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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甲乙，作家。作品曾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部分作品获国家性奖项及收入选本。著有散文集《去黑山》《通往河流的门》《寄存在故乡的时光》《去江南散步》《鲜花地》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夏日的漫游者》、网络随笔集《心随网动》七部作品。《通往河流的门》获第五届安徽省政府文学奖。 寻找“百年安庆” 2001年4月30日。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百年安庆》一书终于问世。第一批样书交到我们手上，印刷质量达到要求，我的使命算是终结了。 实际上，在我给《百年安庆》写后记的时候，这本书的编校、增删、版式设计等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很繁琐，但一丝不苟。我“主动”写了一篇后记，以记录一些个人感受。 在写后记时，原本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进去，但我尽量加以节制——后记毕竟不可太长。我感谢了各位作者、老照片收藏提供者和书籍设计人员，以及追述《百年安庆》文稿从在“月光城”副刊发表到现在结集出书的大致过程。我还稍微表达了个人的历史观。关于我在出书过程中的想法、作法以及如何解决校订中一些难题的，则略而不提。 在此前冬季的一个雪天，我在对《百年安庆》进行最后一校的时候，心中有一股沉郁越积越浓，犹如天际沉沉堆积的冬云。是因为前后历经三校的工作，累了？不是。是由于沉浸在老城安庆百年的历史中，时悲时喜，不能自拔？也不尽然。是天气的寒冷？是心境的孤寂？似乎都不完全是。 我想起了以前在乡下做农民的时光，那时你俯身在土地上干活，你没有时间张望他处。但上帝在你头顶的高天上，他在看着我辛辛苦苦地劳作。他在盘算着什么。我却不知他会用哪只手评判我。他的双手，一是丰收，一是灾荒。当然，我想的是丰收，真的，做梦都想。可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我不敢推理他的思维。但在这清冷短暂的冬日里，我总希望上帝用他温暖的手抚摸一下我的脊背。那么，我会温暖地打一个寒颤。 哈，认真想来，我的不安来自上帝那里，来自流逝不归的历史深处。 同仁医院旧影 距今整整20年的1998年夏天，安庆日报下午版“月光城”副刊新辟了《安庆百年》栏目，意在用老照片配文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安庆百年来的社会变迁，无论是历史大势波涛起落，还是名流名胜、市井街巷风情等都在选材范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和照片留住历史的某些真实，让读者感受到老城安庆在一个大时代中走过的轨迹。 栏目是开了，但老照片到哪里去觅求呢？我心中无数。说实在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以及其它原因，有历史价值的老安庆照片几乎湮没无存。但栏目已开，等于是向读者立下军令状，没有退路可言。内心紧迫焦灼，只能撒开双腿，像私人侦探一样去满城打听。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大多时候只能步行。安庆暑天热得要命，没点毅力真是坚持不了。 7月的一天上午，我去市政工程处找一位陈先生。此前我听一个熟人说，他曾经手市政建设方面的档案，有一些老照片，特别是一组记录安庆东门龙狮桥四次变迁的老照片。 天气很热，炎阳下的城市滚烫如热锅。我到了市政工程处，先登上一座新楼，向人打听陈先生。那人说陈不在这里，在另一座老楼里上班。他从窗口把那座两层小楼指给我看。我下了楼，走向他指我的那座楼。底楼是仓库，我上了二楼。一个年轻女子迎面走来，我向她打听陈先生。她说老陈刚才还在这儿，这会不知哪去了。又问我有什么事找他。我说了老照片的事。她说，噢，他现在不管照片档案了，有一点，都在我办公室里。 我喜出望外，随她走进一间办公室。她指着墙壁边立着的一堆展板，说就是这些，我们上次参加过一次全国城建展览，图片回来之后一直堆在那里，可能都损坏了。我和她逐一翻看展板，发现图片大多折皱翻卷了，并且没有我要找的。不由有点失望。那位女士说，你可以到市建委档案馆去找，我们上次搞展览，照片也都是从他们那搜集的。