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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任万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紫禁城，作为一个文化整体，首先体现在建筑文化上，其次典藏有汇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各类载体——可移动文物，再次为无形的明清历史文化脉络，它们共同展现与诠释着先民的价值观与生产生活方式。为方便保管与研究，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从材质与形态上将藏品186万余件（套）分为25大类，如青铜器、玉石器、法书名画、陶瓷器、珐琅器、漆器、金银器、服饰、家具等。而从功能属性上，大体上又可分成六大类别。
西周青铜颂鼎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清松石绿釉瓷镂空花篮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旨意档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太和殿正面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第一类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古代礼制的实证，如各种礼器、皇帝御玺、卤簿仪仗、皇帝礼服等。中国是礼仪之邦，诸礼存诸典籍，也昭显于器，即“器以藏礼”。特殊的重器成为国家的象征，如传说大禹铸造九鼎，历传于夏商周，所以后世均大力搜求钟彝鼎鼐。为记述三代以上文化气象，宋徽宗敕编《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著《考古图》，清乾隆帝敕编“西清四鉴”。因而，青铜礼器成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重要文物。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君子比德于玉，历代帝王广泛搜求玉器，皇帝御玺也主要以玉为之。传说秦代李斯所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历代帝王孜孜搜求不得，但均沿袭天子六玺并不断增益，作为王朝发号施令的权力象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圭璋璧琮等玉器，是先民敬天礼地之物。清王朝御玺“二十五宝”至今如数保存在故宫，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权力中枢运行的重要物证。 服饰带有鲜明的时代表征，封建时代等级尊卑于衣冠一目了然。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大量服饰文物，特别是清代遗留的帝后礼服，既体现了《周礼》记载的各种象征“十二章纹”，而披领箭袖又体现了满洲的民族特色。帝王的威仪，还需要恢宏的卤簿仪仗来烘托，金声玉振，旗飘旌扬，表现仪式的盛大与肃穆庄严。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成组的清代卤簿仪仗。清朝以骑射立国，十分重视对武器装备的制造、管理与使用。故宫博物院珍藏有举行阅兵与秋狝大典的戎服与各类武器等。 第二类是生产生活实用器，真实反映了清代尤其是宫廷的生活习俗与风尚。明清帝王日常衣食住行各种用具，在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中占比最大，举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尤以清代为多。比如帝王追求舒适与唯美的便服鞋帽、珠玉首饰、铺垫幔帐，以及缝纫这些成品所用的布匹丝料等，多达十余万件以上；各地制作的饮食器大宗瓷器，大量供奉内廷，故宫博物院典藏多达三十余万件。清代宫廷造办处还设立四十余个作坊，承制宫内日用所需，包括沐浴盥洗化妆器具、取暖纳凉器具、照明器具等。诸如满族餐饮习惯所用多穆壶、火锅等；清代盛行吸闻的鼻烟容器，即今人当作艺术品的鼻烟壶；传统扇子、机械风扇，甚至盛冰隔热的“冰箱”，以及取暖用手炉、炭盆等，存量均不在少数。床榻、椅凳、桌案、箱柜等家具，故宫博物院尚存有六千余件。皇室生活用品优选良材，巧匠制作，精雕细琢，今天看来均是美妙的艺术品，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才智。 第三类是清赏艺术品，如历代书画碑帖、宋元瓷器、历代玉器，以及时作清供。为怡情悦性，帝王们多钟情于古书画金石等，皇室从不同渠道汇集了历代大量书画作品。本朝帝王游艺翰墨的作品以及诗文手稿，对后世子孙而言是先王“手泽”，必世世永宝；当朝书画大家与翰林名臣的作品也多有贡献，且宫内专设如意馆招揽画师大量绘制。对内府所藏大量书画作品，乾嘉时期先后敕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及续编三编。帝后用于创作或鉴赏书画所用的“鉴藏印”、帝后抒发情感所制的各类“闲章”等，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如“为君难”印，即折射出雍正帝为政的心路轨迹。此外，为展现国力昌盛，纪功垂远，清朝还绘制了各种纪实性绘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除了书画以外，历代玉器、清雅宋瓷等也被视为珍奇雅玩搜罗入宫。清帝还敕令研发新品，成为时兴之作，如清代创制的画珐琅器、玻璃器等，以及巧制雅做的把玩陈设玉器、漆器、瓷器、盆景、牙角器、墨砚等，皇帝认为这些作品“宜子孙”而令“子孙永保”。 清代宫中盛行戏曲活动，遗留大量戏曲文物，包括戏衣、盔头、砌末、戏本、戏曲演出人物画等，具有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价值。舶来品钟表，在清代并不主要作为实用计时器，而是作为室内陈设与欣赏之用。今天看来，它们不只是艺术品，而且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机械科技水平，也反映着中外交流的历史。 第四类是文化的直接记录——书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原因之一就在于先人将文化与精神书之典籍，藏之册府，历代递传。文教为先，历代帝王大张旗鼓地搜求古籍。