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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墨者曾经一度盛行天下，与儒学分庭抗礼，可最后却消失无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历来人们对此语焉不详，只能大概分析一下墨学衰落的原因，如教团内部分裂、不受大国欢迎、违背社会现实等等，推测的成分较多。没办法，谁要墨者都是理工科的技术男，留下的文字记载太少呢。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研究墨家的发展史，深度考索史料文本，依然是可以得到一个答案的，并且会非常出人意料！ 1 南方墨者的分裂 墨学创立以来，以“尚贤”“非攻”“节用”“非乐”等信条，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反对当时的大国兼并战争和贵族礼乐制度，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平民哲学，一度盛行天下，被称为“显学”。但是，从文献所见，这一学派在墨子死后很快就现出了衰败之相。 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在墨子死后没有明确的行迹或著述传世，大抵是一位剑侠式的人物，人狠话不多。有人认为他又名慎子，或慎子的老师，但焦循、钱穆等人已辨其非。其他墨学初代弟子高石子、高何、县子硕、治徒娱、公尚过、耕柱子、管黔敖、高孙子、胜绰、曹公子、彭轻生子、弦唐子、孟山等人，除了在《墨子》一书中出现之外，事迹微渺难求（其中多有齐国的高氏，本为齐公族，可能是田氏代齐过程中失势的流亡者，被墨团收留），远不如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孔子众弟子，所以墨学传到第二代就已经显出颓势了。其中“孟山”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中所载的“钜子孟胜”，他为了守护阳城君的封地，在吴起死后的楚国大变乱中，率领墨团上下一百八十余人死守城池而亡，这对于墨家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 这里提到的几位知名墨者，都不在《墨子》记载之内，也不知其师门传承，可见墨子直传的核心团体（比如为墨子守宋的“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因为钜子孟胜之难而死伤惨重，剩下的人则流散四方、各自为政、互相攻讦。 其中南方墨者主要是“游辩之墨”，已非革命团体，讨论的都是“坚白、同异之辩”，这后来发展为名家的主要命题，可见这些人逐渐向名家转化。同样有这一倾向的还有公孙龙，详见下节。此后南方墨者逐渐消失，大概便是“墨入于名”了。 孟胜死前传位给田襄子，田襄子以新钜子的身份下令，不准弟子再赴孟胜之难，可是被派来传位的三名墨者就当下抗命反死，可见此时钜子的权威已然动摇。而《韩非子》《庄子》所记载的墨团派别中均无田氏，想来这一钜子是有名无实了。后来田氏墨者尚有田鸠（田俅子），此人在楚失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后来转赴秦国，汇入西方墨者一脉，反而别开生面。 2 北方墨者的失败 北方墨学的展开，似乎自相里勤而始（参《庄子.天下篇》成玄英注疏），后有“五侯之徒”，但具体事迹不明。当时的中山国曾有“墨者师”见重于朝堂（《吕览.应言》），是北方墨者帮助小国的实例。但中山国终究为赵武灵王所灭，赵王封其长子赵章于代，此时仍有墨者见用于代（《淮南子.人间训》“代君为墨而残”，孙诒让以为“代君”即赵章，钱穆以“代”为中山之误），后来“沙丘之变”赵章死难，北方墨者所支持的政治势力一一败亡，从此销声匿迹。 然而稍后有赵人公孙龙，他虽然号称诡辩之士，但终身都在为“偃兵”奔走，曾劝说赵惠文王和燕昭王，大谈“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吕览.审应》）,可见明显受墨学影响。他又与孔穿、邹衍等人相论，多谈“坚白之辨”（《史记.平原君列传》），继承的也是墨学传统命题，如此公孙龙实为北方墨者的遗绪。但是其书《公孙龙子》被归入名家，所以这也是“墨入于名”了。此外赵多侠客，平原君就是广收天下义士的“卿相之侠”，我猜测北方墨者也不乏“墨入于侠”者。“任”的概念本由《墨经》所提出，后世以为侠文化的源头，墨之于侠实乃民间一脉相承，历来论者甚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3 东方墨者的衰落 墨家运动的起源，其实是东方诸小国在剧战之下生出的自保观念。关于墨子的出生地，有宋国和鲁国两种说法，但大抵是“泗上十二诸侯”之间。这里在春秋末年就兴起了“弭兵运动”，是墨学和平主义、反战主义的先声。 墨子及其弟子的活动范围也大致以淮泗流域为中心，即便到楚、齐等大国也不是直接效忠王室，而是支持其县侯领主，可见墨学的原生土壤即为小国。只有小国才需要墨者这样的防御战人才，才会支持节用、非乐这样的“极简主义”理念。而且《墨子》所载的理想防御城市是“率万家而城方三里”的小城，要求全民皆兵，统一受守城者调度，这和大国是完全不匹配的，若非小国领主生死存亡之际，也绝不会把守城权全权交给墨团。 