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诗人雷平阳最新诗集《鲜花寺》与《修灯》分别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两本诗集收录了雷平阳近年来创作的诗歌作品，长诗与短制均匀分布，延续了雷平阳长期以来的鲜明风格和独特主题。
《鲜花寺》与《修灯》一经面世，即刻引起国内评论界与诗歌界的高度重视，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评论道：“雷平阳中年以后爆发的创造力令人惊奇，在《修灯》和《鲜花寺》等新诗集里尤其突出，他将炽热的情感注入细节，在冷静的叙事中呈现意义，融抒情、叙事、梦幻与沉思于一体。雷平阳的诗歌，情感直接，文字洗炼，内敛沉郁，积蓄着绵绵不绝随时喷薄而出的功力，自成一体，又变化多端，可以说展现了百年新诗逐渐走向成熟的某种独特面貌，抵达了白话新诗奋力攀登的某种高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评论：“如何用最朴实的语言，说出生命的真知，一直是雷平阳在探索的写作方式，从他的新作《修灯》和《鲜花寺》等诗集中可以看出，为了澄明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他的写作已更加自由和无羁，看到的，读到的，想到的，天、地、人、神，都汇聚于一炉，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写作已百无禁忌，写什么都是在立言、立心。”而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王士强更是认为：“雷平阳锋刃向内、自我变革，他的新著《修灯》《鲜花寺》于天高地阔、百转千回中再出发，有出世之远，有入世之深，神与人交相辉映、史与思相得益彰。作为一位对生存之深渊与苦难有着超常敏感的诗人，雷平阳不再愤怒、峻急，而是更为浑厚、宽阔，他有着更为强大、驳杂的胃，有着更强的消化、吸收、吐纳能力，与命运、历史、世道、人心建立了更为幽微而顺畅的沟通。雷平阳在走向更大的体量、更多的面孔和更丰富的内心，诗的边界于此得到了拓展和重新定义，语词被重新擦亮，焕发出别样的汉语之光。”在《鲜花寺》和《修灯》里，雷平阳虽然还是“以云南的原生文明特别是民族史诗中不容置疑的叙事方式为母体”，可这次他勇于“放弃与无神论者关系密切的那些名词、动词、形容词”，有意或无意间，将个人审美提高到 “语言与思想的塔尖上”，《鲜花寺》与《修灯》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作者智性的精微与“自白式”的孤往，似乎每首诗中都端坐着一个耽溺于自我言说的老和尚，正在乐此不疲地检验每一个句子成“经”的可能。《鲜花寺》收录诗歌52首，《修灯》收录诗歌81首。两本诗集所收录诗歌，部分已刊发于国内一些重要文学刊物，深受好评。写作者。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出版诗歌、散文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花地文学排行榜诗歌金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等。 《鲜花寺》·自序 我们一直在挺进中。是吗？我保持谨慎的怀疑。“理尽词穷”我一度认为它只属于谎言制造者，但现在我感觉到它还是诗人的宿命。“挺进”与“理尽词穷”两者之间也许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在挺进的状态下理与词未必是其条件，也未必能左右挺进的发生与终止。反之，即使理尽，词穷，挺进也可以在无理与沉默中进行，霸道，尖锐，不关心万物做何反应。 我无意说“挺进”与“理尽词穷”是目前汉语新诗写作现场上体现出来的征候之一，因为它所揭示的身体政治学的亢奋、思想的稀薄和语言的丢失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诗歌写作的行当内。诗歌写作中的幽微、意外、未知、无物、忘我等元素，也不能纳入到某些铁质的语言或观念的容器内。有此一说，无非是因为我个体的写作旅程中出现了它们这样的怪物如影随形，我感到担忧和害怕。