清“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清史稿》），到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更是连续发布征书谕旨，大规模征集民间藏书。清内府藏书，上溯宋、元，编有《天禄琳琅书目》。除宋元版古籍外，设武英殿刻书处，编纂刊刻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量殿版刻本均完好保存，武英殿殿版的木板现存24万余块。 第五类是宗教器具。明清皇室有着多种宗教信仰，或佛教，或道教，或萨满教，故宫博物院尚遗存大量神像、供器、法器等，而尤以佛教文物为多，少数为清代蒙藏地区宗教领袖进献，大部分为宫廷造办处所造，如无量寿佛成千上万，佛堂内陈设盈壁满堂。尤其重要的是大量佛像与供器，多存于原清宫各处佛堂，至今摆放位置未曾变动，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藏传佛教在宫内的表现形式。 第六类是档案。即明清两朝政权运转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清末民初几经散佚流转，遗留至今尚有一千余万件，现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少量与故宫宫殿陈设、建筑与服饰、瓷器图样等密切相关者留存故宫博物院。 此外，1949年以后，按照现代博物馆的各类征集藏品方式，又不断丰富藏品数量20余万件。以上所述，仅为概略，篇幅所限，实难细数。我们应该更好地以匠心呵护遗产，深刻诠释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与伟大智慧，让其人文精神永远滋养中华儿女的心灵世界，智慧光芒永远照耀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 14版）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朱诚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紫禁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朝二十四帝，近五百年时间中以此为国家中枢之地，政之所出，号令天下。紫禁城从明朝“永乐之治”肇建，到清朝“康乾盛世”定格，是我国明清两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盛世风华历史的见证者。 古代社会，都城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皇宫是国家的中枢之地，建宫迁都是国之大政。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是其建宫迁都决心确定的标志。随之下令建长陵，疏通大运河，为迁都作前期准备。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落成，转年正月随即迁都北京。朱棣以迁都北京来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的地缘政治格局，以此一统农耕和游牧经济广大区域，并以天子戍边宣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白玉交龙纽“天子之宝”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五次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出征塞外。特别是迁都北京，入紫禁城仅四个月后，在三大殿遭雷击焚毁的复杂形势下，仍毅然亲征。永乐年间设置奴儿干都司，一统东北边疆。派使者出西域，修通川藏驿路，出兵安南，稳定西北和南部边疆。派郑和下西洋，外交天下，紫禁城迁都大典上，数十个国家使臣参加盛典。疏通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编纂《永乐大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设置内阁，成一朝定制。朱棣把朱元璋开基的明朝统一大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为整个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功垂史册，史称“永乐之治”。没有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没有南北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就没有紫禁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证明，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战乱不断，但以紫禁城为核心的都城始终是稳定国家的中心，并依托南方经济的发展，调控北方游牧经济，维护着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拓展海路外交天下。明朝开基之时，由于交通阻隔，西方和东方各国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按照各自国家的发展轨道运行。航海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视野，各国之间，特别是西方和东方之间海上交通的开辟，是人类从陆地向海上发展的一大历史进步。明成祖朱棣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首航200多艘船只，近3万人的船队，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以及海图及航海罗盘之精确都属世界一流。这表明，明初的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此后，紫禁城见证了明朝的繁荣与发展，也经历了其衰落与消亡。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随即成为清王朝的皇宫，北京成为清王朝的都城。从康熙朝开始，用十多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长期孤悬海外的台湾，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使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国家空前统一、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有所繁荣的盛世开端，史称“康乾盛世”。 