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这是梁漱溟对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评价，可见马一浮的国学造诣是非常高的。当年即使是以狂傲闻名学术界的熊十力，也是放下姿态、老老实实的向马一浮请教问题。 与好友李叔同遁入空门不同，马一浮最终选择了国学里的儒学作为人生归属。值得一提的是，马一浮先生并非那种全然未见过世面的老顽固，他早年曾留学美国、日本，学习英文、日文、德文，还早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进中国。 这样一个人，没有像胡适等人一样被西化，仍然以儒学为宗，背后的原因值得后人深思。有意思的是，当年马一浮还有一位好友叫彭逊之，他研究《易经》，对于命理学说很是痴迷，认为自己必须剃度，才可以避免人生中的忧患。 于是彭逊之选择了出家，出家后他写了《天命说》，马一浮对此颇不认同。究其原因，马一浮的骨子里以儒为宗，并不相信机械、固化的命运论。真正的儒家讲究生生不息的龙马精神，不会屈膝于常人所说的命运。即使真有所谓的命运的桎梏，那也不过是用来打破的。 明末大儒王夫之坚持辟佛，而好友方以智却选择了佛门，背后的道理，同样值得后人深思。那么像马一浮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于儒释道三家之分别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呢？ 总得来说，马先生以儒家为宗，甚至认为人类一切文化最后必定归于儒家六艺，只是六艺在各种文化里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西方人讲真善美，本质上与六艺追求的一样。 但马一浮并不排斥佛教，且认为儒家与佛家宗趣相同，两家都是让人体认自性，都是让人破习显性、反求诸己，都以为人人皆可成佛成圣。他说：
可见在马一浮眼中，儒佛只是名相而已，不必执着，重点是名相后面的实质。但马一浮对于后世佛教尤其是宗门中成为家常便饭的胡乱棒喝、妄逞机锋的风气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禅学一开始是很质朴的，并没有那么多葛藤，棒喝之事不过是偶尔为之，重点是知行合一的实行。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儒家才是真正的秘法，只是这个秘法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很多人不以为然，转而去追求那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就好像众人天天呼吸着空气，却不觉得空气有多玄妙，马一浮曾说：
儒佛的宗趣本质是并无不同，但马一浮对道家的看法却不是如此，马一浮认为道家与儒家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一个擅长“破相”，一个擅长“显性”，在《玄言与实理之别》一文中，马一浮直接将老庄列为为破相教，把孔孟列为显性教。 所谓破相，就是用巧妙的语言，揭示众人习以为常的道理其实是谬误，破除人们的各种成见。但马一浮认为老庄善于破，却不善于立，结果使人无可依据、流荡失所。总结起来，老庄的弊端在于不能见识大体，最终也不近人事。 所以儒家讲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礼乐教化，试图通过这些来恢复人人本有的智慧与德性。而道家则反对世俗的礼乐纲常，主张自然无为，甚至有人认为世道坏了，就是儒家多事所导致的，如果人人都自然无为，世道就清净了。 这么说，猛的一听似乎也对，就像很多人宣扬的那样：如果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社会就会有一个质的提升。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们说的“如果”并不存在，那种理想中的人人安分守己，人人都管好自己的情况并不存在，所以才有规则，才有法律，才有儒家所谓的礼乐纲常，才有所谓的“多事”。 规则、礼乐纲常，看起来的确很繁琐，但确实是基于现实的最优解。如果把现实的改变寄托于某种可能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过去的王朝，一般都是儒家、法家并行。法家用铁的规则来约束人性，儒家用礼乐来提升人性，二者并行不悖，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王道、霸道合用。 当然，对于儒释道的分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历史上的大师们都有自己的看法。重点是，我们能从这些差异中得到什么启发，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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