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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豫闽（福建）
当一张你自己四十年前被人拍摄的老照片，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照片上的你，连你自己都快要认不出来了，什么时间拍摄的，是谁给你拍摄的，你全忘记了。相信你也会也我一样，大张开嘴巴眯上了眼睛，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今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我接到电话赶到“仰韶部落”茶社时，杨栓朝的电脑屏幕上，真真切切是一张我和王俊彦的合影。都赤裸着上身，王俊彦手里抱着的是一个渡河用的那种葫芦，我的右肩上是一个救生圈样的东西，背景是黄河码头和当年渡人的大木船，还有人正在上下船。杨栓朝比我小好几岁，虽是朋友但根本认不出来是我，是旁边的乐村移民村支书张雪春认出来的，当年我插队下乡当知青时，我们是一个大队的好朋友。如今的我已是一百八十斤的大胖子，照片上的我是不到一百斤的瘦猴；照片上的我十九岁，风华正茂；如今的我已经六十三岁，老态尽显。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四年，难怪好友杨栓朝没有认出我来。我迫不及待地追问照片的来历，因为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是谁给我拍摄的这张照片？我手里从未有过这张照片，我更从未见过这张照片。杨栓朝告诉我，别说你，任何人此前也没见过这张照片，因为作者拍摄后，就没有冲洗。河南省渑池县南村乡政府所在地的南村村和南村乡的沿河许多村落，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都被淹没找不到踪迹了。近期，南村乡组织人撰写《南村乡志》，需要配上一些南村乡的老照片，再重新拍摄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要想展示南村乡过去的原貌，急需一些老照片来佐证，而村民们家里，由于那个年代普遍较穷，很少有人拍摄这样的风景照片。杨栓朝因此找到了我县著名的摄影师杨静亭老师。杨静亭老师由于在“渑池报社”工作过的原因，当年四处拍摄了一大批照片，他们期望杨静亭老师的手里能有这样的照片。杨栓朝找到杨静亭老师后，他指着一堆旧胶卷说：当年我是拍摄过不少南村的照片，但由于经费等原因，胶卷一直没有冲洗过，你可以在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你需要的照片。杨栓朝如获至宝将这些老旧胶卷拿来，经过三门峡专业人士处理后，终于使得一批南村乡老照片面世了，可喜可贺。由此，我想起了全国著名的作家、文学家、民间艺术家、画家、社会活动家冯骥才老师，他近年来投身于抢救祖国非文化遗产工作，不遗余力。虽然自己贴进去很多时间和金钱，但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做了一件利国利民，流芳百世的事情。杨栓朝就是渑池的冯骥才。据我了解，他近年来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并且小有成就。据他讲，他带着这些宝贵的老旧胶卷，奔赴三门峡多次才扫描出来，才使得这一批珍贵的老照片面世。但他也想不到，这里面会出现一张我的照片。盯着照片思考良久，我的记忆闸门才慢慢打开......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是我下乡插队渑池县南村村的第二个年头。头一年国家提供的每月三十七斤商品粮没有了，社员们对我们的新鲜感消失了，也不再把我们当成上级派来的“工作队”挨家挨户让我们吃“派饭”了，也不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回城了。我们要自己做饭吃，我们要和社员们一样下地参加繁重的劳动了，我们成了真正的农民。我们也开始和社员们一样挣工分，一样参与年底分配粮食了。寂寞、劳累、疾病、无助、贫穷，使我失眠、忧郁、崩溃，我人生第一次感到了绝望和死亡，并且夜里起来徘徊在黄河边上，几次差点一头栽进黄河里一了百了。按当下的说法，我当时是得了“抑郁症”，但在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名词。就在这个时候，县上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南村公社（当时还不叫乡）南村村，县上在此组织了一次全县基干民兵武装泅渡黄河活动，县武装部吕部长亲自来到了南村。记得这项活动当时县上其他地方也来了部分基干民兵，但人数不多且以观摩为主，武装泅渡活动仍是以南村村基干民兵为主.毕竟他们生活在黄河边上，对黄河熟悉水性也好，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一直是“旱鸭子”的我，本来是不能报名参加的，但已经不把生命当回事儿，只求早死早安生早解脱的我，对上级隐瞒了不会游泳的情况也报了名。照片大概就是活动正式开始前，在黄河里热身后照的。杨静亭拍摄的另外几张照片，都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我的这张照片，显然是摆拍的。如今回想，大概是由于我和杨静亭老师认识的原因，他专门为我们拍摄了这张照片。他五十年代和我老爸同在渑池报社工作过，六七十年代又经常出现在老爸工作的单位县供销社，与常年住在老爸单位的我经常见面，因此认识了我。