以康熙朝为开端的盛世，到乾隆帝时达到顶峰。康熙、雍正、乾隆始终坚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天下观，最终实现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康熙还派兵抵御沙俄入侵，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线。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摒弃前朝修建长城的惯例，放眼大漠，恩施四方。乾隆朝彻底完成平定准噶尔大业，两次出兵西藏，挫败廓尔喀侵扰，稳定了大漠南北和西藏边疆地区。统一新疆，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边疆地区实现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由此而推动的经济文化发展，使民生得以改善，人口突破三亿，成为盛世的重要标志。 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既稳定了江南政局，也促进了国家财赋重地的经济发展。南方市镇的繁荣，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大量的中国瓷器、丝绸、茶叶出口欧洲。盛世巅峰时期，户部银库库存的白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上下。盛世倡文，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历经三朝九十余年撰成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修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朝纂修而成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无价瑰宝。康熙帝开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帝长期驻跸，以此维持和改善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康乾时期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仪器、书籍和西方艺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也是康乾盛世的重要标志。 康乾盛世之时，正是世界局势剧变时期，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面临艰难的挑战。俄国从北方陆路、英国从南方海路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与欧洲强国间的力量对比大体上仍处于战略均衡态势。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前，中国的人口与整个欧洲大体相当，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也不在欧洲之下，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王朝的盛衰决定着紫禁城的命运，建于“永乐之治”的紫禁城曾遭雷击，三大殿毁于一旦，至正统年间重新建成完工。明代中后期进行的是局部修缮。鼎革之后，紫禁城又为清朝皇宫，顺治二年（1645年）完成了对三大殿的修缮，改名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宣示了“清承明制”的国策。康熙朝太和殿曾遭大火焚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复建，但基本维持明朝格局。乾隆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紫禁城进行大规模修缮、改建、扩建和重建。以倦勤斋为例，从格局、摆设到通景画，乾隆帝都精心设计，处处精心布局。当它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的格局。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王子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规模恢廓，意象深远，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宫殿群。它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主要建筑有中轴线上的三大殿（永乐时名“奉天”“华盖”和“谨身”，嘉靖时更名为皇极、中极和建极，清顺治时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和东西两侧的文楼（清称体仁阁）、武楼（清称弘义阁）、文华殿和武英殿。后廷主要建筑有中轴线上的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和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这两大建筑区构成了紫禁城的基本格局，既继承了传统宫城的规划之道，又依据时代和文化变迁有了升华与发展。 前朝的文武建筑分布与道德价值观 三大殿又称三朝，沿袭周代的宫室制度，指外朝、治朝和燕朝。外朝是帝王办公和举行大典的地方，治朝是帝王与群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燕朝是帝王燕寝的地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外朝朝门外设有嘉石和肺石两块石头。《周礼·大司寇》记：“以嘉石罢平民……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设于朝廷门外左边的是嘉石，右边的是肺石。设嘉石的目的是使有罪过但还没有触犯刑法的人跪在上面，以令其悔改。立肺石的目的是让有冤屈而越级上告的百姓，站于石上三日，证明不妄言后，就会有官员出来查问案情。 