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夏天，正是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和三位同窗好友携带非常简单的行装，从未明湖畔的校园出发，徒步走向北京西郊房山的周口店。 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无所畏惧，从周口店进入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那一带多是石灰岩山地，山路崎岖、山高涧深，沿途经过的山村如下中院、上中院异常缺水，少数的水井几十丈深，村民排着长队等候汲水的情景，虽是近半个世纪的往事，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等一行由接待庵入上方山，进山沟，越石阶、攀山道，经发汗岭、欢喜台，过云梯，抵达古刹兜率寺，后钻进云水洞，在地下深处的石灰岩洞穴中逗留了一个半小时。 当晚，四条好汉在一座无人的破庙借宿，将旧炕略加打扫，铺满拾来的栎树叶子，铺上可防潮的油布，倒头便呼呼大睡了。深夜，山风撼林，夜鸟惊叫，我等均无察觉，倒是巡山护林的士兵两次来访，检查证件，打扰了我们的清梦。 次日，去黄花岭，霞光映照摘星坨等高峰，蔚为奇观。回望静卧山谷中的寺庙，美不胜收。不久到分界岭，直趋黄山店村，遇林业队一人赶毛驴下山，便结伴而行，也让小毛驴驮上我们的行李。 在林业队驻地小憩片刻，直趋宝金山。后轻装经会云门，到竹子院，事先打听到有一位山民叫李福全，他可当向导，由他带路去红螺三险。一路上壁立的嶂谷、陡峭的山崖、纷乱的崩石、曲折的山道，景色极佳也极险， 竹子院只有李福全一户人家，三口人。他随后带领我们跻崖攀石，在峭壁之旁蛇行而去，时而攀岩而上，时而顺壁而下。红螺三险之中以中险为最，有云梯、天桥，两旁壁立万仞。至上险，乃山涧最高处，三面环山，壁陡直升，遮天蔽日，山麓处水草丰美，泉水汩汩，有牧羊人和羊群，阳光从周围锯齿形的峰巅泻入，光影迷离，恍若童话世界…… 当年结伴而行的同窗为朱振源、郑平、李明森。 我之所以提起这次微不足道的旅行，是因为当年受到一本书（借自北大图书馆）的影响，这即是《房山游记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若干年后，我从中国书店觅得向往已久的《汇编》。该书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初版，编纂者为王毓霖，封面为傅增湘题签，署沅叔傅增湘，有增湘、藏园两方印章，定价国币一元，附图3张（为房山游览路程图，上方山、云水洞图，石经山、西域寺图），另置一牛皮纸袋内。 这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科学内涵颇为丰富的旅游读物。 傅增湘（1872～1949）是民国史上著名人物，以藏书家、版本目录学研究卓有成就而著称。四川泸州人。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7年12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 关于《汇编》的由来，从傅增湘、王毓霖二人的序言可略知大概，据傅序云：“友人王君泽民，采矿于周口店，其地距上方山伊迩，得肆游观。喜其崖壑之深邃，洞天之寰奇，而亦以道涂深阻为忧。常过余藏图，谭其胜概，因相与谋开通之计，泽民概然引为已任。躬亲履勘，至于再三，规画精详，锐图启发，闻於当道，深荷嘉纳。并荷邑令之护持，路局之赞翊，为之披山通道，叠石架桥，百年险阻，化为夷庚。从此驰车而往，计时可达。”又说：“余又以交通既利，筇屐沓来，必有纪胜之编，用为导游之具。乃嘱泽民汇集古今游记文字，凡十余家，都为一集。而法兰西人蒲意雅氏上方山石经山西峪寺三记，亦译录以附刊焉。” 从傅序可知，王毓霖，字泽民，江苏淮阴人，在周口店经营矿业，是傅增湘的挚友。因傅增湘的倡导，王毓霖不仅捐资，且亲自踏勘、主持规划设计，修建了自瓦井至上方山的公路。王毓霖热心公益的举动，得到房山县政府、县路局以及当地驻军支持。据有关资料，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坷山路，瓦井至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游人可乘汽车直达上方山下，由此上方山的旅游业有了良好开端。与此相关的第一部上方山旅游读物《房山游记汇编》，也由傅增湘倡导，王毓霖具体编纂而成。据说这也是北京市房山区历史上第一部旅游读物。 王毓霖更多的情况，我知之不多，从王毓霖的序，多少可以了解他的非凡见识和远大志向：“余曾东逾辽沈，西入长安，江南河北，游历殆遍，舟航所至，辄作登临。惟以时日所限，眼界未扩为憾。洎乘飞机，翱翔天空，纵目远眺，一览无遗，山河城市，了如指掌，心旷神怡，盖无伦比。”