他在黄河边上采访拍摄时意外遇见我，便“假公济私”让我们站好了位置，专门为我拍摄了这张照片。也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因为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里，当年人们照相也很少，我后来便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估计杨静亭叔叔他自己也忘记了。因为此后多年我和杨叔叔见面很多次，他也从未提起过有这样一张照片。武装泅渡正式开始前，吕部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是“旱鸭子”强行取消了我的泅渡资格，但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仍然偷偷地上了船。从南村公社仁村渡口坐船过去到山西一方，然后武装泅渡过来河南一侧。由于是顺流斜着渡河而下，我们上岸的地方，是在南村公社大院背后那一块的黄河边上，并没有到下游的苹果园附近的南村渡口。我这个“旱鸭子”那一次敢于渡过黄河，除了不怕死，主要原因是南村二队我的好友董栓年怂恿的结果。他问我会不会拔叉几下，我说会。他说那就行，黄河水水浑浮力大，再在腰上绑两个葫芦，顺水漂到黄河中间时，我推你一把，你用力拔叉几下，就渡过来了。事实也真是这样。只是到了岸边，董栓年已经不再管我时，我腰上绑的葫芦不知为何突然松开了，吓了我一跳。说自己不怕死的人，其实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口，还是会害怕的。人的求生本能，使我不由得就喊出了救命声，我并没有从从容容地放任自己被黄河水淹没死去。董栓年闻声拉了我一把，我也慌乱中又抓住了松开的葫芦，这才化危为安。事后，我当然受到了吕部长的严厉批评。他骂我：万一你出现了意外，让我怎么给你的父母交代？！你父母养活你这么大容易吗？你知道你的父母如今在县城过得是怎样的生活？你父亲在你走后，也下乡驻队段村劳动改造了。你的妈妈，除了要养活你的三个弟弟，还要照顾你生病卧床的外婆。你妈容易吗？你已经十八九成人了，就因为这点劳累，这点困难就不想活了？人家老农民人老几辈都这样生活着，难道人家都和你一样，也都不想活了？！你如果死了，你能对得起谁？......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你自己！你明天不要下地干活了，关住门好好反思一天，想明白了再出门干活......就这样，我的“抑郁症”慢慢地好了，我的天空也明朗了，我也开始和社员们一起积极劳动了......挨着我的叫王俊彦，我们是一起下乡插队到南村公社南村村一队的。南村公社接受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我们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我们之前之后，南村公社再也没有接受过知识青年，今后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因为历史已经翻过去那一页了。因此，杨栓朝劝我把那一段历史写一写，也放进《南村乡志》里，我答应了。那是一九七五年八月，早已厌倦了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文化的我们，三年高中没上完，就从县水泵厂的车床前离开，在水泵厂大门前照了张合影就各奔东西了。农村来的同学，当然回了农村，县城来的，也要去到农村——上面美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多年来的“文革”瞎折腾，国民经济已经频临崩溃，城里已经没有岗位可以就业了，毛主席便想到了这个办法。当年，农村有亲戚的可以投靠亲戚，住在亲戚家里当农民，这是一种情况。父母有本事的，可以通过关系让子女就近投靠，下在家附近的东关大队、西关大队、南街大队、北街大队、一里河大队。说起来也是下到了农村，但仍然可以在家里吃饭，这又是一种情况。本事稍差一点的家长，让子女下在县城附近的城关公社其他生产队，像孟岭大队、关家疙瘩大队、野狐沟大队、西河南大队、东河南大队。虽然是自己做饭吃，但由于离家不远，星期天仍然可以回家，这也是一种情况。剩下的大部分高中初中毕业生，大都被县上安排到了房子统一盖人员相对集中的“知青点”，像乔岭、庄子、苜蓿、河南庄、西曲、果园等地。所有这些人也只是“户口本”上换了个身份，市民成了农民，其他的和以前没啥区别。这一切，也是小县城比大城市优越一点的唯一地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大都被发配到边远的云南、新疆、贵州、陕西、内蒙、黑龙江了，命运更惨。县城里剩下极个别另类的，就数我们几个了。两个男的我和王俊彦，三个女的车阵霞、高豫萍、田素琴。我们五个人提前也没商量，都主动报名下乡插队到了渑池最偏远的南村公社南村大队，距离县城一百多里山路。我们两个男的分在一队，她们三个女的分在二队，分别住在南村街的东头和西头，相距不到一公里。别人是啥想法我不知道，我就是早已厌烦了在家里带弟弟做家务，一天也不想在家里呆了，期盼着早一天下到远远的地方，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农村大有作为——我当时就是这么觉悟，这么高尚。私底下的真实想法是，能离家多远就多远，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县上的安排是：等天气晴朗道路通车了，“县知青办”派人送我们到南村。