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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一位部长级官员书法家,首次提出书法艺术之“尚” 问题

 岐黄堂中醫 2020-10-10

文/一者

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书法意识和不同的书写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特性,因此明董其昌首次提出了“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宋人书尚意。”后有理论家提出,晋人尚“意”而宋人才尚“韵”,理论根据是南齐谢赫在“六法”首次提出“气韵生动”才有了“韵”的说法,其实晋人是尚“意”的。至于晋人是尚韵还是尚意,本文不做讨论,只梳理书法史上尚的产生。

自董其昌提出不同时代的书法之“尚”问题,书法理论史上基本接受了这一说法。只要书法有审美效果出现,书者就有了越来越自觉的追求。这就是所谓“尚”的由来。不过这个“尚”当初并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规定,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书法发展的历史事实分析,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明代一位部长级官员书法家,首次提出书法艺术之“尚” 问题

王羲之行书六月十一日帖

首先是时代的实用需要,时代为实现书写能提供的条件和时人利用条件实现书写所显示的能力和所展现的效果。当书写能力、效果越来越显现并为人所满意时,它就成为人们的希望和向往。即人们的书写在满足实用的前提下逐渐出现了审美效果,人们有了越来越自觉的追求,这就是此时之“尚”。

其次,时尚出现,也与时代书法发展的实际状况有关。当人们越来越感到所悟之理,经得心应手地书写,能出现真率、自然的效果时,便有了力求这种效果之“尚”;当科举考试需要有严谨的文字形式时,便有了法度严谨之“尚”。

再次,也反映出时代书家个人对书理的理解和掌握的实际状况。

时代的向往是越来越清楚的,时代影响个人,个人向往的总和,也就是时代的向往。

明代一位部长级官员书法家,首次提出书法艺术之“尚” 问题

陆游 致原伯知府判院

但是为什么董其昌讲了晋、唐、宋代的时尚后,竟讲不出元明之尚呢?这当然不是说元明书尚不值一谈,而是以赵、董为代表的这时段书风,除了力求取得晋唐效果,实在没有别的追求。

每一位书法人都了解书法历史,自元明以来,已形成一种学书模式,人们除了师法晋唐,并没有考虑:既已把书法当作艺术,书家该怎样把握好这一形式?应该做怎样的追求?事实上,这些都未曾作为间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这就使时代的书法以单一的晋唐模式发展,也越来越妍媚,终于引起了时人审美心理的逆反:以前以为至美的书风成了时人厌恶的东西。

董其昌虽看到了三个时代的不同书风,却没有从书法发展规律来认识问题。站在自己的时代,应考虑如何顺应规律作满足时需的追求。恰好相反,他从未研究赵书的历史意义,只一味沿着赵的道路。事实说明他既不真识晋唐宋人书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时尚,更说不出赵孟頫所讲求的宗法晋唐的意义,更想不到从不同时尚中找出规律以求有所遵循,作自己的追求历代书人也都在根据前人的书法经验,提出一些感受、心得。但大多是肯定既有的学书思想方法上的感性知识,真正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规律认识前人的得失者实在不多。大多是技法方法的经验之谈,缺少书法何以为艺、何以为美,道理何在的深思明辨。人们心理上形成了这些都是不用多考虑的问题。很少涉及书法之为艺术的论述,更不见有人提出书法艺术还有什么发展方向问题。

明代一位部长级官员书法家,首次提出书法艺术之“尚” 问题

董其昌临苏轼《黄州寒食帖》

理论与实践脱节,是书法进入到有了明显的艺术效果以后,特别是到元明时期的基本状况。就是说:书者只按既有习惯写字,并不关注有什么艺术原理,我该有怎样的认识、追求。大都是依着前人的方法写字,写得有前人的模样就是“好字”。——陈陈相因,深恐远离晋唐法帖一步,这就是实际上并未将书法当作必然按规律求发展的原因,而且越到后来这种状况越严重。虽然碑书发现,给了书法以新的生命,但是,由于就事论事,并未真正找到元明以后,书风何以日益虚靡?为何碑书兴起?书法重又振兴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以致改革开放新书法热兴起之时,仍不过是晚清以来所走过的老路的延续。一提创新,各种非书法、反书法的现象出现。人们虽然对这一现象不满,却找不到这些现象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一切艺术也会随时代发展,一切的创新发展,都是根据事物的内外部和主客观需要和可能进行的。

书法,正是在实用需要的推动下,有了文字体式的发展,有了各种书法形式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没有实用需要推动,根本没有书法。书法不是由于受文字、受书契的约束,未能或难以得到艺术上的发展。在人们不知何为书法艺术、何以有书法美的时候,它不知不觉有了美,成了艺术。时代已不再考虑实用需要,只是一心谋求纯艺术效果的发展。

任何一种艺术,如果成为程式,强求人们恪守,就必然引起审美心理的逆反。书法之为艺术,必以汉字的书写作形象创造它讲求形象的生动、个性的鲜明和创造这种形象的功力其实从古以来,直到唐宋,所有的书法都是有鲜明个性面目的。秦以前之书已难以多见,无从比较。汉简之外留下了许多名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魏晋时的、今人还能见到的书作,也无不各具面目。隋代以后,直至盛唐,更是书家辈出,个性强烈。除了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钟绍京、褚遂良、张旭、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等外,还有一批僧人。无论怎么说,这些人绝不可能有今人这么清醒的艺术创作意识,一定要寻求出自己的风格面目。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却留下了千百年后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其个性特征的面目呢?

为什么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后来者似乎怎么想赶上古人却怎么也赶不上呢?

这里面确有可思考总结的经验。只可惜人们似乎根本没去注意这一点,没有认真思考总结,只是觉得这些字好,堪称典范。既是典范,就要以之为法,总结他的笔法、结体之法,定为模式,一笔一画,老老实实学仿,依葫芦画瓢。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功夫的,所以当初这种效果出现,人皆以为美。从实用上说,这是可以的,越有统一的面目,越有利于实用。所以这一学书经验就被众人认可,很顺利流行开来。更为有意思的是:这种学书方式,从字体、书写工具器材、方式稳定以后,直到现今,再也没有改变,也从来没有人怀疑。为什么古人之书,一个人一个面目,不去刻意寻求,人们也讲求像古人那样求得生动自然。反而到了后来,临书不难,要写成一家面目,却成了一个书家最难之事。

明代一位部长级官员书法家,首次提出书法艺术之“尚” 问题

唐玄宗书法

有人说:这是因前人作书,面目上没有先例,所以怎么写都有属于自己的面目。前人面目多了,后来人不是撞上这家,就是撞到那家。

不能说这话没一点道理,就像人们无意中会发现两个面目很相像的人一样。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书法为了创造个性面目,前人还总结出许多经验,提出具体办法,如所谓“入帖”、“出帖”、“讨百家米,煮一家饭”等等,然而事实上煮成“一家饭”的并不多见。

不过,尽管如此,人们并不怀疑这些经验。理由很简单,心理上已认定已有的学书模式是绝对正确的了。

可是有了模式可仿的人想过没有,根本上无模式可仿的人又是怎么写出较前人越来越生动完美且个性鲜明的作品来的呢?

这个问题被忽略了。没在书法进入全盛期之时进行创作经验总结,这是前人的疏忽。如今书法成为纯艺术了,还不能认识书法何以发展为艺术,还不能对出现那么生动面目的根本原理进行总结,而期望能有古人那些个性鲜明的书法面目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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