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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7年前的九月份，也是金秋时节。奥地利警方曾对旅奥华人社会发起一场大搜捕行动，规模之大，力度之强，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轰动一时。虽然整个案件中有错案有冤案也有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但总体还是运行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对华人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也起了相当的震慑作用。至少奥地利华埠的治安相对平静安宁到现在。 当时因为在办报纸，几乎采访接触了案件的各个方面。包括警方办案者，涉案嫌疑人，冤屈无辜者，法定翻译和使馆工作人员，法庭，监狱等等。现在大致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真相揭秘。对于九十年代中后期来奥的华人，可以作为"昨日的新闻"来阅读，或许也不无裨益。 维也纳的秋天是透明的，秋高气爽，蓝天辽阔。在一区戒指（Ring）大街上，金灿灿的落叶铺撒在行人散步的林荫道。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商店橱窗，一个又一个名震遐迩的名胜景点；施特劳斯、莫扎特、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的塑像比邻而居；金碧辉煌的国家歌剧院，先哲围绕的国会大厦；收藏丰富的艺术史博物馆；雄伟挺拔的市政厅；霍夫堡王宫、英雄广场等一组组巴洛克和哥特式等各种风格的古建筑，就好像一颗颗硕大的钻石，镶嵌在这条被称为“戒指”的环形大道上。 维也纳的金秋 这是一座充满了历史感的城市，是世界音乐的圣地，但今夜的维也纳将有点不同寻常。
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液晶广告显示牌上，正不断的翻动着当天的日期、气温和地点：“09.09.1993”，“15-18 度”，“维也纳”。 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巧合，18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驾崩于北京中南海，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18年后的今天，旅居奥地利的华人社会也将经历一场严峻的震荡，震源就在这古老的、繁华的中心地带。 奥地利联邦内政部坐落在戒指大街环内的绅士胡同7号（Herrengasse）。绅士胡同的一头是格拉本名牌精品大街，另一头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咖啡馆。在东西方对峙时期，这里是著名的间谍云集之地。世界各国的谍海高手都喜欢来这里喝一杯咖啡、交换情报；隔着明净的玻璃窗，可以欣赏流连忘返的游客百态，还可以看见内政部大门口站岗的警察。不过谁都知道，内政部真正核心的办事机构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相隔几条街外的阿姆豪夫（AM HOF）广场4号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外表呈蓝灰色的大楼是不透明的。肩负着反间谍、反颠覆和保卫国家安全重任的国家安全总局，也在这栋大楼里，占着几层楼面。 维也纳一区绅士胡同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内景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外景 今天，国家安全警察总局有几间办公室显得特别忙碌，堆积如山的有关华人偷渡犯罪团伙的专案卷宗，已被分别编上号码，集中在几张办公桌上，办案人员喝着咖啡，抽着烟，间或松一松疲惫的筋骨，他们都有几分如释重负、大功告成的轻松感，当然，也还是有一点“硬仗在即”的紧张。 Am Hof 3-4办公大楼 这个代码为“龙头行动”的高度机密的警方大逮捕行动，已正式立案侦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待“一声令下，风暴骤起”。 近年来，尤其从1990年起，大批的中国人通过合法签证和非法入境等各种渠道，从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进入奥地利。中国餐馆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全奥境内七百多家，已形成一个规模相当的华人社会。 至于究竟有多少旅奥华人，无论是官方的统计，还是民间的估算，都难以达成一个精准的数字，有说一万，有说两万。一家奥国“经济周刊”则夸大说有四万。