“近年治矿房山，遍历诸峰，觉上方山云水洞石经山西峪寺诸名胜，有发展之必要。而周口店猿人发现地点，巳盛传于世界地质学界，尤应使国人共晓然于我国古代人类之进展过程。”正是具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胆识和眼光，王毓霖决定举个人之力，将上方山推向全国：“余既赏其奇奥，概然有兴坠起废之愿，爰加辟治，招致游览，借为山灵生色。鼓吹倡导，盖非一日。”“从此得与大江南北诸名胜，竞称于世。庶华北名区，不致以时势影响，而长久沉没，不彰于世也。”这便是他捐资修路不遗余力的初衷。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相当超前的意识，也是了不起的创举。 王毓霖对于发展旅游业有很先进的理念，也值得一提。他在序言中有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方今科学昌明，人事繁复，国际竞争激烈，人民生计煎迫，山川形势，道路桥梁，农矿物产，林牧渔猎，以及气象雨量，民情风俗，在在均与国家富力，国防资源有关。其有待于人民游历考察所得者，甚非浅鲜。近年各界人士，已多视旅行为人生必要之事，有识者实地考察，分类纪录，传播世人，实合乎世界潮流。我国富强之机，或其匪远。”由此不难窥见他视野开阔，洞悉世界发展趋势，而且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商人，而是很有思想的实业家。 近日搜索“胡同网”，有一篇《三座旧当铺》的文章，作者（姓名不详）提到：“我刚记事儿那会儿，随父母住在西城，而祖父（王毓霖，字泽民）就住在东城东总布胡同东头的'弘通观’（今弘通巷）一所带花园的西式大院落里（今食品研究所至人民美术出版社），每逢礼拜天年节，我们都要去参拜老人家。”另读《旧时风物》（赵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其中提到作者小时候“随外祖父王泽民先生”去探望夏仁虎的说法（夏仁虎，号枝巢，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后任北大、北师大教授，中央文史馆员）。 这些零星记载，是否出自王毓霖后人之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房山游记汇编》。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明人文章7篇，清人5篇，民国人文章9篇（蒋维乔、吴其辕、傅增湘、周肇祥、陈兴亚、李书华、尹赞勋）等，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的实地调查报告及论文。作为编纂者的王毓霖对于收录的标准颇有深意，是有选择性的。 王序坦言：“记游之文，不应限于模山绘水，而要在徵掌故，述风土，考沿革，明形势，留待修国史方志者之采择，斯足尚矣。昔人游记写景者多，研学者少，纪事者多，徵实者少，其能固古迹而发新知，寻史地之变迁，考文明之进化者，益不数觏。”因此，他极力推崇欧阳修、范成大、陆游的文章：“於旅途宿泊游赏而外，兼及关河扼塞，民物荣枯，援古证今，斯为正轨。”其中，最是推崇《徐霞客游记》：“凡举方位，里程，山脉，河流，纤琐靡遗，穷探极奥，真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作也。” 具体落实到《房山游记汇编》，值得一提的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房山游记》、北京大学地质系尹赞勋的《北平附近的一大奇迹》，法人普意雅的《记石经山西峪寺》和《记上方山》，以及附录中收入日人太田喜久雄的《华北之地势与地质》。王毓霖在序言中也点明：“李书华氏于详记游程而外，并记其地质，统计经石，分别为表，更述猿人之迹，详红叶之名，纯属学术之探讨。而尹赞勋氏记事人之外，说明云水洞地质时代，及洞之成因，并引欧洲各石洞之形状为比较。余久以不明地质成因为憾，得此极感愉快，特录全文，以告游者。”至于法人普意雅、日人太田喜久雄的文章，“皆能引经据典，考证翔实，蒲氏并加测量，绘具图说，披榛莽，涉溪谷，搜前朝之断碑残塔，辨废寺荒墟之遗址，皆足撑盖昔贤，尤使国人增愧”。由此可见，《房山旅游记汇编》是一部注重科学内涵的旅游读物，这在我国同类出版物中是开一代新风的。 附带提及的是，读李书华的《房山游记》，可知这次郊游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下旬，参加者有徐森玉、徐旭生、顾颉刚、马隅卿（马廉）、魏建功、庄尚严和常维钧等著名学者。了解本次远游的详情，肯定是很有趣的一个专题，留待有心者的发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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