“挺进”抑或“服役”一直被我当成我在写作时应有的精神姿态，它们远离理应千刀万剐的作者优越感，心力、智识、美学观均能通过语言的接引，无畏而又谦卑地去共同完成一个短章，或一个体量在短章之上的作品。而且，“挺进”与“服役”对我而言是以一生的时间来计算的，不是某个时间段。但是，在此“挺进”或“服役”的进程中，一段时间以来，我渐次发现，写作时的精神姿态无论它如何虔诚和肃穆，它也越来越难以保证写作的正常展开了，更别妄谈什么有求必应了。写作自然要“有求”，否则写的意义也就变得虚无了，关键是求什么。梭罗说他是在寻找上帝藏身的地方，罗伯特·哈斯说他在揭示真相即感觉与思想相加的真实，显然这也不是某种精神姿态可以达成的。 我曾多次尝试着阐述自己的写作在求取什么。这本集子中有个短章《众我》，自认我是一个“长着几十个脑袋的我”，不是说有几十个脑袋在替我思考，是说到了现在我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幽灵，还在为个体自治和平息内在叛乱而搏命。这也就让我在求什么的时候总是出现某些游移，但其核心不外乎还是梭罗与哈斯两种观点的综合体——与“老天爷”同在的真相。有长期写作经验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样的写作诉求无疑是高于人力的，一生的时间如若没有神助，那肯定只会停留在想想而已的情态下，不会有什么写作的收获。事实也如此，当我朝着这个方向——以云南的原生文明特别是民族史诗中不容置疑的叙事方式为母体——艰难地挺进时，众多的业障内现之后，最要命的难题也出现了。因为“老天爷”有形无形地存在于字词中间，我开始放弃与无神论者关系密切的那些名词、动词、形容词，并反反复复地使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有限的词。如此偏激、冒险的行动，当它均衡地分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不用猜测，我身边的一切东西都开始变得反常，而且留在了过滤器上方的少量的词语，似乎也在行动开始后变得僵硬、无力，没有展现出我想象中的圣斗士的威力，“老天爷与真相”同样消失在了外部世界的茫茫迷雾之中。 我视此为我的精神困境，并于这两年尝试着去消弭写作时的“挺进”姿态，以求自己既可以从“长着几十个脑袋的我”中解放出来，也希望再次从语言分列为敌我双方的危局中脱身，重新去辨识语言的本质之美及其力量。也许这反挺进和反语言偏见的写作其成果未必是我等候多时的，但这目光反卷过来坦然地逼视自己的方式肯定是我所需要的。《鲜花寺》乃是在这期间写下，盼望得到诸多方家的指正！ 
《修灯》自序 瘟疫乱世，闭门编辑《修灯》。但来自整个世界的生死消息，疫情期内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困苦，还是让我没有因此而找到一个沉静的地方纯粹地去面对诗歌，而是置身在了激浪中一座正在下沉的小岛上，没有片刻安稳。虚构受到的挑战与质问如此严酷，是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尽管以前同样地谈虎色变，同样地找不到月亮可以藏身。这一回，真实的刀与虚构的刀同时剜心，刮骨。 《修灯》这个集子，与往日我的每一本集子之间没有人工悬崖隔开，它们还是一个整体。华菜士·史蒂文斯在谈威廉斯的诗歌时说 :“威廉斯的写作是为了达到至美而在做练习。”它自然也是我在做练习时所得的一卷新的练习册。至于他所说的完美，对正经的写作者来说，也许就是你 ( 包括威廉斯 ) 面前不断在后退的地平线，要想到达，除非它不再后退而你没有停止，这是多么的虚妄。 虔诚地写过，还在虔诚地写着，你才知道我们见识过的“伟大的写作”也未必达到了完美，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深度要朝前推进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智力之于已知和未知世界，之于可能存在的奢望写作者能够完美呈现的那个现在还处于虚构中的美妙星球，若非神助，你连表现其皮毛的机会都没有。写作者的悲剧是天生的。 窗外春风响亮，万物的苏醒却没有人参与，街道空空荡荡一如天梯平躺到了地上。偶尔会去窗边站一会儿，见有稀少的跑步者，戴着口罩在深夜奔跑，像极了纸面上的我。 