比较接近事实的，应该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这是根据中餐馆员工配备的平均数字加上家属，再加上华人其它行业、留学生以及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累积推算出来的大致总数。 与奥地利境内的土耳其、南斯拉夫、中东北非地区的移民数相比，华人移民还是人数很少的一个族群。而且华人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勤劳守法，埋头苦干，按时纳税。谋生的途径大多为中餐馆自行消化，不存在与奥地利人争抢工作机会的冲突。在奥地利约占就业人口6%的约10多万失业大军中，中国人向劳动当局申领失业金的只有14人，也就是说，华人纳税者在向政府缴纳社会保险金后，在失业保险这一项中，回归率几乎等于零。无论怎么说，华人社会在奥地利是属于一个形象良好的族群。很长一段时间，奥地利人，包括警方都有这种印象。 奥地利报刊的龙头圆柱 事情发生变化似乎可以追溯到1992年9月。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住所被杀。死者是原二区布拉达游乐场内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兼大厨。究竟是劫杀，情杀，还是债务纠纷引起的凶杀？案情扑朔迷离。 警方投入相当的力量进行侦破，拘捕和审讯了十余名与死者有关的所谓嫌疑犯。结果仍然理不出头绪，线索飘渺，成为悬案。为此，刑事警察方面曾专门约谈刚成立不久的华人社团负责人，希望社团提供帮助；警方甚至放话，如果一周之内不能抓获凶手，将对整个中餐馆进行一次大搜捕。 社团负责人则如实相告：这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华人社团也同样一无所知；华人社团十分愿意配合警方，但最后如何破案，采用何种侦破手段，则是警方的职权。事后，华人社团秘书处专门给全奥华人发了一份告示，希望大家协助警方，奉公守法，共同维护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也希望警方和新闻媒体，不要讲个别案件与整个华人社会混为一谈。告示还附有警方提供的凶器等资料照片。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尽管这只是旅奥华人史上第二起凶杀案（第一次是发生在八年前的情杀案，案情比较简单，且早已侦破结案），但华人社会不安定的警讯已经发出，警方开始重视华人社会的治安情况。 更可怕的是在维也纳南部郊外，下奥州的南线高速公路旁的草丛里，警方发现了五具亚裔偷渡者的尸体，虽然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这些死者的国籍，但很多报道首先就说“中国偷渡客”，让华人形象受到重创。 南线高速公路旁草丛发现五具亚裔偷渡客尸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凶杀案之后，又有连续两家中餐馆遭到华人蒙面歹徒的抢劫。奥国新闻媒体马上又配发照片予以报道，并出现“在奥中国黑手党”的提法。 第一起抢劫案发生在深夜12点左右，餐馆已经关门歇业。店主夫妇也就住在餐馆楼上，他们一边看电视录像，一边准备就寝。忽然，床头的电话铃骤响，来电话的也是一个华人，自称是从法国来的，受其亲戚委托带来一包东西交给他们，现在就在楼下餐馆的电话亭里。 毫无准备的老板下楼开门，门一开，一下冲进三个蒙面歹徒。其中一个举着一把手枪，直指老板的脑袋，冷冷地说：“我们来干什么，你应该明白，把钱交出来！”被惊的目瞪口呆的老板愣了半晌，说：“我们每天的营业额都要交账买货，没什么钱。” “废话少说。上楼！”三个人押着老板进了楼。一个歹徒持枪威胁老板；另外两人翻箱倒柜，甚至连工人的住房也翻个遍，将搜到的钱款、首饰，以及护照，信用卡等统统装进一个口袋，然后逃之夭夭。 第二起抢劫案也是发生在中餐馆下班的深夜，这家餐馆的店主夫妇准备第二天就回国探亲。大包小包、皮箱礼物均已就绪。这时，门外有人敲门。喜气洋洋的老板夫妇以为又是亲戚来送行，门一打开，夹着一股寒气。冲进门竟是三个蒙面歹徒。为首的持枪顶住老板夫妇，两个同伙开箱翻包，手忙脚乱地将所有的现款。（其中包括许多亲戚朋友托带回国的血汗钱）洗劫一空；并威胁受害者“不许声张，否则小心性命”。 本来，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无头案，但事有凑巧：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在这一带巡逻的警察曾注意到，有一辆挂着维也纳牌照的小车在餐馆附近以步行的速度转悠了半个多小时。多一个心眼的警察便把这辆车子的车牌号记了下来。第二天案发后，警方很快就联想到这辆形迹可疑的车子。一查牌照，车主原来是他，一个会武术的中国人。 很快，警方缉捕了这位车主，将他以嫌疑犯的身份投入羁押所。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却没有发现能证实他与这起抢劫案有关系的证据。车主在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出现在这个地区，只是巧合。因此很可能真正的案犯早已逃遁。最后，法院判决车主无罪，释放。 接二连三发生的案件，使原先风平浪静的华人社会有点惶惶然了。