馆长是个女同志。 我一身大汗淋漓，又来到建委。档案馆在八楼，走了上去，见到一个摆着书刊的大房间里，两位女同志正伏案工作，就问哪位是馆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士站起来，说我就是，有什么事吧？我喘了喘气，从去市政工程处说起，一直说到又是如何找到这来的。她同情地笑笑：他们那照片确实是我们这里的，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也有展板，又逐一翻看。 后来她又拿出一本相册让我看，其中有几幅我很感兴趣，一幅是三十年代安（庆）合（肥）公路正式开工前，即将赴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皖省交通厅（当时安庆为省会）门口的合影；另一幅是1954年大洪水期间安庆城区被淹的情景，下写：卡尔登摄影。我问这“卡尔登”是谁？馆长说可能是一位外国人。“他”原是萃芳照相馆的，拍摄了不少1954年安庆大洪水的照片。关于龙狮桥的照片，馆长说由另一个人保管，那人今天没来，让我下一次再去。 外国人卡尔登，萃芳照相馆的老板？下楼时我还反复在想。我决定马上去萃芳照相馆。 旧时招商局码头 走进“萃芳”，见到几位中年女同志坐在吊扇下吹风聊天。我问：经理在吗？她们说你有什么事？可能是把我当成一个客户了。我说找他问点情况。一个圆脸女子说，他今天可能不得来了。 我有点失望地坐到长椅上，感受了一会习习凉风。我问：你们这照相馆以前是一个叫卡尔登的外国人开的吗？几个人都不知，摇头，说你回头问我们刘经理吧。 第二天上班时路过“萃芳”，我就走进去。这一次刘经理在，他五十多岁，胖乎乎，弯眉笑眼的。他正汗淋淋地用小笔修一幅新婚夫妇合影像，手臂下垫着一块毛巾。他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明来意，说到卡尔登时，经理一笑：卡尔登不是外国人，只是民国时期安庆一家照相馆的名字。我说是不是萃芳的前身？他说不是，萃芳就是萃芳，而卡尔登是一位钱老板在解放前开的，当时取了个洋店名，现在叫红旗照相馆。这位钱老板是萃芳照相馆从前的老掌柜钱仲屏侄子，曾在萃芳工作过。现今也有八十多岁了，还在世，他儿子在人民照相馆工作，叫钱安河，你可以找他去问问。他们钱家几代从事照相，肯定有一些老照片。 从萃芳出来，我去了人民照相馆，钱安河正好当班。钱师傅年过半百的样子，身材细高，脸颊消瘦。得知我的来意，他证实了刘经理的话。卡尔登确实是他父亲开的。 说起老照片，他很遗憾地说，家里以前是有很多老照片，特别是旧时的玻璃底片，曾有好几箱子，文革一来全烧了。他介绍说，以前的玻璃底片好哇，保存多少年也没问题。从前照相馆的徒弟出师时，都要拍摄一组出师照，那是要拿出全部本事的，照相馆曾保留好多，也都没了。 不过，钱师傅没让我失望，他让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昭宗，曾是他父亲的大徒弟，早些年从照相馆退休了，家里保留了一些老照片。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还是从老杨那要的。我说怎么联系？他说了老杨的电话号码，让我跟老杨联系。接着他又谈到另外一个人，是他父亲的小徒弟，也已从照相馆退休，叫胡宗耀，他原在萃芳照相馆，也有一些老照片，不过很看重，不轻易示人的。 后来就谈起徐锡麟就义时萃芳拍摄纪录照片的事。是当时抚台衙门派员来找老板钱仲屏，让他拍摄了徐锡麟就义前坐着和就义后被剜心的照片。衙门人跟进暗房监视冲洗，之后底片和照片水淋淋地就拿走了。钱先生冒险将一张照片感光后未冲洗，因此得以保留。这张后来传世的照片，被翻拍后曾卖到一块银洋一张。据说胡宗耀有这张徐锡麟被剜心后拍摄的照片。 徐锡麟就义前留影 随后一天我又到萃芳去找刘经理。我说现在对萃芳的历史很感兴趣，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如萃芳是哪一年成立的?是不是安庆最早的一家?刘经理说可能是最早的，据说是在清末，但具体哪一年，他也不太清楚。他可以帮我去查上级公司在编的史志。我说胡宗耀师傅你熟悉吗？他说那怎么不熟？他从我们这退休的，还常来。我说听人说他家里有一些老照片，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联系一下，见见面？ 行。刘经理应得很爽快。他让我听（等候）他的消息。 过了两天，我见到刘经理，他说编史志的人出差了，哪天回来可面谈。胡宗耀联系过了。他家在双碑亭边上的八号楼三单元二楼，你可以去和他面谈，照片愿不愿拿出来还不好说。 