历代在继承周代“五门三朝”制度时，这两块石头虽然没有被保留下来，但却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而且深远地影响了紫禁城的规划格局。西晋建立直诉制度，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唐宫城承天门朝堂外东置肺石，西设登闻鼓。唐玄宗建大明宫时，于含元殿前建钟楼和鼓楼，则把二者演变为配楼的形制。宋代继承唐宫阙之制，于殿庭左右设二楼，金中都仿北宋汴京，于千步廊南东建文楼，西建武楼。元大内继承了这一制度，萧洵《故宫遗录》云：“左右有文、武楼与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解释说：“钟楼又名文楼……鼓楼又名武楼。”可知，金代和元代的文武二楼，实际上就是唐宋时代的钟鼓二楼。 明紫禁城文楼、武楼承袭元制，建于正殿奉天殿左右两侧，但与前代文武二楼却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和殿前东西两侧耸立着两座重檐楼阁，东曰体仁阁，西曰弘义阁，形成东西对峙拱卫正殿的格局。体仁阁原名文楼，弘义阁原名武楼，建于永乐十八年，是正殿奉天殿的两座配楼，直接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所建南京紫禁城的文武二楼之名。明嘉靖四十一年改称文昭阁和武成阁，清初顺治时才更名为体仁阁和弘义阁并一直沿用至今。 我们发现，明代之前正殿两侧虽然有文武二组建筑，但并没有强调文与武的特质，而是把它看成是钟楼和鼓楼的形制，在整个宫城和都城中是孤立的。而明代则强调了文武两组建筑，而且还于文武二楼后建文华殿和武英殿，并与北京城的崇文门和宣武门遥相呼应，形成了新的城市布局特点，即以中轴为准把城市分成东西文武对称分布的格局。当我们从北京城整体布局来把握时，会发现以中轴线为基准，属文的建筑位于东方，如文楼、文华殿和崇文门，属武的建筑位于西方，如武楼、武英殿、宣武门。甚至连国家中央官署机构的设置也是以中轴为准按文武来布置的，中轴以东设吏、户、礼、兵、工部及鸿胪寺、钦天监等机构，主文；以西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及刑部、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主武。 这种文武两组建筑分布实际上是古代官僚体制的反映，举行朝会大典时，文官站在东边，武官站在西边。《新唐书》记：“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明会典》明确规定：“文官侍立，位于文楼之北西向；武官侍立，位于武楼之北东向。”清代不仅继承了这种文武建筑格局，而且将之提升，上升到道德价值观的高度。顺治二年改文昭阁（文楼）为体仁阁，武成阁（武楼）为弘义阁，这赋予了前朝建筑新的寓意。《周易乾凿度》曰：“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事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符合东方属文配仁，西方属武配义之说，而体仁出自《周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弘义出自东汉班昭《女诫》“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即体现了实行仁道、弘扬正义的儒家精神。 仁、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仁，不仅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而且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仁德即文德，推行仁政。义，意味着“正其义不谋其利”“见利思义”。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文武两组建筑，经过清代的更名，彰显了前朝建筑道德价值观层面的意义。 后廷的乾坤建筑分布与宇宙认识观 后廷最重要的建筑是位于中轴上的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乾清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在明代，坤宁宫面阔九间，进深三间，中间开门，与清代的形制不同。清代，坤宁宫是萨满教祭神的主要场所，将正门开在了偏东一间。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在明代形制独特，上圆下方，屋顶形如伞盖。交泰殿按前三殿和王府之制为穿堂，又称圆殿。永乐帝仿南京宫殿之制创建紫禁城，于乾清、坤宁之间建有穿堂圆殿，以其形制，称为中圆殿，嘉靖时才将中圆殿更名为交泰殿。 乾清、坤宁之名，出自《周易》和《道德经》，《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母”，《道德经》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清是明亮的意思，故《中庸》称天“高也，明也”；宁有积聚、贞固不动之意，故《中庸》称地“博也，厚也”。天高明，故正大光明；地博厚，故厚德载物。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认知里，乾和坤是古人认识宇宙极为重要的两个词，乾具有创始的作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元是指宇宙中的一种巨大力量，有了它，万物才有出现的可能。坤具有创生的作用，“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元也是宇宙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有了它，万物才能够生出，它是顺承着乾元的运行而运行的。而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在于二者相交生出的泰卦，所以泰卦之象是乾卦与坤卦的合一，《易·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古人从中体会到要掌握时机，善于调理，以成就天地化生万物的机宜。紫禁城后廷的乾坤建筑分布就反映了古人的这种宇宙认识观。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 1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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