而警方通过侦查这几起刑事案件连连碰壁，以及调查掌握到的一些线索，开始认定华人社会存在着一个黑手党组织，专门从事偷渡、洗钱、抢劫、收取保护费，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对此，警方决定予以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专案组（代号EDOK）。这个专案组由国家安全警察局牵头，包括治安警察、普通联邦警察局的刑侦处、外事警察局的富有办案经验的警察联合组成， 专门收集和侦查华人社会中的犯罪活动；以非法偷渡获取暴利的蛇头为主要对象，期望能顺藤摸瓜，捋出其它悬案的线索。 EDOK特别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尤其在调查蛇头活动和前几次劫案时，往往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是语言障碍，很难同华人社会进行沟通；其次，这是一般中国人都比较怕事，尤其怕警察。警察找人了解嫌疑犯情况时，尽管有翻译人员在场，被问话的人不管知不知情，一概是一问三不知，使案情的调查十分艰难。于是，警方考虑使用电话监听的侦查手段，认为，这样可以使华人社会、中餐馆之间无拘无束的对话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1993年初，特别专案组正式向维也纳州法院的调查法官提出申请。 关于电话侦听，在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涉及到西方人观念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和个人隐私权。导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件因为电话窃听另一党派的办公大楼，而使尼克松总统身败名裂的丑闻。法国前内政部长和前办公厅主任，也曾因为下令窃听一些知名律师、作家和记者的私人电话，最近被逮捕。所以，EDOK专案组必须以充分的理由，向法院调查法官提出书面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付诸实施。 调查法官在审阅了警方提供的档案资料，考虑到实际办案中的诸多困难，终于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电话侦听行动。这笔开支相当可观。需要花费数百万先令：首先，要安装一整套先进的电子侦听仪器，配备一批专业人员负责轮流值班录音；不管是闲话、废话、悄悄话，还是与案情有关的对话，通通要录音存档；然后，聘请翻译人员将这成箱的录音带，用中文听写记录下来，再翻译成德文；经分析，剔除掉大量与案情无关的废话，将有价值的线索和可以作为证据的对话，挑出来整理归档。工作量相当可观，而且繁琐。 这次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电话监听行动，差一点宣告流产。在奥地利的华人中，有80%以上来自浙江青田和温州，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以家乡方言进行交谈。这种青田、温州方言，只是在范围很小的浙南山区和沿海地带流通。不要说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教授听不懂，这里的经过严格考试获得法定资格的中德文翻译也听得一头雾水；就是连青田人和温州人之间也未必能完全听得懂对方的家乡话。束手无措的办案人员面对这一大堆录音带真是哭笑不得。后来还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方面提出了请求，由中方派出几位能听懂青田话和温州话的德语翻译来奥协助，这才解决了电话侦听计划中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电话侦听的对象相当广泛，凡有嫌疑的中餐馆和私人住家、公司及办公地点，都在监听之列。大多数的对话都不外乎“今天你们做了几个菜？”“中午快餐怎么样？”“生意好不好？”以及张家长、李家短一类的家常闲话；间或也有几家餐馆老板瞒着老婆在外面带女人的经验交流，夹着几声彼此调侃、色迷迷地哈哈大笑。但在这一大堆的废话中，还是沙里淘金的滤出一些极有价值的对话和线索。警方特别注意，来自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长途电话。 特别专案组大致掌握了蛇头偷渡的线路，由莫斯科“发货”，经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再由奥地利方面的“蛇头”接应，或留在奥地利，或转道前往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从电话侦听中，警方甚至了解到，确切的“交货场所”和取钱的地点、方式。 但专案组为避免打草惊蛇，始终未采取行动，而是放长线钓大鱼，派出便衣警察对这些“蛇头”进行全方位跟踪盯梢，和他们一起光顾中国人常去的几家中餐馆，以及卡西诺赌场和红灯店，记录下他们花钱如流水的劲头。在这些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各个角度：长镜头、近景、特写，拍摄下当事人的各种活动照片。