我以为找到胡师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双碑亭就在墨子巷，我几乎天天从那经过。但去了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一块有建新八栋、月牙宫八栋、墨子巷八栋。进到楼群里面，好像钻进了群山。每个八栋三单元的二楼我都去敲门，主人可能都上班去了，敲着一点反应也没有。天气很热，我心里又急，汗衫全湿透了，神色不免有点张皇。 见到树底下有几位老太太在聊天，我就向她们打听有没有照相馆的退休师傅住在这一块，她们警惕地看着我，说没有。在墨子巷八栋，我等了好一会，有人说这里有位老者好像是照相馆的，不过出去买菜了。等了好久，也没人回来。这时又有人说搞错了，这里根本没有（住）过在照相馆工作的人。 我有点失望地走到墨子巷街上，没着没落地四处张望，心想白跑一趟。就在这时，我发现马路对面还有一个清节堂八栋，我心里一阵狂喜，估计这八栋肯定是我要找的。 我又敲响了三单元二楼的门。敲了好一会，屋里有人问：谁呀？接着门开了，一个身材不高但看上去很精明的老人探出身，有些狐疑地打量我。 我说你是胡师傅吧，我来找你谈点事，萃芳的刘经理跟你说了吧，就是老照片的事。他说：噢，有这么回事。我想进屋去。可他挡着门，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我就站在楼道里，跟他从头谈起报纸征集老照片的事，主要是向读者介绍安庆历史文化，照片我们不要，也不会弄坏，发表过就还给你，另外还给稿费。 经过较长时间耐心交流，胡老脸上渐渐有了点笑意。他说稿费倒不是大事，主要是我也没什么照片呵，那张徐锡麟照片我也到处找，没找着。说着，他把我让进家里。 他走进内室，拿出两幅黑白老照片。一幅是他和别的几个人，一九六五年在老萃芳照相馆门口拍摄的。另一幅是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视察安庆钢铁厂的照片（因伟人在照片上不突出，所以从未面世)。照片还很清晰。我说两幅都可以刊用，又详细问了这些照片的背景情况。 临走前我拿出一张名片给胡老，问：我是否写个字据给你？他让我在名片背面写上借据，又问哪天能发表出来。总之他对我还是有些不信任。 老新光电影院 后来我跟胡老就熟悉了，他向我提供照片时再没顾虑，而且还主动帮我到处打听老照片。 有几位老人都跟我说起，当年徐锡麟就义的照片安庆还有。人民照相馆的钱安河也说起这情况，他还记得自己有一张徐锡麟就义的翻印相片，得空会找一找。但几天后我又去，他说没找到，“家里出了点事。东西很乱。” 后来我知道他的妻子去年身患重病，在五十岁上去世了。我能理解钱先生，除了东西很乱，我想他的心绪更乱吧。但即使这样，他毕竟翻找了，我很感谢他。 一天胡宗耀老人对我说，钱仲屏的女儿还在安庆，他记得她家有一张徐锡麟就义的照片，他说他代我去找钱女士联络。不久，胡老回话说照片没找到，钱女士那没有，但她妹婿那可能有。妹婿姓潘，原也在照相馆，现退休返聘，在市看守所搞身份证照片。他让我去找找看。 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市看守所。原来看守所院子里另有一个专门制作身份证的机构，潘老就在那上班。笑眯眯的，脸相和善。但他同样没有那张照片。他说回家问问妻子看，有的话会给我打电话。潘老后来没给我电话，我想他肯定没找着那张照片。 但潘老虽然没有回音，我却又通过曲曲折折的途径找到了年近八十的杨昭宗老人。这位老先生一生从事照相事业，是位很有个性的人。我多次跟他通电话，表明想去探访之意，都被他婉言回绝。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感动了他吧。在又一次通电话之后，他终于同意我第二天去见他。说好九点半，我在一家派出所门前等他来带我去他家。但约定的时间到了，左等右等他都没来。我有点急躁难耐，又有点惶惶不安，不知老人是不是不来了，几次转身想走。但我最终坚持下来。我想起那句话：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将近十一点钟，杨老终于来了。由此我走进杨昭宗的老照片世界。杨老就是历史，一个城市的历史。我心里多次重复这句话。我们的《百年安庆》一时不会“断炊”了，这让我欣慰。 杨老最先提供给我的是一张1906—1907年间摄于安庆的皖省巡抚恩铭像。这幅恩铭像拍摄于他被徐锡麟刺杀前不久，是一幅玻璃底片。后来历经各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劫难，杨老把玻璃底片藏在沙发背面，才侥幸没被销毁。他为此担负了很大政治风险。