也就逐渐演变成“媚外”一词。“媚外”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指某个官员，而是直接将整个清政府扣上了“媚外”的帽子。 庚子年之后最早出现的“媚外”一词出现在庚子年末由曾经参与过变法的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里，文章中说“媚外过甚，名必恶”，这里的“媚外”已经不是指某个官员了，而是对政府的一种总体性评价。此后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上大量使用“媚外”一词，自此清政府“媚外”的说法开始大范围流行于国内外。  梁启超 二、庚子之后的国内舆论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使用“媚外”一词是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的，他将此时的清政府视作媚外，矛头是直接指向朝廷当中反对维新变法的保守一派的。他认为原先的极端排外保守者在庚子之后立刻转变形象，成为向西方人示好的“媚外派”。而经报刊宣传加上《辛丑条约》的签订，对于政府“媚外”形象的讨论不再是小范围圈子里的话题，而成为民间社会所议论的重要政治问题。  《辛丑条约》的签订 1902年底，上海的《新闻报》也就政府媚外发表文章，内容很明显是继承了之前汪康年与梁启超所办报纸中的观点，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确定了舆论界里对政府存在“媚外”行为的看法。清政府=“媚外”，这一简单的观念被舆论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社会上的“网络流行语”，也成为短时间内人为制造出来的“常识”。 一旦媚外成了政府的标签之一，并广泛被人接受与使用，那么这种观念是很难在短时间改变的。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若按之前处理教案的方式，清政府可能会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来解决，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被冠以“媚外”的帽子，因此御史王步瀛奏请外务部，不要采用软弱措施对外人让步，否则就会再次加深人们心中官府“媚外”的印象。  王步瀛 果不其然，在有关南昌教案的新闻报道当中，也不断地出现“媚外”二字，用以描述南昌教案当中的江西地方官员，例如在《南方报》中便写有“当道者一昧媚外”、江西巡抚胡廷干是“为媚外以求自全”之人。可以看出经过几年的发酵沉淀，“媚外”二字已经由原先的“网络流行语”变为日常生活的常用语。  晚清以来教案问题频发 三、政府应如何自处 政府被冠以“媚外”的帽子而逐渐丧失公信力，与之相比，民间力量在清末十年则愈发壮大，尤其是随着新式媒体出现后，民众得以通过舆论与媒体达成观点上的共识，进而营造出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即民族观念的觉醒。既然不相信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过程中会向着国人，那么民间的“国民外交”则迅速升温，成为舆论界大为夸赞的新生外交形式。 国民外交所依仗的事物是一种被称为“民气”的无形存在，仿佛有了“民气”，由民众发动的对抗西方国家的事情就会成功。尤其是清末十年接连爆发的民间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反对美货运动、请开国会运动，都被认为是国民因拥有“民气”而做成的事情。  通过收回利权运动，民间赎回众多铁路与矿产的经营权 “媚外”形象的形成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仅是损害形象的问题，更致命的是社会上出现了民间对政府的无形对抗。民间已经认为政府“媚外”，因此不信任政府会做出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清政府既丧失了“民心”，又开始与民间呈对抗态势，随着1911年保路运动与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彻底在民众心中坐实了“媚外”的形象，而武昌起义的爆发与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昌起义 文史君说 清末十年里，可以说清政府的宣传手段与方式是十分令人着急的，面对发达且难以管控的民间媒体，缺乏解释与沟通渠道的清政府只能在舆论界面前被动挨打。由于中外来往愈发密切，许多对外事务可以说介于有利与有弊之间，但这些性质模糊的事情却成为了媒体笔下一桩桩政府“媚外”事件，就此来说，清政府在最后的崩溃之前，就已经输在纸面上了。 参考文献 杨国强：《1900 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史林》2001 年第1期。 杨雄威：《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