所以说，墨学很难离开自己的原生土壤而存活，他们在北方的活动也无非是支持小国中山与代，一旦国灭，墨团也就消亡。而“泗上十二诸侯”艰难支撑到战国中后期，也在大争之世中一一凋零了，所以从其基本盘上来看，墨者的衰微是必然的。 故而东方墨者也随着这一趋势，慢慢丢失自己的立场，变为其他流派。如禽滑厘之弟子许犯，钱穆认为即许行，入于农家。田氏的“於陵仲子”，按钱穆所考，也是“墨入于农”。因为农家讲究勤俭节约，有乡社实验的性质，和墨学自相契合。他们隐居山野、远避战乱，可以视为墨学的一种变体。而许行的弟子田系，钱穆认为即田鸠，后来入秦。 墨子另一弟子县子硕，或即鲁穆公时代的贤人“县子”，与子思多有问答。孟子之时又有墨者夷之与其辩论，梁启超以为告子也是墨徒，但常和儒学者相往来。后又有墨者缠子，与儒者董无心论难（《论衡.福虚》）。这些人都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郭沫若认为这些墨者最后终于归入儒学，证据是秦末东方墨者曾经和儒者一起支持陈胜吴广起义，“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盐铁论.褒贤》），则此时墨者已经负儒家之礼器诗书；又见《淮南子.泛论训》“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说的也是秦末儒墨混同了。如此，墨学本受儒学影响而生，这里又变回“墨入于儒”的结局。 考索其他散佚史册的墨者，还有墨子弟子随巢子，不知何处人，好言鬼神，其说近于阴阳家。墨子弟子胡非子，齐人，著书三篇，无传。胡非子之徒屈将子，应为楚人，好勇，无后人。“东方之钜狡”索卢参，禽滑厘弟子，名字很屌，事迹很少。我子，有书一篇，名字少见，事迹不见。最后有谢子，在东方待着没啥希望，去了秦国，却被秦墨唐姑果所诋毁，最终不能见用于秦，辞去。此外再无东方墨者的记载，而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之时，东方便已无墨学一席之地。最终，关东诸国万马齐喑，只有西方秦国成为了墨学的福地。 4 秦墨崛起和异化 秦墨的崛起，实在是墨学传承中的异数。秦不是小国，却积贫积弱，急需军事人才和管理人才。何炳棣先生的重要论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已经基本考索出了墨者入秦的概况。 大抵在孟胜之难后不久，墨者就已经来到秦国，为之打下了军事基础，后来他们更配合商鞅变法，是商鞅变法的重要推手，田鸠、谢子之流更慕名西来，企图效力于秦。 秦国的“守”“尉”等军职，都为墨者所传来，这些职务也为墨者所担任。《墨子》城守十三篇早已有了系统的守城术、消息术、望气术、机关术，这些终于在秦国有了勇武之地，包括“封爵制”“连坐法”也是墨者首倡，后来成为秦制的关键（其中尚存一些争议，但秦墨与秦国军法的深刻渊源是无法否定的）。墨学以一种极为严酷激进的方式完成了和君主的合作，终于在秦国壮大，这恐怕是墨子生前再也没有想到的。那么，本文的关键问题也就变成了，“秦墨最后是怎样灭亡的呢”？ 在传世文献中，除《墨子》之外，关于墨者的记载多见于《吕氏春秋》。此书在秦国编成，当然包含了大量关于秦墨的珍贵信息。其中我们发现，秦墨在战国后期居然违反墨学的原教旨，提出了“义兵”之说。出兵攻伐他国，本就违背了“非攻”原则，何来正义呢？所以《墨子》原书中没有“义兵”的说法，只言“义政”：“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上》）包括后世所言的“天诛”，也是墨子本人所反对的，他认为天意自会诛之，不能由人代劳（《墨子.鲁问》）。不仅墨子没说过“义兵”，整个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也没有人称道“义兵”，唯独《吕氏春秋》中一口气出现了15次“义兵”！ 墨子曾说“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所以人民需要政府，这本是“民约论”的重要基石，类似英国霍布斯说的“人对人是狼”。但《吕览》的“义兵论”却如此破题：“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览.荡兵》）“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吕览.禁塞》）这真是好一出暴论啊！“义兵说”的这套话语，全部在墨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诞生：既然兵可以用来救守，那就也可以用来攻伐；既然人与人以毒药相坑害，我们就用良药去救人。而这一良药就是“义兵”，就是以杀止杀、以兵止兵！ 《墨子》一书本来就存在一定逻辑漏洞，比如在守城战中鼓励快速杀伤敌方有生力量（《墨子.号令》“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而又鼓励正义者对不义者的讨伐（《墨子.非攻下》有人问：“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就是《吕览》“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的来历，可谓严丝合缝），那么人人都可以自认正义而行诛喽？又比如墨者对城市居民非常严厉，不服命令者动辄处死，这固然是守城者生死存亡之际不得不为，但也着实违反了“兼爱非攻”的初心。所以它一旦被有心人所改造，立马就变成了杀伐果断的“义兵说”。 