照片洗印后仍很清晰，似乎让人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的某个时刻。这幅图片和我的配文很快在副刊发出。 晚清安徽巡抚恩铭肖像照 从杨老那挖掘出来的老照片，涉及很多历史场景，拍摄时间跨越不同历史年代，这些照片及照片背后的故事，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如在老省城安庆，最初的照相馆收费，每张人像最低不少于一两银子，一般平民无从问津。由于顾客主要是官员，照相馆也因而大多设于衙门附近。因为业务有限，早期照相馆都是和牙医合办。那时的城市没有电力，拍摄照片都采用日光。当时还有一个行业规矩，即拍照时通用的玻璃底片都由该照相馆长久保管，不问时间多久，顾客如需加洗照片，照相馆都得提供完好的底片。这是声誉，也是生意。 杨老能够保藏相当数量的玻璃底片，有一段值得一说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饥荒期，有一天杨昭宗在路上碰见一位已逝照相馆老板的太太，用板车拉着很多玻璃底片，正要到废品站去卖，说是卖点钱买吃的。杨老觉得非常可惜，就挑出一部分底片出钱买下。 这些底片中，有“恩铭肖像”，有六邑中学旧影，抗战胜利接收安庆纪念照，民国淑女照，天主堂大火照，1958年大跃进影像，以及老街城门、市井小巷等等，历史信息扑面而来……杨昭宗老人现已过世。他为钩沉安庆百年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值得长久记忆。 高琦小学旧影 杨老提供的照片，大多由我配文在安庆日报下午版《百年安庆》栏目发出。那时我写这类文字近乎着魔，某天撰写《民国年间的一帧淑女照》一文，直至夜深，在反复揣摩老照片上的民国淑女时，似乎和其心气相通，隔世相望。这是很奇特的感觉。 从寻找龙狮桥变迁的老照片开始，到寻找徐锡麟就义的照片未果，然后却在杨昭宗老人处找到恩铭像，历史诙谐地让我走了一个圆圈。我觉得我开始进入安庆这座历史老城的深处。老照片一个个瞬间形象的定格，无论显示的是痛苦还是欢乐，如今都显得那么珍贵。“回忆是人类独有的权力。回忆不仅是感情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掉落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生出许多发人深醒的结果。”（作家汪稼明语）。我们回顾一个城市行走的足迹，也可以从中联想到未来，联想到人类的明天。 四牌楼老街 在《百年安庆》栏目编辑告一段落后，我们打算把发表过的老照片和文字结集出书，我又一次到杨老家借老照片来翻拍。那一天天气不好，黑沉沉的，雷声隆隆，突降大雨。我在天后宫附近迷了路，找不着他家了。只好站在一家电器批发店躲雨，口袋里的手机响都听不见。雨止之后，我才找到杨老家，从而借出和翻拍了更多的老照片。 可以这样说，安庆历史老照片的源头正是由此梳理，形成一种以图片认知历史的潮流，从而也点燃更多市民对于“百年安庆”的热情。 雨止之后是天晴，历史的天空更是这样。由周锦宏先生担纲主编、安庆有史以来第一部图文史籍《百年安庆》如期问世，受到本土读者和外埠安庆籍人士欢迎，许多人为拥有这部书而自豪。初版四千本很快销售一空，一时洛阳纸贵，很多读者要求我们加印。《百年安庆》不胫而走，其中文字成为研究旧时安庆的重要史料，老照片则已成为老安庆的图景象征。 周锦宏先生撰写的《百年安庆》前言，对我的工作给予极大肯定，甚至这样表述：没有叶卫东先生亲历亲为，就不会有这部《百年安庆》的问世（大意）。这让我欣慰。 我特地珍藏了一本《百年安庆》精装本，并请本书照片提供者和文稿作者在扉页签名。我把这本书放在书架显眼的位置，时常取出来看看。我感到欣慰，一种愉悦感将伴我终生。 《百年安庆》书影 尾声。近十年间我主要生活在北京。偶回安庆，发现当年艰辛寻找的老安庆照片，现在满大街都是（网络上更是广泛传播），连我近40年前拍摄的安庆老街，如《四眼井》《登云坡》等也不被告知地多次“推出使用”（拍摄者署名全无）。我在略感悲凉之余，不由想到，这是一个文化历史被商业化的冷酷过程。人们不尊重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收藏者、提供者，已为常态。当然我也想通了，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此不必为此纠结。 安庆西门四眼井（作者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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