这些证据照片整理出来的相册也有厚厚的几大摞。 经过半年多的电话窃听、跟踪盯梢，以及在边境地带和中餐馆内抓到的偷渡客的供词中，特别专案组整理收集了将近一万两千多页的文件档案，根据这些人互相间的联系、电话交谈、活动踪迹、警方排列出九组在奥地利从事偷渡团伙的成员名单。至此，特别专案组认为，该案已经瓜熟蒂落，可以收网了。 “龙头行动(Operation Drachenkopf)”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93的9月9日子夜和9月10日凌晨之间。 这次行动由内政部长亲自挂帅、国家安全警察总局局长直接指挥。因为这次行动还带有一定的国际色彩，它要求周边邻近国家即德国、瑞士、法国、匈牙利、捷克、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警方配合。在行动之时，一旦发现案犯逃往或居住在这些国家时，要求该国警方协助，立即予以逮捕归案。 在警方配备上也是超强阵容，除了国家安全警察、治安警察、刑事警察和普通联邦警察外，还特别调动了“反恐怖活动突击队”（BED)，这支准军事武装“突击队”，一般都是在对付武装恐怖分子和突发性暴力恶性案件时出动，队员个个牛高马大，经过特殊训练，格斗擒拿，武艺高强，而且装备精良，动作敏捷。内政部之所以动用突击队参加活动，一方面，是对“龙头行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奥地利警方第一次与中国黑手党之间的正面交锋，深浅莫测。 他们对于中国黑手党的认知，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于美国影片“龙年”、香港警匪片“在黑社会的日子里”一类电视片。那种火爆打斗的场面，令警方不敢掉以轻心。在行动之前，奥地利电视台还转播过一组华人黑手党在欧洲唐人街的纪录片，其中多次出现所谓三合会、十四K党成员挥舞大刀，横劈竖砍，或怀抱AK14冲锋枪疯狂扫射、血肉飞溅的血腥画面。事后有人发现，这些活生生的镜头，大多是从香港电影片里剪辑下来的片段。但对一般欧洲观众而言，这绝对是令人胆战心惊、恐怖残暴的新闻，警方自然更是印象深刻。荷枪实弹的突击队员，显然就是为了对付那些华人黑手党可能做出的武力抵抗。而采取的强力反制措施。 参加行动的警员共有396人，分为28个行动小分队。针对在维也纳和奥地利其它七个州的54个锁定目标，在统一时间内采取统一行动。每个小分队至少配备四名以上身穿防弹服、脚蹬大皮靴、头套黑色面具的突击队员，而且是长枪、短枪相结合，以便组成点射与扫射的立体交叉火力网。为确保行动的一举成功，防止事先泄密，除专案组成员外，其它参加行动的警察对行动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案情均一无所知。各小分队负责人也只是得到一件封印的密函，内装行动的要求、逮捕令和搜查令。事先均不得私自开封，必须在命令下达之时，统一启封，然后按令执行。 以样大规模的警员力量和如此高度的保密措施而采取的警方行动，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史无前例。 九月九日子夜所有参加行动的警员按时到各地区警察分局报到，进行行动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日凌晨3:30分，28个分队的负责警官同时接到最高指官的电话命令：“龙头行动现在开始！” 一时间，上百辆闪着蓝灯的警车，从各集合点呼啸而出，像一道道蓝色的闪电，霹向54个攻击目标。 警方突击队翻墙入室，搜捕华人嫌疑犯 按照密函的指令： 第一步骤：3:30分，进入所有锁定目标的有效突击范围，控制和封锁所有可能出逃的路口，实行捕前监控； 第二步骤：5:30分，由突击队员率先强行进入案犯的住所或餐馆，若遇抵抗，立即武力解决。制服和逮捕案犯。 第三步骤：由治安和刑事警察对案犯的住所或餐馆进行梳篦式搜查，所有的文件、信件、纸片等文字资料、现款、存折、账簿或其它证等，统统登记装箱，加封带回。事后由专家进行清理甄别。 维也纳的夜色是迷人的，繁华中透着宁静，宁静中有歌舞升平。但一般在餐馆业工作的华人很少光顾奥国人夜生活的场所，比如剧院、电影院、舞厅和音乐厅之类。他们至多是去卡西诺赌场和闪着红灯的色情酒吧。比较多的是去华人自己开设的卡拉OK，唱唱歌喝喝酒，或者去几家地下麻将馆；也有在自己的餐厅里，大开方城之战。而大多数人还是在家看电视。香港的武打片、警匪片、言情剧、连续剧，是家喻户晓。许多华人子弟的国语会话能力，不是来自学校，也不是来自家长（家长们一般都讲方言），而是来自这些电视剧中的人物对话。 华人社会的夜生活就是这样单调，从餐馆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半，回到家中就十二点。看看电视聊聊天，一、二点就寝，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起床，赶车、上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B女士的德文不错，常被青田、温州老乡找去当翻译；虽非正式职业，收入倒也不薄。所以她的作息时间和餐馆不一样，早晨起得较早。这天上午她八点就有约。她在前一天晚上把闹钟拨到五点半。 九月十日清晨，还在睡梦中的她，被一阵响铃声惊醒了。先是闹钟的铃声，同时，还有一阵什么铃声。