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名一杯清茶，渭南市华州区人，现就职于渭南交警支队。闲暇之余，爱好书法和文学，文笔流畅，朴实。曾在西部法制报、渭南日报、阳光报、渭南文坛等媒体、自媒体发表《送伞》《大货车保险杠真的保险吗》等作品。 点击图标，收听本文。   一个有声的文学平台 二八加重自行车是老式自行车的一种叫法。因车轮直径大小是二十八英寸而得名。不仅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一个谋生的工具。当时自行车的品牌有上海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的飞鸽牌、红旗牌。但随着交通业的迅猛发展，二八加重自行车已被汽车、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所逐渐取代，最终成为了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在我的老屋，也有一辆加重自行车，那是父亲在世留下的唯一遗产。父亲的教导是永久的，父亲支撑家庭的生活是加重的。它承载着我儿时太多的回忆；承载着父亲的言传身教；承载着父辈间的诚挚友谊；更承载了我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记得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外面玩耍回到家中。见父母正在讨论买自行车的事情…… “由于我工作优秀，单位给一辆自行车购买指标，买不买？”父亲激动的问着母亲。 “买！但是咱钱不够！”母亲回答的很干脆，但之后又满脸愁云。 “买吧，买了我大（陕西方言：父亲）来回上班方便，还可以方便给家里干些农活。”哥哥连忙说道。 见母亲迟疑，我顺便也插了一句：“妈，买吧，我也想学自行车，人家有些孩子都会骑自行车了，我们都不会。” 后来我才知道，买这辆自行车，父亲分别从五个同事和三个朋友处，总共八个人，你三十、他五十，才凑齐了那辆自行车的费用。最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给还完。那辆自行车，后来成了我们家重要的交通工具，村里许多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自行车当时不单能代步，还是田间的行家里手。每年棉花收获季节，我总会想起父亲托运棉花的场景。记忆中的下午三点左右，太阳正火辣辣的时候，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姊妹们走进五公里外的棉花地，开始摘棉花。拿着两个麦笼，腰里缠着包袱，左手拨开花枝，右手摘着棉花桃，一个一个的摘下来，放进胸前包袱里，等胸前的包袱鼓鼓的时候，就会倒进麦笼里面。等两大笼棉花装满的时候，母亲和我们就站在地头，盼望着父亲的到来。 父亲下班后飞快的骑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一到地头，就娴熟地把车子靠在土堆旁。用绳子将两个大笼绑起来，中间还要留15公分左右车后座的距离。父亲扶着车子，我们将棉花笼抬到后座上，之后，父亲抬起脚，直接坐在屁股座上，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哥哥姐姐也挤在了后座上。母亲每次都是等我们坐好之后，跟在后面，助推自行车。
“好了没有？” “好了！” “推！”母亲用力一推，父亲配合默契地蹬起脚踏就回家了。可停车也不那么容易，到家门口之前，父亲远远的查看周边环境，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台阶，找到合适位置之后，他就用右脚撑着台阶，然后让车子靠稳，这时我们迅速下车，扶着棉花笼。每当这时，我总能看到父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也许是收获的喜悦，也许是我们天真，每次我看到父亲总是满脸笑容。 那时候，我总幻想着能和父亲一样，跨上那辆自行车，飞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甚至是骑车到外面的世界转转。这种幻想让我还学会了一项本领，就是每次发现家门口有车印，就飞奔回家。大多时候，我一猜就是父亲回家了。因为父亲回家，能给我带回好吃的东西。我一边吃着好吃的，一边还要闹着父亲，载我在村里溜达。那是一种无比幸福和享受的事情。
那时候的自行车前面有一个横杠，那是二八自行车特有的标配，后来那短短的横杠成了我的专属座驾。每次父亲带我出门，就让我坐在横杠上面。前排位置视线极好，我虽然年龄小，但是在父亲的臂弯里，我能感受到安全感与温暖。尤其在见到村里小伙伴的时候，我那种自豪感会油然而生。一段时间里，我们家的自行车，成了我在玩伴面前吹牛的资本。 在父亲眼里，那辆自行车如获珍宝。父亲每次回家，总会把车子擦的又明又亮。也很少叫我们兄妹骑行外出，就是学着骑的时候，也不能离开他的视线。他总是跟着、跑着、扶着，生怕我们摔倒。 有一时期，说真的，我讨厌这个“吝啬鬼”。但是，之后有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对父亲的态度。  有一天，“哐、哐、哐”的敲门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邻居刘叔叔不停的敲着我家的房门。
后来，刘叔叔的孩子在铁路医院住了一周院。由于自行车暂时让邻家叔叔用了，父亲在那七天时间里，每天只能徒步二十公里去上班。家里的有些农活帮衬，也只能用架子车替代。 一周后，刘叔叔的孩子出院，刘叔叔送还自行车，并拿了一包点心，表示感谢。可父亲说什么也不收。“乡里乡亲的，谁家没有个难，帮个忙是应该的。”父亲急忙回绝。 平凡，管理工作，喜欢朗诵，多家平台金牌主播。《渭南文坛》特约作者。 闵盼龙，中共党员，从事媒体行业9年。2012年至2015年就职《渭南日报》，2016年至今就职《渭南青年网》，担任内容总监、首席摄影。曾被共青团渭南市委、渭南市文明办、渭南市青年联合会评为渭南好青年。临渭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理事，黄河文化传承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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