问他：“以加里·斯奈德用英语翻译寒山和尚诗歌方法论八日，他假托加里·斯奈德之笔英译，又转译汉诗如下——在那棵大松树下，我们询问 他的一位学生，一个男孩 ——他呢？男孩回答我们：他的老师 到山中采药去了。他的老师 就在这座山中，只是 云雾深深，不知他在何处 国庆与中秋合二为一，双重的节日气氛冲破疫乱之围，很多人选择上路，利用小长假到梦寐以求的地方去。而我连续数日蛰居镇雄家中，选择了另外一种远行———读雷平阳两本新诗集《鲜花寺》与《修灯》，异想天开地在纸上翻山越岭。雷平阳近些年的写作以长诗为主，长诗内部受制于复杂的情感逻辑与纷繁的叙述转换，它极其考验读者的专注与投入。数日前从昆明返回镇雄的高铁上，我读了半本《鲜花寺》，由于身旁时常有人走动，总使我的思绪被打断，半本《鲜花寺》读完后，仍然没有找到窥探它的入口。但是《鲜花寺》中到处遍布的语言旋涡已多次将我吸住，即便如此，我还是在试图挣脱，一遍遍地调整自己，以便找到更好的阅读端口与我心灵张开的纬度契合，重新进入它。显然，无论是《鲜花寺》还是《修灯》，早已不同于作者之前的《雷平阳诗选》《云南记》甚至《悬崖上的承诺》《送流水》等诗集了，相比之下，这些诗集有着“平易近人”的质感，包容了不同层次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它的诗意是在明朗的叙事中层层推进的，依赖于“事实”本身对于心灵的真实冲击，能够广泛地观照到“感同身受”的普罗大众之情。但在《鲜花寺》和《修灯》里，雷平阳虽然还是“以云南的原生文明特别是民族史诗中不容置疑的叙事方式为母体”，可这次他勇于“放弃与无神论者关系密切的那些名词、动词、形容词”，有意或无意间，将个人审美提高到 “语言与思想的塔尖上”，《鲜花寺》与《修灯》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作者智性的精微与“自白式”的孤往，似乎每首诗中都端坐着一个耽溺于自我言说的老和尚，正在乐此不疲地检验每一个句子成“经”的可能。他在《鲜花寺》的自序中说道，“希望再次从语言分列为敌我双方的危局中脱身，重新去辨识语言的本质之美与力量”。当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但对于一个已被风格“塑形”的大诗人而言，想要“坦然地逼视自己”，想要在语言的“塔尖”上闪耀思想的光芒，他必须跨出这一步。行至高处，还想继续登高，那他只有倾斜自我，搭成通往塔顶的天梯。《鲜花寺》与《修灯》，正是这种“道成肉身”的结果。读诗集《鲜花寺》，从开篇长诗《某》开始，到长诗《鲜花寺》结束，其间有五十首长诗与短制穿插其中。作者在整本书的谋篇布局中，藏着一个“无中生有”的巨大隐喻，像无名氏“某”的一段坎坷不尽的朝拜之旅。《某》一路上穿林（《光芒山》）过海（《海边》），“访庙”“登山”，历经《大雾》与《雪夜》，最终抵达《鲜花寺》，但见寺内鲜花盛开，蓓蕾闭合，香风隔岸，蜂蝶纷飞——道法回到自然之中，诗便成为一种“存在”。读诗集《修灯》， 这是一本更为厚重的诗集，个人的生存经验作为一种引线，旨在炸开更加开阔的精神空间。这本诗集遣词造句更其繁复与驳杂，想象力天马行空，抒写大开大阖，意在将诗意的指向纵深到语言的内部。无论是在意象的选择还是精神道统的承接与开掘上，始终怀着对传统寻根与追问的勇气，竭力维护着汉语诗歌的“中国”属性。修灯，这个在现代文明中近乎绝迹的行为，却被作者赫然作为书名，再一次植入集体的记忆中。窃以为，修是复活，灯是对光明的加持，修灯就是指对传统诗歌精神的复活与续接。但如作者所言，“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深度要朝前推进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作者的悲剧是天生的”，修灯的人最终只能将自己捻成一股灯芯，代替灯盏，就像一种精神殉道，他并非是自己想发光，他只是要从内部将黑暗从中撑开，以便让更多的光流淌进来。我已读完了这两本诗集，但我还是会经常将其翻开，也不知道还要翻阅多少次，才能积攒起它带来的所有光辉。总之，《鲜花寺》是一座语言的寺庙，《修灯》是一座语言的灯塔，前者可用于修行，后者可用于引领。或许某一天，我会将两本诗集合二为一，因为它让我感悟到：修行就是一种引领，而引领本身也是为了更好地修行。王单单 2020年10月6日 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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