至少有几秒钟的时间，她分辨不清到底是什么在响。后来，她听清楚了：闹钟在响，门铃也在响。她有些奇怪，这么早就会有人找她？她没顾得上打开通道的灯就准备开门。她问：“请问是谁？”门外有人回答“邮局，送电报的。“送电报，这么早，谁给她来电报？她一边想，一边打开房门。门刚刚打开一条缝，门外就有人用力撞了一下。她在门缝间瞥见一把手枪在晃动。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别是强盗抢劫！她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拼命想顶住还连着保险钩的房门。只听外面的人用德语喝道：“我们是警察！开门！”哦，是警察，她松了口气，打开了保险钩。 门砰地被打开，一个身穿放弹背心、头带黑色面罩的警察动作敏捷地跳了进来。他一手持枪，一手掐住她的手腕。将她压向墙角，问道：“屋里还有人吗？”“没有，就我一个。”但警察没有相信她话。门外陆续又闪进几个突击队员，双手持枪，枪口朝上，小心翼翼地用脚勾开一间一间房门，又用脚踢开电灯开关，进行搜索。在确认屋里的确没有其他人之后，门外走进几位便衣警察。他们关上了大门，让她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其中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便衣，看上去像是这个行动分队的负责人，向她宣布：“您已经被逮捕了。我们有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和逮捕令。请您坐着不要动，协助我们的工作，回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小胡子警察按照例行公事，询问并记录下她的姓名、出生年月、住址、父母亲姓名、她的职业等等。持枪的突击队员分别站在窗户旁和过道里。搜查工作由三名便衣警察执行。 警方突击队抓捕犯罪嫌疑犯 搜查工作进行得非常仔细，每一个物件都被查看，有盖的盒子和有门的柜子统统被打开；凡是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都登上了记，然后放进一个大信封里。他们特别注意废纸篓，垃圾袋里的东西也都被全部倒出来，揉成一圈的纸片均展开捋平，撕碎的纸片也集中整理起来。 突然，一位年轻的便衣警察搜查到两包东西。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颇感到疑惑，就向B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它几位警察纷纷围了过来。屋里的空气一下紧张了起来。 警察们围了上来，以为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包人参片，年轻的警察不认识。拿来问B，B答道“是人参。” 小年轻还是不明白，可能他去中餐馆的次数不多，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B答道：“是滋补品，给男人吃的。” 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警察已明白了。“啊哈，Ginseng！” 而小年轻还是糊里糊涂地接着问为什么，另外两个警察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向他解释了人参的功能和作用。小年轻这时才笑了，忙说“这个我不需要”。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经过一场关于人参的作用的有趣讨论之后，屋里的气氛显得轻松了。B就势提出要戴上自己的眼镜和吃降压药片的请求，得到了友好的答复，一位警察还去厨房端来一杯热水。B也不紧张了，甚至后来在回答警察问话时，“Blöd（愚蠢的）”脱口而出。这下小胡子警察有点生气了，“您是说我们来搜家是blöd吗？告诉您，我们也不愿意来这里，是您自己做的好事，使我们来的，是您给我们增加了工作量和麻烦，而不是我们，请您明白这个道理。” B不吭声了，刚才那份逮捕令上的事由，已经让她心里有数，那些普通翻译工作之外的活计，终于惹出麻烦了。 住宅搜查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由一位女警察进屋担负看押他的任务。这时警察的手提步话机里传来新的指令，要将B带去警察局。B则提出她要漱洗化妆后才能出门，而且要上个厕所。警察也同意了，但规定厕所的门不许关，由那位女警察站在门口。B拖拖拉拉搞了一个小时，所有的警察都十分耐心地等在一边，没有一个人催她。只到她自己说“好了，可以走了”以后，才押着她下楼上了警车。事后B回想起来，当时警察居然没有给她带上手铐。 直到整个案件全部结案后，B还为此感叹不已，欧洲的警察就是素质高，文明礼貌。这话也许没错，不过B受到的礼遇实在是一个个案，其他的案犯或无辜受牵连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未完待续）
（本文由欧华传媒原创，作者常恺，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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