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成都这几天，有哥们约吃饭，男人间饭局少不了酒。进了房上了桌，问： “喝白的还是红的？” “必须白的才够意思啊。” “那今晚喝多少？” “必须不醉无归啊！” “醉了咋办？” “好办，打个车就回去了，成都别的优点不敢说，出租车妥妥的满大街都是。” “你得送我回去，不然我掉长江里，你有责任。” “啥责任？” “未尽照料义务，组织酒局构成先行行为，对醉酒人员产生照料义务，但轻信不会出事而照料不周，导致他人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过失致人伤亡。” “哦，我请你吃饭，咱这在西三环，你住东二环，饭后我得雇车，还得亲自送，那这酒是互干互敬互灌的，我要路上出事咋算？” “谁组局，谁负责，你出事，我没事。” “得，服务员，上天地二号。” 聚餐喝酒引发的伤亡，在此之前都被当做民事侵权，死者家属可以诉请组建饭局的人支付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赔偿。但是李案破了局，开了喝死朋友你坐牢的先例。 面对几乎一面倒的罗某阴谋论，不妨问几个问题： 第一，饭局喝酒还是不喝酒，哪样是主流？你要非说不喝酒是主流，好吧，我认同，但喝酒的饭局是不是常见？恐怕你也说不上我错。 第二，既然饭局可以喝，喝多少才正常？别人灌酒，自己追酒，高估酒量是不是常见？作为组局者，你有没有精准把握度量的水平？ 第三，假定罗某居心不良灌酒，那么正常的逻辑是否第二步灌醉实现后，尽快支开他人，否则影响剧情发展？但是罗某三番四次的阻止散局，是嫌对方醉得不够透，还是只想继续喝？ 本案，罗某最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检察院认为，被告对于李的死亡负有轻信避免，照顾不周责任。李某数次离开酒吧并做出自残行为，仍然没有引起被告的重视。检察院认为，罗某没有采取停止喝酒，送医醒酒或送回家等合理照料措施是承担罪过的主要原因，最后导致李推开的士车门、跨越护栏坠江而亡。 判决后，网络主流评论是对被告的量刑过轻，罪名不当（比如侮辱和强制猥亵不成立）。 公众可能疏忽了一个前提，即罗某本身也是醉酒状态，不能期待醉酒状态的人做出合乎常人的行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赞同醉酒可以免责，对自身酒量没有合理预计，导致醉酒而侵权甚至犯罪，与正常人侵权犯罪同等待遇。 王利明教授认为：“同饮者实施在先行为会引发一种在后的照顾义务，这一义务不是经济活动产生的，是一个在先行为产生的。” 但要求醉酒之人对其它醉酒之人负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行为，此事不妥。 第一，不能从严重之果只倒推照顾义务之因。 比如我组织酒局，但醉酒后另外两个人打起来，其中一个被打死了。如果我有劝架或报警，那我无民事和刑事责任；如果我没劝架，在一旁欣赏助威，也不报警，那我有民事责任而无刑事责任；如果我直接醉倒了，这里我说的是真醉倒而不是装醉倒，后面发生的斗殴致死，我既无民事更无刑事责任，因为斗殴的两个人也是成年人，当对自身行为负责。 第二，本案怎么定义酒局发起人？有三个细节。 细节一，事发当天从三点半到凌晨后一共发生了四个地点的饭局，酒局，检察院认为罗某是三场酒局的提议者，“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之后，李等四人决定找个酒吧继续喝酒。”这里只说了是四人共同决定，没有说倡议人，那么是否削弱了罗某的注意义务？你的注意义务是从第一场饭局算起，还是从第四场酒局算起重新分配？细节二，李某是因为错过最后一班地铁，才发生第四场酒局，可见并非罗某一直阻挠解散，他的义务也并非一直贯穿。细节三，在最后一场酒局前，四人共饮了24瓶啤酒，并没有发生醉酒迹象，是否可以对四人酒量有合理预期？ 第三，罗某在第四场要命酒局里的错，对与模糊行为。 错的行为在他点了四杯烈性酒，以及放任李喝了五杯啤酒，没有及时终止酒局。对在他确保前五次李离开酒吧时都有人在身边照顾。模糊行为在于商量后打耳光行为不当还是和年龄认知匹配的举动？ 第四，为什么不能是共同责任？ 酒局倡议者的注意义务是否包括委托照顾？如果包括，李某在数次危险行为中，其它三人均发挥了照料作用，罗某的照料责任延伸到另外二人身上，而二人也通过实际行为进行了分担，李某跳江前正是另一人在车上负责照料，三人构成共同照料责任。 第五，什么是最优的照顾方案？ 对醉酒者，有五种方式照料，通知家人来领，护送回家，送医院，就地或就近等待醒酒，报警。哪一种最优？肯定是送医院，但日常中哪一种最常见？应该是送回家。当晚，罗某确实拒绝了送医院的提议，但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没有选择送医最优方案，就意味着照顾不当？再说，李某自行拦车回家，是另一朋友阻拦司机说醉了不能送，而非罗某。 第六，打耳光行为是侮辱还是醒酒？ 两点看法，其一，罗某打耳光行为是两次征求其他人意见之后，在其他人协助之下完成，要么你说他们共同侮辱，要么应该说他们共同方法失当。其二，不懂心肺复苏者实施不当救助，导致未能挽救溺水者，可以侵权赔偿，但要不要入罪？心肺复苏也要按压胸部，是否属于强制猥亵？ 第七，共同饮酒人侵权常态是消极不作为。 不尽照顾，护送，通知的义务，导致醉酒人发生严重后果，本案中罗某及其同伴采取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行为，他或他们的过错在于没有采取果断终止饮酒的根本性积极行为，而是采取了持续饮酒并照料的补充性积极行为，是否必然入刑？是否只应由罗某赔偿？ 结论，基于第四场酒局的共同倡议，李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类似委托产生的共同照料义务，以及具有积极的照料行为这四点，三人均构成侵权，承担民事责任，罗某不宜入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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