而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应该就是极端熟悉墨学，又一向支持秦国军队的秦墨，他们只需稍稍把墨家理论推进一步，便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秦国的残酷战争之中（《庄子.徐无鬼》中早就预言过“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何炳棣认为秦墨长年任职秦国之吏，此时已被政府慢慢消融了。此说并无证据，我以为值得商榷。《吕览.去私》中，秦墨钜子腹䵍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为原则，不顾王命而杀其子，可见秦墨自有之组织甚强，并没有被瓦解的迹象。秦国尚需要墨者的组织力与号召力，去发动“义兵”，直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那一刻为止。 秦始皇时代，“义兵”之说达到高潮。李斯夸赞始皇帝时便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很快，天下人又以同样的理论来反秦：“陈王兴义兵，讨不义。”（《孔丛子.独治》）此语为儒者孔鲋向陈胜所说，宣称陈胜之“起义”是为了讨伐秦人之“不义”，其实就是“义兵”对决“义兵”了。于是后来所有起义军均自称“义兵”，如刘邦称：“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史记.高祖本纪》），郦食其言“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则“义兵”和“天诛”总不分离（“诛残贼”与“诛无道”都是自称替天行道）。所以秦朝的话术反而为人所用，自称义兵的人却被义兵所反噬，报应不爽。而秦墨也正是在同样的逻辑下被反噬而死的！ 5 李信征楚阴谋论 话说秦始皇在大兴义兵，击破韩赵魏燕之后（尚有少量残余势力），便展开了二十万人征楚的行动。但最后将军李信却损失惨重、铩羽而归，这是始皇用兵唯一的败绩。但次年他就再兴六十万人以灭楚。此事藏有无数秘辛，田余庆、李开元等人已经解开了一部分，我也将深挖一层：秦墨就是灭亡于此役的，而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竟是秦始皇本人！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李信是与秦墨关联极深的人物。他的祖父李崇为陇西守，父亲李内德为南郡守（参见《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而《北史.序传》《陇西李氏四修族谱》等与此略同）。何炳棣的论文已经考证过，秦军中的“守”“尉”多为墨者担任，而李信家族世代居此职位，就算不是墨者世家，也和墨团渊源甚深。而李信本人更是在征燕战争中使用了墨家独门的机关术： 《史记.王翦传》和《李广传》均云李信“卒破得丹”“逐得燕太子丹”，可究竟李信如何擒获太子丹，则语焉不详。但我们从《太白阴经.卷四》中发现，李信是使用“转关桥”这一机械完成的： “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以杀燕丹。”（亦见《通典.守拒法》） 这种机关是墨家所创，《太平御览.兵部六十八.攻具下》所引的古本《墨子》有“转关桥”，注文曰“秦用此桥而杀燕丹”。今本所传的《墨子》没有“转关桥”，却有同样作用的“发梁”。 《墨子.备城门》云“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贼亓中，上为发梁，而机巧之，比传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且比，适人遂入，引机发梁，适人可禽。” 这种机关就是“转关桥”，是以孙诒让《墨子间诂》把同篇中类似的“沈机”也解释为“转关”。概言之，这本是守城战中的一种机关桥梁，在敌人通过护城壕沟时，突然将桥撤走（谓之“发梁”），于是敌人可擒。但是李信却用之于追击战中，提前在河上设下机关，又将燕太子丹驱逐到此，终于一举成擒。这些证据都显示了，李信应为秦墨的领袖人物。 后来李信带领这支军队攻楚，却大败亏输，其原因经过田余庆《说张楚》、李开元《秦谜》的分析已经大白于天下。这并非是李信轻敌托大，而是因为效命于秦国的楚人昌平君（曾为秦右丞相）在他背后突然作乱，导致他不得不回师自救，于是被尾随而至的楚军大破，其麾下精锐因此损失殆尽。然而，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三大谜团没有被破解：
王翦为秦将灭燕，燕王喜奔逃东夷。秦王曰：“齐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于易。”《太平御览.人事部七十八》引《三将论》