我和王俊彦等不及了，自己背着行李，步行一百多里去了下乡插队的地方南村村。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是县上动员知识青年尽快下乡插队宣传的好例子。我们一切都安排停当，开始劳动的一个月后，那三个女的才坐着公共汽车到了南村。至于再往后又去的两个知青上官优民、杨秀菊，他们俩属于投靠亲戚性质的，和我们不一样。王俊彦的父亲当时是县水电局局长，他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得多，他为什么也去了南村，我不清楚。我们其实也想和女生下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由于当年男生女生相互不说话，都碍于面子没有张嘴，这才造成后来的样子，这才带来了生活生产上很多不便，如今说起来，我们都有些后悔。当时的南村大队，大队支书是董安贵，治安主任是任可武、团委书记是王栓群、民兵营长是王兴忠、保管是王小乐、会计是张振林。谁兼着大队长、副大队长，忘记了。我们一队的队长是返乡青年王小福，副队长是张和尚、张法正，（张和尚死后张土生接任），妇女主任是张秀珍，保管是李乱阁，会计是张小有，民兵连长是李小虎。我和王俊彦两个住在小队专门给我们盖的三小间房子里，没有院墙，没有厨房。这是县上专门下拨的每人三百元的“建房安置费”修建的，目的是鼓励乡村接受知青。像我们这样只有两个人的，剩余不了什么，要是几个几十个知青下在一个地方，统一建房，在那个年代是会结余不少钱的。那三个女知青的情况和我们类似，生产队也为她们建了房子。王俊彦身体比我强壮，当然承担起了“丈夫”的责任，我体力不行，但由于家里没有姐妹，从小便家务活样样在行，自然成了“妻子”，当地人都说“小民”是“彦彦”的媳妇，说的就是我们俩。头一年由于有粮站商品粮供应，加上大伙高看我们一眼，把我们当成县上派来的“下乡工作队干部”，吃了几个月“派饭”，我们也没觉得什么艰苦和难过，甚至觉得比在家里美多了。等后来真正成了农民，等参与到社员们的行列里开始挣工分，等尝试到南村当年那种不要命的学大寨干法，我们才觉得受不了了，才有了想早日返城的想法。尤其是后来，看到有门路有本事的家长，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个招工安排了工作，一个个当兵进了部队，一个个办理了病退回了县城，甚至学习上狗屁不通的也被推荐上了大学，我们的心里也开始有了动摇，开始对当初发下的誓言有了怀疑。一九七七年底高考制度恢复，我凭借在学校是好学生的老底子，考上学离开了农村，车阵霞、王俊彦等人被招工当了工人。到一九七八年底国家有了政策，所有知青都可以返城了，剩下的几个也都先离开农村回到县城闲着，过了一段时间，国家形势有了好转，也都找到了工作，其他人的详情就不细说了。人生回过头来看，原先风光的不一定风光，原先不被看好的，后来倒风光无限。有些人追求大富大贵至今仍在奋斗，有些人安于现状，小日子过的很滋润。要不人们咋常说“世事难料”，要不人们咋常说“各人有个人的活法”呢？幸福不幸福也和婚姻一样，就像穿在鞋子里的脚，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别光看鞋子是不是名牌。和我同在一张老照片上的王俊彦得多说两句，要不就不符合题目“一张老照片的故事”了。王俊彦由于在南村干得好，下乡插队第二年的一九七六年就被提拔为大队民兵副营长成了大队干部，整天风风火火忙于工作，脚几乎不沾家里的土，也很少回家吃饭。后来他又爱上了一个农村女青年，生活上也得到了农村女青年家里的照顾，回我们二人的家更少了。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大队的青年突击队，过上了集体生活，集体在一起干活、吃饭，我们二人的家也就名存实亡了。一九七八年三月（恢复高考那年由于仓促，全国都是头年年底考试，第二年春上才入学），我走后不久，王俊彦就被三门峡第十一工程局招工成了工人，他返城后和那位别人都不看好，家里也不同意的农村女青年正式结了婚，这和许多男知青回城后，甩了原先农村的对象不一样，很让我们佩服。由于他踏实肯干和有领导能力，没多久就被提拔成了领导，后来官至处级。小浪底工程开工后，他在济源负责一个标段施工。据说是兄弟标段的领导来看望他，他们一起喝了酒，酒后王俊彦实在，非要把人家开车送回去，结果在途中发生了车祸丧了命。毕竟我们“夫妻”一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将近三年，还是很有感情的，怀念他，但愿这篇短文他能在天堂里看到。最后加一句：我之所以和农村青年张雪春、董栓年成了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当年大队的能人、名人，是我佩服的为数不多的人。还因为我们当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教子女”，不知道你明白否？本刊特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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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豫闽，男，六十三岁，供职于河南省渑池县公安局，现已退休。有数十篇小说、散文，百余篇通讯、消息散见于各级报刊杂志。本刊特邀专栏作者。 《当代文摘》编辑部
主编：黄山松 吴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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