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只能提出一个阴谋论的假设，那就是秦始皇是故意做此安排的。此时天下只余齐楚两强，统一大局已定，正是朝廷鸟尽弓藏之时，而提出“义兵”这一暴论的人（秦墨）反而成为了最危险的存在，不得不除了。 前面说过，秦墨自有其法，不完全按朝廷旨意行事，此时不除，日后必然尾大不掉。后来刘邦入秦、约法三章，正是用的墨者之法（即前文所引腹䵍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刘邦深受侠文化影响，是以熟悉墨家传统，我日后会有另文讨论之），所以他深受秦人的欢迎，秦人父老以“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邦不过在关中待了两个月的时间，何至于有如此之深的人望，让秦人恨其失职呢？原来是墨者本在秦人中有深厚根基，刘邦恢复墨者之法，所以得到“父老”的支持和爱戴（“父老”实为乡里自治组织，守屋美都雄《父老》一文已详论之。而其起源见于《墨子》一书，“守入临城，必谨问父老”，在墨者守城时全民皆兵，父老是重要的自组织单位）。这样扎根群众的组织，当然是秦始皇深为忌惮的，所以他要驱虎吞狼，借楚人的手除去李信的墨团势力。 李信本不欲征楚，在秦始皇的要求之下不得不去。《史记》曰：“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则李信并非主动请缨的，而是始皇早已设定好了战略，让李信来办。李信只能从燕国的北方前线赶往南方。 他要求只带二十万人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手下是一支善用机关术的精锐墨团力量，则不能同时指挥六十万人进行大军作战。要知道墨团是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技术组织，其作战方式必也和正规军不同，如此六十万人调度不齐，反成累赘。所以李信以二十万人出征也是合理的（其俘获太子丹不过用几千人），但是他没有想到背后昌平君早有反心，于是首尾失顾，被楚军“入两壁，杀七都尉”，因此惨败。这两壁应是墨者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而七都尉就是墨者的骨干（前已说明，守、尉都为墨者所设的官职。“尉”字没有甲骨文或金文，首见于秦简，其本义是“持火，以尉申缯也”（《说文》），即“熨”的本字，指持火斗熨平丝帛。这本是一个手工业者的术语，被墨者转用于军旅，表示“以上压下”之意，详见《说文解字注》）。 等待李信大败之后，秦始皇才尽起大兵六十万伐楚。这些人如果早点部署开来，昌平君就不可能反叛成功，李信也就不会进退失据了。如此，王翦在接任大军之前异常的谨慎小心也就容易理解了（《史记.王翦传》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谁知道秦始皇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此后战况异常激烈，从睡虎地4号墓所发现的两封家书推测，写信者“黑夫”和“惊”久攻反城不下，后来虽然进入反城，但两人也最终阵亡，这样墓主人“衷”才会把两个弟弟的绝笔信收入墓中。可见，在秦始皇统一的最后关头，却仍有不少人为了他的小算盘而枉送了性命，秦墨就算没有在李信之败中全部覆亡，到此时也被你来我往的消耗战磨灭殆尽了。“黑夫”会不会也是一名墨者？他的哥哥将这两封信永埋地下之时，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今人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至于李信，他并没有在本战中死亡，似乎还参加了日后征齐的战争，但太史公并没有多加笔墨。我们只知道李信和王氏（王翦-王贲-王离）、蒙氏（蒙骜-蒙武-蒙恬、蒙毅）这样的将门不同，他的后代并没有继续为秦作战。他后来被远封到陇西，其子李超归汉为渔阳太守（《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这一族早早离开了秦国的政坛，除了司马迁的追溯之外，在其他史料中几乎毫无记载。 而司马迁知道李信的故事也纯属巧合，只因为他的好基友李陵是李信的后代，所以李信的事迹见于《李广传》，但详细叙述却穿插在《王翦传》中。我们试比较《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楚世家》与《王翦传》可以得到下表： 我们知道《史记》的史料来源驳杂，《秦》《六》《楚》三篇应是来源于各国的官方史料，而《王翦传》中李信的事迹是司马迁听李陵叙述的，连准确的年月都没有，我们只能强行纳入时间表中。经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前三份史料完全没有提及李信其人，连二十二年征楚之事都只字不提。以《始皇本纪》罗列之详，二十万人的大战竟也被完全抹去。而《王翦传》中所谓王贲、李信共同完成之事，官方史料中只有王贲一人。 到底是官修材料故意删去了李信的记录，以湮没秦墨灭亡的真相，还是李陵一人向司马迁信口开河呢？通过《睡虎地秦简》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战况确实是非常复杂而激烈的，但是简文也并没有提及李信其人。说到底，如果我们没有李陵的讲述，只看前三篇史料和《睡虎地秦简》，这个征楚的故事竟也是完全自洽的。只要我们不相信李陵，李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于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要不要相信李信征楚的阴谋论，都在看官您的自行抉择了。 6 墨者的最后一刺 秦墨就这么完全陨落了么？或许还没有。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墨者的最后复仇。 “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条记录没头没脑，是历次始皇行刺案中最为隐晦的。单这一句话，就有数条疑点：
我认为，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遇盗事件，而是一次精密策划的刺杀，而且是内部人士所为。只有内部人士才能知晓始皇帝的行踪，才能潜入兰池宫附近，并且在首恶已经伏诛的情况下，始皇帝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搜索，以求将这一刺秦组织一网打尽。而这一内部人士，很有可能是秦墨的后人或同情者。 因为，咸阳城是商鞅时期营建的，此时秦墨已经扎根当地，他们作为职业守城者肯定广泛参与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目前咸阳到底有没有城郭仍在争议之中，即便有，对秦墨知情者来说也是穿行自如的。因为根据《墨子》城守十三篇所言，在城墙上应设“突门”（关键时刻可以突然出击的暗门），在城中应挖地道，深达井水泉水，这样才好知道敌人是否使用“穴攻”。只要知道这些隐秘设施的地点，咸阳城便任墨者往来了。最关键的是，“寇闉池来，为作水甬，深四尺，坚慕狸之。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墨子.备城门》），按照墨者之法，为了防备敌人掩埋护城的“池”，应在地下埋设“水甬”，类似地下水管。 到秦始皇时，咸阳城已经建立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当年秦国弱小时，为了防备外敌，曾经修建过什么地下设施。但是，秦墨却可能知道。秦始皇所修的“兰池”在咸阳郊外，极可能是当年的护城壕沟扩建而来，那么有陈旧的“水甬”甚至地道也不足为奇。秦墨的复仇者只需有一份古早的规划图，便可以打通地道，然后潜入兰池宫，静待秦始皇自投罗网。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兰池盗”被当场击杀，但仍然需要“关中大索二十日”的原因。一来是为了搜索其秦墨同党，二来更重要的是搜索整个咸阳城此类的暗道，永绝后患！ 饶是如此，秦始皇仍然不放心。四年后，方士卢生对秦始皇说“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于是秦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这样秦始皇拥有了完全自建的甬道系统，就再也不怕秦墨后人在咸阳城中捣鬼了。而秦始皇高度紧张的高压政策，似乎正说明“兰池盗”事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想必就在此时，卢生还会向秦始皇汇报最后一条墨者的消息。他在北海求仙之时，见到了一位神秘人。据《淮南子.道应训》所载，此人“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似乎是个天外飞仙。东汉的王充不相信此说，他说“卢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云？”（《论衡.道虚》）那么这个无翼飞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且看他自己的陈词：“若我南游乎冈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原来此人是一个会机关术的墨者，其能飞的“鸢肩”不过是墨家发明的“木鸢”而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这应该是个装逼的滑翔装置，并不是真的能飞。这位来自“沉墨之乡”的奇人没留下姓名，只是装神弄鬼一番就跑了。不知道卢生把这则见闻告知秦始皇的话，会不会让这位满手鲜血的嗜杀者在晚上睡觉时，再次吓出一身冷汗呢？ 我考索这则不大靠谱的八卦消息并不是为了强行开脑洞，而是想说明，最后的墨者确实有一部分装神弄鬼，入于道家。道家早期经典《太平经》与墨家思想之间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这已得到学界的公认，具体考释可见王明《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而奉《太平经》的早期道士，如于吉、张角等人，做了什么装神弄鬼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张角、张鲁等人秘密结社，组建半军事化的平民组织，又祭天事鬼，很可能是受了墨学的启发。是以后来《道藏》之中，也存有多条对墨子的记载，如《抱朴子》所记《墨子五行记》《墨子丹法》等，皆为道家托名墨子而作。此外还有《墨子隐形法》《灵奇墨子术经》《墨子枕中记》《五行变化墨子》等诸书。在这些书里，墨子不仅身具内功，尚且能炼丹、隐形、变换相貌、役使阴物，还做了一回赌王（“蒱博必胜”），到了《太平广记》里，干脆成了一位“地仙”，极其荒诞不经。但由此亦可见道家对墨子情有独钟，大概墨者的末流，最后亦入于道吧。 而如果有一部小说，能把墨者灭亡的全部故事详细写出，那一定会非常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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